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害人不浅！女子体内留有断针头，4年后才发现，男子双眼被误诊，至今难维权（组图）

在经历了数年无法解释的痛苦后，多伦多一名女子得知原来令自己长久感到不适的来源居然是早前做完手术后遗留在身体内的一根断针头。

今年39岁的Mandie Brooks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她就一直感觉臀部时不时传来一阵刺痛。Mandie最初没有把这太当回事儿，以为是由于自己腰间盘突出引起的。

因疼痛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几年，Mandie去过不少次医院，就腹部和盆骨部位做了多次X光和CT检查，可每次检查结果都显示没有问题。

见过的医生们也都告诉她，"你的身体很好，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然而这股神秘的疼痛感却依然存在，直到今年3月，Mandie去了另一家位于菲沙河谷的医院，又做了一次检查，才找到了导致疼痛的真正"元凶"。

片子显示在她的臀部左侧，有一根长约两英寸的白色针头，正好在髋骨的上方。

Mandie透露，当时看到片子的医生都大为震惊，还专门又安排了好几次检查，最后才敢确认。

放射科报告显示体内存在金属异物（metallic density）。

后来医生又翻看了Mandie前几年做过的片子，发现那根针头竟是从2017年开始就在她的体内。

"医生说这绝对是一起医疗事故。"

断针头究竟从何而来？

Mandie怀疑这是在2017年一次外科手术后遗留下的，她坦言自己不记得当年在手术时有打过针，但手术结束后她在医院住了三天院，所以她认为这是医生或护士期间为她注射止痛针留下的。

Mandie说她已经预约下周与外科医生见面，讨论如何从身体中取出断了的针头。

"因为椎间盘突出，我已经患有严重的健康焦虑，这无疑又给我的生活增加了另一层恐惧和压力，使我的健康和职业受到了威胁。"

如果这根断针头的确是在那一次手术后被留下的，很明显当时的医生或护士因不想承担责任而选择对患者隐瞒真相。

更让Mandie感到后怕的是，在过去几年求医的经历中，竟然没有一个医生或放射治疗室发现这个问题，"我所面临的不是一起医疗事故。"

实际上，与Mandie有着类似遭遇的医疗事故受害者还有很多。

对于有的人来说，医疗事故对生活的改变可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而有的人可能在一夜之间生活就发生了巨变。

来自埃德蒙顿的65岁女子Joanne Black控诉，医疗事故毁了她的下半辈子。

2013年9月，Joanne接受了一次手术，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早上，她感到口渴想要喝点东西，可她却什么也吞不下，"无论我试多少次也没用。"

"医生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过几天就好了。"

但在手术后的第13天，Joanne就止不住地开始吐黑血，"我本来想找其他医生看病，可都被拒绝了，那些医生表示不愿卷入因另一位医生造成的医疗事故里。"

无奈之下，Joanne只能找当时给她做手术的医生问诊，接着便是长达5个月的住院治疗，附加额外的医疗伤害。

一次偶然的机会，Joanne从一位肠胃病科医生那里得知，之所以会出现吞咽障碍是因为在先前的手术中，她的迷走神经不知为何被切断了，才会导致无法自主进食。

那段时间，Joanne每天身上都要插着一个泵和喂食管长达10多个小时，"完全没有了社交生活，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更让Joanne感到绝望的，没有医生愿意接诊她这个病例，住院5个月所接受的更像是"续命式"治疗，最后她不得不飞到美国，才把病给治好了。

因为这次医疗事故，Joanne不仅元气大伤，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还背上了不小的债务。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社交网络或媒体讲述了自己成为医疗事故受害者的经历，但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残忍的现实，那就是这些受害者往往很难维权。

多伦多前护士Teri McGrath称，据她所知，医疗事故的官司几乎很少有打赢的情况。

首先在加拿大，愿意接医疗事故案的律师少之甚少，因为一旦接了案子，律师就相当于与提供医生法律支持的组织——加拿大医疗保护协会（CMPA）对抗。

CMPA拥有高达50亿加元的收税资金应对索赔，其运转方式为医生支付会费成为会员，各省再向这些医生支付90%的会费。

跟CMPA打官司，不仅输了要负担一笔高昂的律师费，还要耐得住性子，一场官司可能要打上8-15年，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医疗受害者放弃起诉的原因。

是不是听着挺讽刺？CMPA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医生辩护，却"逼"得纳税人无路可走，被迫失去了追索权。

今年49岁的Clayton Malanowich在2016年时被误诊为视网膜撕裂并接受了治疗，自那之后，他凡是出门都必须戴着特制的太阳镜，且眼睛长期处于疼痛的状态。

"每天早上醒来对于我来说都是噩梦的开始。"

即便已经在家里到处都挂着遮光窗帘的情况下，Clayton的眼睛也无法适应，后来他决定移居温哥华。

Clayton自嘲："我大概是少数因为温哥华经常下雨来这里的人了。"

据了解，在过去的几年，Clayton一共见过30位医生和20位律师，所有人都拒绝为他作证或是接受他的案子，"他们都说获胜的可能很小。"

但Clayton不愿就此放弃，他想要听到道歉，想要寻求一份正义，"我不是要妖魔化加拿大的医生，可当错误发生时，理应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Clayton和其他的医疗事故受害者们正在呼吁，希望加拿大能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体系，让因医疗事故而受伤的人能够自动获得赔偿。而不是除非在手术室里出现问题的情况外，患者只能孤军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