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论自由和网络仇恨边界不断试探的监管之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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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仇恨在疫情期间更加猖獗起来，德国刚刚生效的打击右翼极端主义和仇恨犯罪法比《网络执行法》更强硬，更激进。

从2022年2月起，在德国，社交网络平台不仅仅需要移除非法内容，对于一些严重的暴力威胁内容还需向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BKA）报告。4月3日，德国一部打击右翼极端主义和仇恨犯罪的法律正式生效。

按照德国已有的《网络执行法》（NetzDG），对于明显的违法内容，社交平台需在接到举报后24小时之内将其移除。而这部最新通过的法律将内容监管之手伸得更远，更深，德国安全部门可以从社交平台获得违法内容发布者的IP地址、通讯端口、甚至密码等信息。

德国司法部长强调，网络仇恨在疫情期间更加猖獗起来，通常表现为右翼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女性贬抑。

网络仇恨言论的肆虐，社交平台脱不了干系。上月底，无国界记者（RSF）在法国起诉Facebook，认为Facebook在处理仇恨言论和虚假消息上没有实现自己所做出的“安全数字环境”承诺，具有欺骗性，违反了法国的消费者保护法。该组织表示，正考虑在其他国家对Facebook发起类似的诉讼。

疫情中肆虐的不仅仅有病毒，还有关于病毒的谣言。非营利组织First Draft去年对Twitter、Instagram和Facebook上有关疫苗的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Facebook已成为法语地区新冠疫苗阴谋论的风暴中心。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0年的一份全球调查报告中称，Facebook在社交媒体平台Top5中安全等级评分最低。

Facebook不是第一次因为平台上内容在欧盟境内陷入麻烦。有意思的是，各国对付该问题的“武器”选择不一。比如说，在法国，无国界记者用的是消费者保护法，因为在法国，消费者有着相当有力的权益。而在德国，能用的工具则可能是《网络执行法》。《网络执行法》是一部生效于2017年，用于打击网络仇恨、煽动性言论和虚假消息的法律。在德国境内有超过200万注册用户的社交网络平台为其适用对象。按照规定，对于明显的违法内容，社交平台需在接到举报后24小时之内将其移除，否则将面临高额罚单。而且，平台需每年发布一份关于违法内容举报和内容审查的透明度报告。可以说，这部法律就是一部专门针对网络内容监管的法律，如何规范Facebook处理平台非法内容也理当在其射程范围之内。

然而，马克•里申(Marc Liesching)等媒体研究学者们3月底公布了一份对《网络执行法》实施情况的评估报告。报告对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平台的内容举报机制进行了评估。与一年前来自德国联邦司法部的积极评估不同，该研究得出的结论略显尴尬：这部实施三年多的法律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管作用，相反，它走向了初衷的反方：审查过度。

为了逃避监管，社交平台倾向于多删，而不是少删，而多删带来的问题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损害。而且，因为时间限制和可能的高额罚单，在德社交网络选择用自己的平台规则来审查内容，而不是按照《网络执行法》。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的数据，在2020年下半年，Facebook处理的《网络执行法》举报为4211起，而Twitter超过80万起，TikTok则超过24万。这是一组差距明显的数字。难道是因为和其他平台比较起来，Facebook在德国的业务有限？显然不是，据statista，Facebook在德国拥有3000万用户，占社交媒体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

对于非法内容的举报，Facebook提供了两种途径：一种是根据Facebook社群守则的举报，另一种则是依据《网络执行法》的举报。评估报告发现，Facebook通过设置将用户举报引导至第一种。根据平台自身规则来规范内容的结果是，平台做出移除的决定和移除的内容不会出现在网络执行法透明度报告当中。正因为各社交平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举报机制，所以在德国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进行对比的举报数据。而且，平台发布的透明度报告只提供全球范围内的内容移除数目，而不是各国情况，所以，各平台上到底有多少举报发生在德国，也不得而知。

按照自己的社群守则来规范内容，这后面的逻辑是，家规管理家事。而在监管机构或者法律看来，这些庞大的社交平台其实是一个公共场所，用户可以畅所欲言，但不能违反法律。

可是，《网络执行法》的一个漏洞在于，各平台不必将它作为审查举报内容的首要依据。而用户如果按照《网络执行法》进行举报，其实能享受更多的权利。

德国联邦司法部部长曾明确表示，一些所谓的平台守则不能凌驾于德国法律之上。面对Facebook透明度报告里的“不透明”，德国联邦司法部曾于2019年以《网络执行法》举报表单过于隐蔽，违反了网络执行法的理由，向Facebook开出了200万欧元的罚单。不过，这个罚单至今仍未落实。评估报告同时也指出，该法律中罚款的震慑力量实在有限。

从《网络执行法》2017年诞生的那刻起，对它的争议就没有消停过。很多德国法律人士对该法律是否和欧盟指令保持一致表示怀疑。欧盟电子商务指令明确的是来源国原则。包括Facebook在内的大部分互联网巨头将欧洲总部设在爱尔兰，这些巨头们认为，自己理当处在爱尔兰的监管之下，不难理解，他们看中的是爱尔兰监管的松散迟钝风格。该评估报告指出，一些互联网公司并不将《网络执行法》视作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在自愿遵循它。

该评估报告的结论，简单说来就是，这部法律的实际作用沦为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管多了。德国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今年1月，联邦司法部发布了《网络执行法》修订草案，在“审查过度”问题上，增强用户提出异议的权利，用户面对发布的内容被移除或者账号被封，可以要求平台给出充足的理由，且有恢复被移除内容的可能。同时，简化网络执行法举报机制。

而在该法律可能与欧盟指令相冲突的问题上，德国不会轻易放松自己的网络监管。去年12月，欧盟公布了旨在规范平台对内容责任的《数字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草案。德国联邦政府曾表态，该法律理当为成员国在打击仇恨言论上留下空间和灵活度。

刚刚生效的打击右翼极端主义和仇恨犯罪法比《网络执行法》更强硬，更激进。该法律的出台是对发生在德国哈勒、卡塞尔、哈瑙等右翼袭击事件采取的行动。其中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对譬如谋杀威胁和煽动民众等违法言论，网络平台需向德国联邦刑事调查局直接汇报，并提供包括言论、IP地址、通讯端口等用户信息。而去年5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判决，允许德国安全部门获取电话通话人信息，或者网络用户IP地址的法律，是违宪的。鉴于此，这部原本于去年6月已得到德国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通过的草案,迟迟得不到德国总统的签署。最终的妥协是，对于用户数据的追踪只限于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不是秩序违反行为。

又一部法律尘埃落地，德国这只在言论自由和网络仇恨边界不断游移的监管之手，又将做出新的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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