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核查：反亚裔犯罪“统计数字虚高”？抗议是“被左派当枪使”？（组图）

最近几周，随着社交网络上不断出现纽约和旧金山街头针对亚裔的暴力攻击视频，加上3月亚特兰大按摩店中的六名亚裔女性被枪杀，亚裔开始走上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表达对反亚裔仇恨事件的愤慨。

据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不乏某些貌似“理性”的声音在提醒同胞们不要“被左派当枪使”，一些说法声称反亚裔犯罪的统计数字虚高，而这种统计的背后存在政治动机；一些则指出施暴者似乎总是黑人，试图制造亚裔与非洲裔之间的对立；还有些则声称亚裔在网络上和街头的抗议活动或许恰恰促使人们对亚裔施暴。

先说几个事实：

1.   来自多个不同研究机构的调查得出了一致的结果：疫情以来，许多亚裔开始遭遇种族歧视的攻击；

2.   对警方的初步数据汇总显示，去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有所上升；

3.   目前的上升与疫情缓解、媒体关注、以及人们更多主动报告有关，也与各大城市的凶杀案上升趋势一致；

4.   仇恨事件的受害者希望获得社区、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的重视，抗议活动合乎他们的意愿，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意识。

多项研究发现亚裔种族歧视事件增加

几项研究发现，从去年疫情开始后，他们就开始亲身经历或耳闻种族歧视事件，这些行为可能是微妙的言语冒犯或身体躲闪，也可能是严重的身体攻击。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大约31%的亚裔美国人表示，自疫情开始以来，他们曾受到种族歧视或种族笑话的攻击；26%的亚裔表示，他们担心自己遭到他人的威胁或身体攻击，这些比例都明显高于其他族裔，也高于所有成年人的平均水平。

2020年11月发表在《儿科学》（Pediatrics）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超过91%的华裔子女和88%的父母表示曾亲眼目睹与新冠相关的种族歧视。该调查在去年3-5月间进行，涉及543名华裔父母及其230名10-18岁的子女。

研究人员报告说，调查对象大多位于美国南部，孩子的父母多数“有良好的工作，受过大学教育”，而孩子们的平均年龄为13岁，大多数在美国出生，男女大致各占一半。

第三项，也是规模最大、被引用次数最为广泛的，是“阻止AAPI仇恨”（Stop AAPI Hate）从2020年3月19日至今所做的统计。这个组织是由洛杉矶的亚太政策和规划委员会（A3PCON）、旧金山的华促会（CAA）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裔美国人研究部门组成的联盟。

在新近发布的报告中，该联盟统计发现，从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期间，亚裔美国人总共报告了3795起仇恨事件，其中2020年共3292起（平均每天11.5起），2021年前两个月为503起（平均每天8.5起）。

这些数据来自于事主在网上自行进行的报告。口头骚扰和回避是最常见的歧视类型，分别占报告的68.1%和20.5%。第三个最常见的类别是身体攻击，占事件总数的11.1%。其中最主要的受害者是女性。

该组织提醒人们注意，还有很多仇恨事件并未报告，或者一度推迟报告，因此数据可能不甚全面。他们发现一个典型现象是一些成年子女替他们的父母上报。亚太政策和规划委员会的执行董事库尔卡尼（Manjusha Kulkarni）说，年长一代的人更有可能忍受种族主义，而那些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移民“看到了它的本质”，因此相比父母“在种族问题上有更强烈的观点”。

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在全美上升

大家有可能会混淆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之间的区别。

两者的法律定义不同，仇恨犯罪比仇恨事件具有更高的刑罚，通常是暴力犯罪，如袭击、谋杀、纵火、破坏公物或威胁实施此类犯罪。根据司法部的说法，它们还可能包括“密谋或要求他人犯罪，即使犯罪从未实施”。

2020年的联邦仇恨犯罪数据要到2021年11月才能统计公布；然而，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获得的一份由联邦调查局（FBI）休斯顿办公室汇编的情报报告显示，该机构曾预计这类犯罪会增加。

报告称：“联邦调查局做出这一评估的前提是，部分美国公众会将新冠与华人和亚裔美国人联系起来。”

不过，根据地方和州警察机构的公共记录，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Centerfor The Study of Hate and Extremism）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结论。

该中心发现，在美国16个最大的城市，反亚裔仇恨犯罪从2019年的49起上升到2020年的122起，增长149%。去年春天新冠病例第一次上升，与反亚裔仇恨犯罪的第一次激增在时间点上重合。而在这些城市，仇恨犯罪整体下降了7个百分点。

这当中以纽约市的增幅最高，从2019年的3起增至2020年的29起（纽约市警察局表示对仇恨犯罪的定性存在滞后性，因此较上表中的28起又有所增加）。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增长。例如，华盛顿特区报告称，从2019年到2020年，这个数字从6个下降到1个。

