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让公众感到恐怖！”澳史上最年轻部长领衔，前总理等多位女政客爆料国会大厦“性歧文化”（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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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广播公司报道，2007年，30岁的Kate Ellis被任命为澳洲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联邦部长，这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在18个月后，事情开始变得愈发糟糕，她的职业生涯也岌岌可危。

2009年11月，Ellis发现自己处于“荒唐”的境地。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求情时，Ellis对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编辑说：“我保证我甚至从来没有吻过他。”

“当我想到我当时的乞求是多么可悲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害怕，”Ellis说道。

（图片来源：ABC/摄影师：Stefan Postles）

Ellis表示，关于她和她的女参谋长都在办公室里与一名男顾问发生性关系的传闻“传遍了”国会大厦。

当时，一家大报要刊登这篇报道，说所谓的三角恋让政府“不稳定。”

Ellis知道，如果刊登出来的话，这将是职业生涯的终结。“我会被贴上荡妇的标签，被说成是一个并不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

Ellis称，这些都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谣言。自己对于她办公室工作内幕的了解意味着这个故事只能来源于自己的党内。“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削弱我，”她说道。

尽管自己的恳求起了作用，报社编辑同意不发表相关报道，但Ellis知道自己没有值得庆祝的理由。“有人在积极地编造一个故事，确保让我看起来像是个轻浮的人，并没有真正认真对待工作的人。”

在担任部长期间，Ellis因引入了国家儿童保育质量标准，并最终确定了结束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国家规划而受到赞赏。但她说，在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她和她的女同事们都面临着骚扰、性诽谤和破坏性的流言蜚语，目的是阻止她们在政治上发挥作用。

而现在，她们已经受够了。

直到Ellis在2019年离开政坛后，她才意识到国会大厦内的文化是多么的“有毒”。“真的很奇怪，当你离开国会并重新进入正常生活时，你会慢慢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是怎样的。接受这一切是我以前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这行不通。”

于是，Ellis决定联系其他相关的政府女性议员和工作人员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曝光的东西“会让公众感到恐怖。”

澳洲广播公司称，这些女性讲述了一个系统性不平等、性别歧视、随意厌女症和性骚扰的故事。

对女性来说，大家对它们身体外观和私生活的关注要大得多。围绕母亲的问题，荡妇羞辱，人身攻击，谣言和流言蜚语被用来摧残女性，而男性在国会大厦中则不必面对这些。

“这让你更难真正专注于做自己的工作。存在这种随意的厌女症，这会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大家在政治中因不良行为而获得奖励。如果你摧残了某人，那么你更有可能被提升，”Ellis说道。

（图片来源：ABC/摄影师：Alan Porritt)）

2004年，当Ellis首次当选为联邦议员时年仅27岁。2007年，时任总理陆克文任命Ellis为青年和体育部长，她也超越了Paul Keating的成就，成为了澳洲史上最年轻的澳洲政府部长。

“我知道这将会让很多人没面子，所以有人想破坏我的工作，这也许并不奇怪。”

Ellis说，她从未向其他女性诉说过自己所面临的性别歧视。

从进入国会的第一天开始，性别的刻板印象和流言蜚语就贯穿了Elli的政治生活。

“我才当了几个星期的议员，我们在外面喝酒，一个自由党工作人员很有攻击性地说‘Ellis，别人想知道你的唯一事情就是你为了进入国会和多少个男人睡过了。’我是民选议员，而他是工作人员，他就当着我的面说了这句话显得很自信的样子。”

Ellis还表示，她刚从政的时候，大部分议员都是男性，大部分高级职员也都是男性，所有的派系权力掮客都是男性。

“我记得我当时还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还被议员们搭讪，这并不罕见。但我知道更糟糕的事情。”

现在，Ellis已经离开了政坛，“卸下了她的盔甲”。她准备在新书《性、谎言和提问时间》（Sex, Lies and Question Time）中记录现任和前任女性政治家的故事，为全国围绕在堪培拉有关女性的谈论添砖加瓦。

