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即使在美国，家暴受害者也不愿意报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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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另一种”流行病“，保护家暴受害者，需要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协力。

文：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随着世界各国已经在疫情中浮浮沉沉了一年光景，另一种持续时间长得多的流行病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那就是家庭暴力。

2020年4月初，在芝加哥郊区，一名54岁的男子确信他的女友感染了新冠病毒（她没有），向她的头部开枪，然后自杀。在美国，电话正涌入全国家庭暴力热线，该热线的首席执行官告诉《纽约时报》，"我们正在进行非常困难的对话"，建议妇女睡在车里以躲避暴力伴侣，在争吵时，不要进入厨房和浴室等危险空间。

在英国，3月下旬至4月中旬的三周时间里，至少发生了16起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家庭虐待杀人案，是平均水平的两倍。加拿大妇女基金会（Canadian Women 's Foundation）一直在教女性打手势暗号，让女性在视频通话中无声地提醒当局，她们需要帮助。

西班牙拨打求助热线电话的人数上升了18%；在英国这个数字是20%。法国警方报告称，报警电话增加了30%。在意大利，当庇护所关闭时，旅馆房间不得不被征用。联合国呼吁各国政府“把妇女的安全放在首位”。

这些还仅仅是看得见的求助。正如雷切尔·路易斯·斯奈德在她的著作《看不到的瘀伤：我们对家庭暴力所不知道的会置我们于死地》中所揭示的那样，家庭暴力的普遍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多数寂静无声，真正报警求助的受害者并不是多数，而在报警后有能力彻底离开这段关系的人则更少——这并不是因为她们软弱或者习惯于受虐，女性需要来自朋友、亲戚和社区的强大支持， 才有可能从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安全退出。

另一种流行病

家暴并非只会发生在少数不幸的人身上。事实上：

• 全世界每天都有137名妇女被家庭伴侣或家庭暴力杀害。

• 针对配偶的暴力行为在十几个国家都是合法的。

• 2017年，全球有5万名女性被伴侣或家庭成员杀害。

• 每个月都有50名美国女性被“亲密伴侣”枪杀。

• 从2000年到2006年，美国至少发生了10600起家庭谋杀案。在同一时期，3200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丧生。

• 在美国，“每分钟有20人受到伴侣的攻击”。

• 在纽约、芝加哥和马里兰等几个城市和州，谋杀是导致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

• 美国54%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涉及家庭暴力。

许多从未经历过家庭暴力的人可能认为家暴只发生在比美国“不文明”的文化中，而且在人们的认知中，美国应对家暴已经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和社会安全网，因此应该并不多见。

然而，超过31%的美国女性曾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受到亲密伴侣的身体虐待、性暴力或被伴侣跟踪。不到五分之一的人（19.3%）曾被强奸。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于2014年9月发布的全国亲密伴侣和性暴力调查结果。这份报告是基于2011年进行的超过1.2万次电话采访得出的。

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这种虐待大多发生在由少数族裔和新移民居住的低收入地区。不是这样的。家庭暴力会出现在所有种族群体和社会的所有阶层中，从极其贫穷的人到最富裕的人，都难以逃脱。例如，2013年的一份调查发现，在旧金山郊区马林郡（Marine County），家庭暴力是头号犯罪。马林郡是美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尽管这些统计数字显示了高得令人发指的家庭暴力，媒体和受虐待的妇女一样对此保持沉默。

此外，男性同样也可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且比例并不低。根据美国CDC的数据，七分之一的美国男性曾遭受亲密伴侣的严重身体暴力，但许多人无处救援。2001年，一位与女医生结婚的男性工程师向《盐湖城论坛报》（the Salt Lake Tribune）讲述了他在遭到妻子特别残忍的殴打后，打电话给一家家庭暴力庇护所的经历。“我们是来帮助女性的，我们不知道该对男人做什么，”庇护所的员工告诉他。

为什么她们不报警

斯蒂芬妮·贝尔（Stephanie Bell）是一名职业摔角手，2016年她突然打破沉默，撰文表示多年来隐瞒了前男友对自己施暴的事情。据她说，她的前男友也是一位摔角手，为了不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会用头撞她、勒颈、或者将她关进壁橱里。贝尔担心，如果她的故事公之于众，可能会损害她的职业发展，因为她以摔角为生，人们甚至可能不会相信她的故事。

贝尔的心态能让许多家暴受害者产生共鸣：警方对家暴的响应可以说是较为及时有效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宁愿沉默。然而不报警并不意味着她们的证词不可靠，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授茱莉·戈德谢德（Julie Goldscheid）对《今日美国》说：“很多人衡量一个幸存者是否可信，标准就是看她是否报了警。但是，报警并不是她是否受虐的唯一证据，许多群体基于安全、育儿、隐私等原因不敢报警。”

