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亚裔歧视非因疫情起 也不会因疫情终（组图）

大国倾轧之下，没有国家和群体可以独善其身。在国家维度上，便是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新加坡等“中型国家”（middle power）在中美之间左支右拙；在个人维度上，便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华裔乃至亚裔，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审视和提防，其既有的“永恒的外国人”之感恐不断加深。而这种感觉，亚裔一直都不陌生。

贯穿移民史的歧视经历

回顾历史，在美亚裔作为美国本土问题的“代罪羔羊”、美国与其母国发生冲突时的“出气筒”，这类经历贯穿了整个移民史。

例如大众熟悉的1882年《排华法案》，就是加州淘金热结束之后进入经济衰退，民众对于华裔劳工抢占低收入工作感到不满，政客也不复此前对华裔劳工主力修建了“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即首次连接东西海岸铁路）的容忍态度，除了严格禁止华裔入境之外，之后还陆续在婚姻、教育、居住、拥有土地权等方面采取系统性隔离。讽刺的是，美国直到1943年二战期间为了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才废除了《排华法案》，将每年移民限额放松至105人。

而美国该阶段对华裔态度稍微转霁的另一面，则是对日裔的大规模无差别监禁。在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当局以防止通敌之名，大规模拘禁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即加州、俄勒岗州、华盛顿州）的日裔，而只要有1/16的日本血统就符合拘禁标准，最后将约11.7万日裔送入内陆偏僻的集中营并冻结其财产。美国军方本也有声音呼吁同样如此对待德裔和意裔美国人，但因该想法认受性相对不高所以未有成行。而直到二战结束后，被扣押的日裔才得以重获自由。

此后经过了轰轰烈烈的60年代民权运动，美国才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朝人们熟悉的那个“欢迎移民的大熔炉”形象靠近。但这不过这只是亚洲国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期间的暂时平静。美日80年代激烈贸易冲突时期，对日裔的排斥情绪就又卷土重来。

当时美国深切忧虑日本不断增长的经贸和科技实力，迸发了强烈的“反日情绪”（japan-bashing）。传媒将日货“入侵”形容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美国厂商宣传也时常诉诸种族歧视，尤其是被日本车大量抢占份额的汽车业，例通用（GE）旗下品牌奥斯摩比（Oldsmobile）曾在广告中赤裸裸地歧视日本人平均身高不足美国，以此宣传美国制造的车更适合本国人开。此外，打砸日本汽车和家用电器泄愤的事件时有发生，美国议员甚至曾在国会山前带头砸东芝收音机。

华裔青年陈果仁（Vincent Chin）在1982年就成了反日情绪的牺牲品。他身处的休斯顿正是大批美国车厂倒闭的核心地带，有一对因行业不景气而丢了饭碗的父子在酒吧遇见陈果仁时误将他认作日本人，斥骂他“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我才丢了工作”，随后拿出棒球棒将陈殴打至死。而这么一桩无可争议的仇恨犯罪，检方仅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主审法官更是判决3,000美元罚款和缓刑三年了事，可见连司法机制都已失效。最后，随着日本90年代经济陷入停滞，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反日情绪”才随之退潮。

歧视的长期化不可避免

而在目前中美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于华裔以及相似面孔的亚裔的警惕和敌意，显然也不可避免。这种情绪已在特朗普四年执政期间已经不可逆地升温。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从2017年的44%、2018年的38%、2019年的26%到2020年的22%，一直处于稳步下跌的状态。疫情虽然起到了催化作用，但显然不是源头，也不是结局，中美冲突才是最重要的时代背景。

而与美日竞争或者美国反恐战争不同的是，中美之间的较量是一场持久战。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经济政策失误加之政治混乱的覆辙，美国也无法像对待伊斯兰恐怖分子那样通过反恐战争大抵消弭了民众的恐穆情绪，中美竞争的时间线将拖得更长，这也意味着华裔会持久地面临审视，并切身感受到每一次中美摩擦的剧烈程度。

虽然美国执政者风格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华裔所面临困境，例如我们可以相信拜登当局不会在海关随意刁难中国学者和学生、不会以“间谍中心”的名义关闭中国使馆等等，但美国仍然会持续在意识形态和人权方面攻击中国，许多民众也会继续在日常微观层面上对华裔拥有先入为主的不信任感，更别说大把特朗普的门徒可能会在未来上台，恶化本已脆弱的舆论环境。

不可避免被针对的华裔，是否只能去证明自身的“美国性”、“爱国精神”以更加融合进美国主旋律？被迫卷入其中的其他亚裔，是与华裔割席，还是联合起来抵御这种歧视？各种思潮正在涌动，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美竞争的进程，向来沉默的华裔会更多地被推向风口浪尖上，遭受更多的明性或隐形歧视，这是其无法避免的时代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