澳洲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也向Ellis讲述了自己刚进入国会时的情形，当时她还天真地认为国会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对女权主义有所醒悟时，我还在阿德莱德大学上学。如果你当时你问我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性别平等的世界，那么我会说，‘哦，你知道，10年、15年后，没问题的，’但我错了，”吉拉德说道。

Sarah Hanson-Young，绿党参议员（2008年至今）

 Sarah Hanson-Young说，国会大厦有一种“部落主义”和 “侵略”的气息。

“国会是为人民服务的，它不应该成为男性俱乐部的保护伞，” Sarah说道。

（图片来源：ABC）

Sarah 称，“我参加了2007年的选举，当时我25岁，有一个18个月大的孩子。我对国会大厦内本身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我真正面对的是那座大楼里深刻的部落主义。

“你每天都要走进国会，并需要准备好迎接性别歧视的污言秽语。它的设计是为了同时让女性保持沉默，遭受羞辱。穿上盔甲需要很多精力，你每天都要去战斗。如果我们公布更多，我想公众会被吓坏的。那些传闻与我发生过关系的人在我耳边低语，当他们走过会议室时， 当我们坐下来投票时都会这样。所有这些事情，都被设计成了心理战。”

Julia Banks，自由党议员（2016-2019年）

Banks说，国会大厦“拥有我们国家最不安全的工作场所文化。”

“我进入国会时的年纪较大。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还曾在法律和企业界工作过的经历。你走进那里，会想‘这是真的吗？’我真的相信我们的联邦国会大厦拥有我们国家最不安全的工作场所文化。而女性不仅无处举报不当行为，而且每天都会受到不当行为的侵害。我说的不是国会议员，我说的是那里的其他5000名工作人员。当我宣布我不打算重新竞选时，我也呼吁改变根深蒂固的反妇女文化。它的毒性达到了顶峰。这只是3个月的报复、报复、虐待的开始。国会大厦的这种行为是如此的普遍和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家可以视而不见。如果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负起责任，而不是寄希望于一个问题会消失，如果他们能够引入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那么这是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原因。”

（图片来源：ABC）

Karen Andrews，自由党议员（2010年至今）

“Karen Andrews说，她日复一日地忍受着不断的低级性别歧视。

“悲伤、失望和愤怒的程度是我以前可能从未见过的。女性们觉得自己好像被辜负了。这里有很多低级的东西，你只是日复一日地忍受它。这些有关你的外表、你的说话方式以及对你工作表现的评论。这些评论对于任何环境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不用说在国会大厦。而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改变。或会应该反映出澳洲的人口情况，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广泛经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性别的工作人员。我们发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们是一个让澳洲人民失望的集体。”

（图片来源：ABC）

Tanya Plibersek，反对党教育和妇女部长（1998年至今）

Tanya Plibersek说，联邦政府中的“厌恶女性的虐待潮越来越多。”

“我知道Kate Ellis会遇到我早期碰到的性别歧视。1998年，我和一大群女性一起来到这里。我认为你很早就能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敌人都来自对立的政党，你需要处理好这一点。我认为，女性议员没有专注于代表我们自己去呼唤改善性别歧视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有了权力，我们的关注点不是也不能放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关注点必须是在我们所服务的人身上。一旦听到了流言蜚语，我就试着把它说出来，否则它就会像癌症一样传播。简单的事实是，国会的工作人员很少有什么保护措施。”

（图片来源：ABC）

Natasha Stott Despoja，前民主党议员（1995-2007年）

离开政坛后，Natasha Stott Despoja成立了Our Watch基金会，这是一个个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全国性基金会。

（图片来源：ABC）

“当我刚开始在联邦国会工作时，我还比较年轻，当时显然是在一个被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工作。回想起来，我还记得男性们的愤怒，不管是政客还是其他人。如果你不跟他们出去，他们就会很不高兴。有一个已婚的议员在我当幕僚的时候追求我，然后在我当议员的时候却欺负我。在我那个年代，当你抱怨男同事或其他工作人员乃至议员的不良行为时，你会被称为“公主”或“宝贝”。与其说这是一种沉默文化，不如说这是一种让抱怨的女性沉默的文化。当谈到国会时，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发挥领导作用。这必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但特别是必须由赋予我们权力的人民来领导，”Natasha说道。

（G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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