一些犯罪学研究人员提醒说，联邦对于仇恨犯罪的统计存在很多漏洞，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个统计项目是当地执法部门自愿上报，据反诽谤联盟统计：“2019年，86%的参与机构没有向联邦调查局报告任何仇恨犯罪，包括至少71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1.5万多家参与调查的机构中，只有2000多家（14%）积极报告了至少一起仇恨犯罪。”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后，前北卡罗来纳大学篮球运动员马云凯（KaneMa）就表示，他曾亲身经历过一场出于种族动机的袭击事件。2019年他跟朋友在教堂山见面时碰到了三个男人，其中一个人挑衅道，“你不想在我们身上试试你的功夫吗？”那次袭击导致他颅骨骨折。

马云凯说，在他报警后，警察仍然不予采信他的说法，尽管攻击者承认对他箍喉，导致他失去意识。两个月后，在当地酒吧他又遇上了攻击者，其中一个对他说，“白人才有特权。”

在检索2019年仇恨犯罪数据库后可以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将马云凯遭遇的这起事件记录为仇恨犯罪。

今年以来仇恨事件是否激增？

今年以来，亚裔遭受攻击的视频更频繁地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不过Stop AAPI Hate联合创始人张华耀教授警告说，不要将最新的数字描述为仇恨事件的突然“激增”，因为许多2020年的事件是在2021年报告的，而且社区中一直存在“明显的”漏报问题。

他解释说：“整个夏天，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平静下来了，或者看起来是平静下来了，但我认为这也跟人们上报较少有关。但现在随着关注的增加，我认为人们又开始上报了。我认为对亚裔的骚扰一直在继续，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相关报道。”

他说，今年年初针对亚裔美国老年人的暴力浪潮，特别是被监控录像捕捉到的攻击画面，可能引起了社区和主流媒体更多的关注。这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也可能导致更多的报道。

在许多画面中，攻击者的族裔引起了一些人的揣测。根据纽约警察局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分析的数据，去年因这些袭击被捕的20人中，有2个是白人。11人是非裔美国人，6人是白人西班牙裔，1人是黑人西班牙裔。

该中心执行主任布赖恩·莱文（Brian Levin）指出，这一发现与许多人的假设相悖，从历史上看，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的大多数仇恨犯罪都是白人造成的，而且很多人认为，仇视亚裔的凶手大多是愤怒的白人男性，他们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

莱文说，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纽约市非白人被捕人数相对较高的原因。其一是城市人口的种族多样性。从比例上看，与美国整体相比，纽约的拉美裔多了57%，非洲裔多了81%，亚裔多了139%，白人少了约50%，白人通常居住在种族混合较少的社区。他还指出，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容易被捕，许多涉及反亚裔仇恨犯罪的白人可能目前仍然逍遥法外。

纽约警察局特别工作组负责人、副督察卢晓士（Stewart Loo）表示，他无法证实这些数据，“但它们往往具有误导性。”

“我只能给出我所知道的事实：这个特别小组是由纽约警察局的亚裔和黑人高级官员创建的，”卢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公开谴责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激增方面，黑人社区的领导人是第一个、也是最直言不讳的人。”

抗议有用吗？

社会科学家杰克·麦克德维特（Jack McDevitt）说，许多仇恨犯罪的人认为社会支持他们的暴力偏见，充斥着大量仇恨团体的互联网助长了这种感觉。而当他采访受害者时，他们往往想要三样东西：

1）一份来自政府官员的声明，谴责这一罪行以及引发这一罪行的信仰。

2）让执法人员认真对待犯罪行为。

3）获得社区的关怀和重视。

换句话说，每一起仇恨犯罪的背后都有一条信息：你在这里不受欢迎。

而在每个强大的社区，都会传递这样一句话：是的，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这正是抗议的意义：提高人们对于反亚裔仇恨行为的意识；改变舆论；进而做出制度上的改变。

抗议活动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他们试图强迫人们就他们所强调的话题展开对话。“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就是一场成功的抗议活动。2016年，40%的美国人表示支持这项运动。目前，有三分之二的人赞成（相比之下，只有31%的人反对）。同样，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6%的美国人（以及71%的白人）认为种族主义是一个“大问题”，自2015年以来增长了26%。

使用谷歌趋势数据对比谷歌在5月25日（弗洛伊德被杀的那天）前后的搜索行为，似乎确实有更多的人在质疑种族主义，像“我是种族主义者吗”这样的搜索几乎翻了三倍。

这告诉我们，这些抗议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意识：人们在寻找，在思考。

抗议活动之所以有效，还因为它们改变了抗议者本身，把一些临时参与者变成了终身积极分子，进而改变了社会。这对于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积极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亚裔移民来说，或许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