1984年，明尼阿波利斯市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推动了家庭暴力逮捕方案，该研究对205起家庭暴力案件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跟踪，结果发现，逮捕嫌疑人比给嫌疑人口头劝告或将其暂时带离家门8小时更有威慑力。到1991年，约有90%的警察部门和一半的州采取了支持逮捕的政策和法律。

警察局对此类报警的响应速度非常快。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报告《2006-2015年警察对家庭暴力的反应》称，美国一年平均会出现大约71.6万起非致命性的家庭暴力事件，在所有这类报警中，有64%的案件警方能在10分钟内响应。

在报告的案件中，有39%的人提起了指控，大约有一半（48%）的受害者或其他家庭成员签署了针对罪犯的刑事诉状，使得罪犯被逮捕或被起诉。

但这当中也存在伏笔，因为这份报告发现，事实上从2006年到2015年，美国每年应该会发生130万起非致命家庭暴力犯罪，但报警的只有56%左右，还有一小半人并未报警。而且即使报了警，多数人最终也选择不予以起诉。

曾经因为家暴而报警的女性中，也有一些不愿意再报警。2015年全国家庭暴力热线的一项调查发现，曾报警报告家庭暴力或性侵犯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一今后不会再报警。一些受害者表示警方的应对措施仍然充斥着基于性别、种族、移民身份、性别认同和贫困的偏见。

女性出于许多原因而遵守沉默法则。她们害怕激怒她们的丈夫，令暴力升级。她们不想拆散这个家。没有丈夫，她们可能会失去收入来源。她可能觉得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躲藏。她可能需要辞职，以免在工作时被人盯上。她的孩子可能不得不被转到另一所学校，以免接送孩子时被丈夫发现。如果女性还存在其他法律问题，比如是非法移民，或者有药物滥用史或从事性工作，她们会担心报警将导致自己被驱逐出境，失去孩子的监护权。

美国的一些地方当局非但没有帮助受虐待的妇女，反而可能惩罚她们说出真相的行为。

2016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了低收入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困境：报警她们可能会失去房子，不报警，她们也许会失去性命。

为了打击出租屋中的犯罪和滋扰行为，一些社区通过了法律，限制警察被叫到住所的次数。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诺里斯敦的家暴受害者拉基莎·布里格斯（Lakisha Briggs）发现，如果警察在四个月内以“行为不检”的罪名到她的家里去三次以上，她的房东会面临罚款，并被吊销出租执照。而房东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什么？驱逐房客。

布里格斯只能选择对男友的持续虐待保持沉默。在一再的忍让之下，他的暴力一路升级，最终用碎烟灰缸割破了她的喉咙，导致警察和救护车都被叫到了她家。当她从医院回来时，房东告诉她必须离开。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联邦政府的行动最终导致诺里斯敦的法律被废除，但类似的法令仍在美国各地保留，也令许多女性继续处在无助中。

许多处在虐待关系中的女性不仅没有报警，也没有出走，还有些在报了警并作证后甚至会撤回证词，在70%进入庭审的家暴案中，受害者拒绝作证。这能说明她们心理有问题，甚至享受这种相处模式吗？

有些人持这种看法。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报告家庭犯罪的女性往往不可靠或歇斯底里。

“很多人都喜欢处于虐待关系中，”时任新罕布什尔州议员、刑事司法和公共安全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 and Public Safety Committee）成员的马克·沃顿（Mark Warden）在2013年说，“这些人明明是自由的，可以自己走开啊。”

这是最具破坏性的误解之一，“走开”对受害者来说是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施虐者可能会突然失控。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留下可能会死，离开也可能会死。

凯蒂·雷-琼斯（Katie Ray-Jones）是全国家庭暴力热线和全国约会虐待求助热线的主席，她说受害者回到或留在一段受虐待的关系中有无数的原因：自卑、经济上的担忧、对施虐者离开后会做什么的恐惧，甚至是爱。她发现受害者平均要经过七次来回反复，才会最终下决心结束一段关系——或者最终被杀死。

政策制定者开始认识到，针对家庭暴力不仅需要执法部门，还需要整个社会的联动。2017年，美国CDC发布了一份关于有效解决和减少家庭暴力的综合报告。报告淡化了警察、起诉和惩罚的作用，而强调了为儿童提供早期暴力干预、产前护理、住房、就业、免费学前教育甚至绿色城市空间的效果，研究表明这些项目对减少暴力是有效的。

例如，明尼苏达州家庭投资计划向低收入家庭提供现金和食品援助，帮助有工作的父母满足基本需求。接受援助的家庭与接受传统福利的家庭相比，家庭暴力大幅减少。此外还有华盛顿州的“住房优先计划”，该计划帮助家暴幸存者获得住所、儿童保育和其他必要的服务。在试点研究中，84%的家暴幸存者报告说感觉生活更安全了。

人们常说，需要一个村庄才能养育一个孩子，同样，需要一个村庄，才能增加最弱势群体的安全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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