面临人口危机的中国会全面放开生育吗?(组图)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去年4月,范建华(音)生了第三个女儿,她担心自己会因为违反中国的生育限制而被罚款。
为了支付六岁孩子的治疗费用,范建华已经负债累累。让她松了一口气的是,当她向警方登记她的新生儿时,她不用支付5万元的罚款。
“我是真的很高兴,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34岁的范建华说,她是湖北省中部城市丹江口的一名全职妈妈。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在缓慢而渐进地放松长期以来对生育和女性身体的限制。一些地方政府默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北京表示,公务员将不再因此类违法行为被开除。中共领导人承诺要使人口政策更具包容性,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政策将进一步放宽。
在中国,包括立法者、学者和官员在内,越来越多的声音敦促政府取消生育限制。如果共产党想要扭转出生率急剧下降的趋势,就需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周二公布的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去年的出生人数下降到毛泽东时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低生育率意味着劳动力减少和需求疲软,这可能会阻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但共产党对放弃控制持谨慎态度,并且一直抗拒全盘取消生育限制。相反,北京一直在采取一种逐步的方式,慢慢瓦解曾经强大的计划生育制度,并制定出豁免规定。在许多地方,警察、雇主和市政官员正在决定执行这些规定的严格程度。
这对范建华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有更多的自由来生育更多的孩子。但这也造成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况且很多人本就不情愿生育更多孩子。
在广泛的文化变革中,这一战略也可能失败。对教育、住房和医疗保健成本不断上涨的焦虑如今在社会中已经根深蒂固。许多中国人就是喜欢小家庭,政府提高出生率的努力,包括在2016年推出的二胎政策,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如果不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同时又鼓励生育,这是自相矛盾的。”位于北京的研究中心全球化智库的人口学专家黄文政表示。他说,取消所有的生育限制将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我认为必须采取这样的步骤。”
自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北京一直是世界上对生育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这使得国家计生委对人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拥有强大的掌控权,对夫妇处以罚款,并督促——有时是强迫——女性堕胎或绝育。
33岁的陈华云(音)说,她还小的时候,在她的家乡江西省,当地的官员会检查家里的晾衣绳,看有没有婴儿衣服。陈华云的父母是公务员,在学校放假时会把她藏起来,或者把她送到祖父母那里,因为她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在中国东莞,陈华云(音)和她的孩子志豪(左,音)和淑薇(中,音),以及4个月大的家豪(音)。今年,陈华云不必隐瞒第三个孩子的出生。 LORENZ H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被认为是非法生育,从来没有公开说起过,所以他们没有被罚款,”她说。“直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同事才知道有我这个人。”
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变得越来越明显,官方之中出现了重新考虑独生子女政策的声音,但很快就被驳回了。直到2016年,政府才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现在,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要快,一些人认为,政府不能再对生育实施任何限制了。
“应抓住当前生育政策对部分居民还是硬约束的时机,全面放开生育,及时释放其较高的生育意愿,”中国央行在4月14日发表的一份工作论文中表示。“若稍有迟疑,将错失以生育政策应对人口转型的宝贵窗口期。”
该报告预计,到2050年,劳动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60%,低于2010年的四分之三,这将损害中国的生产力。
北京试图证明自己在倾听。
“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12月写道。他说,政府将降低养育和教育成本。在1月,党控制的立法机构敦促当地政府对于违反生育限制的行为停止实行“过于严厉的惩罚”。
周二发布的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人口增长放缓。 LORENZ H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不愿放弃生育限制,部分原因是认为不能相信所有中国人都知道他们应该生几个孩子。
“我们发现,在西部的一些贫困地区,人们仍然痴迷于多生孩子,”国家支持的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接受《中国日报》官方采访时说。“因此,更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来说可能意味着生更多孩子,而这使他们的脱贫变得更加困难。”
在中国遥远的新疆地区,当局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规则,而北京将之描绘为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斗争。这项运动导致近年来在该地区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实施的绝育和避孕手术增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手术是强行实施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强大的控制武器,而夺回这种武器是困难且代价高昂的。在放宽之前,细分到村级的计划生育机构雇用了大约800万人,他们将女性集合起来植入宫内节育器,或迫使她们堕胎。
官员们还对违反规定的夫妇处以巨额罚款。2015年,中央党校的一位高级研究员估计,这些费用在每年30亿美元至50亿美元之间。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给计划生育雇员重新安排角色,包括人口研究和应对新冠病毒方面。但是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意愿保留了强制执行生育限制的权力,这导致了矛盾。
中央政府去年5月表示,公务员不会因为违反生育限制而失业,但几个月后,东部城市杭州的一个村民委员会在一名女性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将其解雇,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
北京在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很大程度上让地方政府按自己的意愿执行这些限制。 LORENZ H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终可能做不了多少改变。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出于其他原因推迟结婚和生育,包括拒绝女人应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以及做家务的传统观念。
现年38岁、居住在北京的儿童读物编辑刘晴(音)说,她从来不考虑在未来结婚生子,因为这所付出的个人代价太大了。
刘晴说:“所有你想要的——你的理想和雄心——都要做出牺牲。”
刘晴说,中国社会惩罚作母亲的女性,她指的是身为母亲的女性在求职中面临的歧视。
“我对这种环境感到愤怒,”她说。“我不是那种会接受现实并妥协的人。我不接受。”
生下第三个孩子家豪时,陈华云发现为孩子登记注册的过程很顺利,让她松了一口气。 LORENZ H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其他中国人来说,该国的社会安全网的缺陷意味着患重大疾病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少生孩子是不得已而为之。
被赦免罚款的范建华(音)说,她和她做散工的丈夫感到越来越绝望。医保已经支付了女儿治疗白血病费用的一半,但他们还需要49万元。
她生第三个孩子只是因为她听说手足的脐带血可以帮助治疗白血病。但是她后来得知这种治疗的费用将超过64万元。
“我不敢想将来,”范建华说。她还说,如果女儿的病情恶化或他们破产,他们将不得不放弃治疗。
她说:“我们只能听从她命运的安排。”
由于担心中国迅速老龄化的劳动力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学者和立法者正在敦促政府取消计划生育的限制。 LORENZ H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