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全盘保守主义之败，美国大选的思想观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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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从国际思想史角度，透视30年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机制，检讨观想美国大选的偏失，我们就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次提前到来的危机。

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

——斯奈德《论僭政》

没有谁，能设想出这样的结局；也没有谁，敢设想这样的结局。1月4日，特朗普威胁佐治亚州务卿“找出”他需要的一万多张选票的丑闻，被媒体曝光，在一派“第二次水门事件”的哗然中，我本以为，支持他的“百万人游行”将因此取消。但特朗普竟再次铤而走险，在两天后的集会讲演中继续攻击民主党大选舞弊，“偷走了我们的胜利！”激怒支持者前去国会山，阻止正在进行的选举人团投票确认，终于酿成了占领国会的暴乱（Riot）。

这是美国大选史上空前的悲剧。但却不是特朗普开创的唯一恶例：自去年11月3日在全民票选中失败以来，特朗普坚持不祝贺拜登胜利；在选举人团投票（20/12）连小股跳票都没有发生的前提下，再次违背承诺，不承认败选。事实上，除发起60多桩无根据的诉讼，特朗普还一再拖延总统权力过渡，企图以“特殊状态”谋划翻盘，无不突破大选惯例。

目前，特朗普已被国会第二次弹劾（1月13），注定将以被起诉审判的奇耻大辱收场。但其淋漓尽致的僭主政治（Tyranny）展演，将持久震惊世界——

为什么，在具有得天独厚的民主传统的美国，也会产生特朗普这样以合法总统之名，行一人统治之实的僭主（Tyrant）？

两个多月来，国、内外都出现了巨量的“华（人）川（普）粉（丝）”，并由此引发了对美国政治的空前论战，这显示“全球思想市场”（global marketplace of ideas）已在中文世界形成。但两月来持续延烧的，却仍是三十年前的“保守主义”议题：他们近乎一致地断言，特朗普将“铁定当选”；而在败局已定之后，又拒不接受。

进入大选年以来，我一直期待特朗普的惨败本身，可以使他们从保守主义的氛围中警醒。但现在看，特朗普的竞选战略——将美国全球化困境归咎为外部敌人与巨型跨国公司的阴谋，民主党左翼中的“内部敌人”对国家的出卖——“脱钩”重回孤立时代的国际主张，都极易与保守主义对传统食古不化的抱残守缺，将现实挫折述诸重启历史的心理习惯，一拍即合。如果不能从国际思想史的角度，透视三十年中国保守主义思想形成的机制，检讨观想美国大选的偏失，我们也就浪费了这么好的一次提前到来的危机。

一

必须从特朗普的败选说起。这完全超出了中文社会的预期，更令“自媒体”陷入了集体被抛出轨的错愕之中。他们恼羞成怒地站到美国“主流媒体”的对立面，而对各种阴谋论，尤其是民主党与科技大公司合作“窃取选票”的谣言，深信不疑；对共和党占多数的高等法院、参议院将与特朗普私相授受，表现出近乎盲目的激情。

他们无视特朗普之败，是历史级别的惨败——输超700万张票是选举史上的第三高负，而连任不成功也是近三十年的第一次——反而在期待成空之后，幻想特朗普采取军管等紧急手段，夺回“胜利”！这是心理严重受挫的表征。但将不共戴天、敌-我对立的党派意识形态，投射到一个自乾隆末年即运行良好的民选传统（1788-）之上，仅仅是什么心理问题吗？

我自己并非行为政治学家，没有资格也不愿反对，哪怕有再多的人参与预测，或影响亲友参投。但以美国大选规模之庞大、规则之复杂，完全可称为世界上最高难度的政治游戏。所以，一开始我即很难理解，“我还不了解美国？特朗普怎么可能会输？”那样的豪情，从何而来？在《为什么要开出特朗普必输的饭局？》中，我曾如此表示自己的惊讶：

在中国，谈论特朗普可能的败选，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10月12日的朋友圈中，我开始警告：“不要对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大言炎炎……”竟然被误读为挺川！我只好直言，我并未赌定特朗普。但完全无济于事……

我当然知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类的政治常识（我不忍加上引号）。但敌人的敌人，却仍然可能是敌人而非朋友，尤其在事关善恶、是非的问题上。

2016年特朗普胜选，其对“MAG(N)A”（美国独大）的一再宣称，对政治就是“臭又硬的玩意儿”的无情标榜——“ Politics is a nasty and tough thing！”（获胜致辞），对拨弄民粹（populism）的喜好，无不震惊着所有关心世界政治前途的人士。

但在中国，这却被视为美国从“公民-国家”回转“帝国政治”的标志；其所流露的君主人格，更被旋风般地“人-神”化了：金发碧眼的传统白人、虔诚的福音会教徒、保守的商业世家子弟、坚定的安兰德-尼采主义者、嫉恶如仇、敢于单挑，而且“养育了美丽的公主（未来总统）！……”

如果说这一切，只是一个政治素人在登场之初难免引起的错觉，四年来，尤其是新冠瘟疫流行以来，其以连任为唯一目的的荒政、乱政、败政——为保经济增长，竟不进行危机关停，反而攻击民主党夸大死亡人数，无视民生，终致国家大规模感染……这还不足以表明：他只是一个将政治作为棍子，并随时准备用它，堂而皇之地攻击“程序合法性”危险、薄弱之处的僭主？！

所以，早在总统辩论期间，自媒体哄传拜登“丑闻硬盘”之际，我就提醒自由知识界——“该如何才能解释你的失望？”——我不相信，四年前的故技重施，可以再一次震惊民众，并令他们止步不前。10月底，已有8000多万人提前投票的消息，支持了我的判断，所以，我预估最终的投票数可能超过1.5亿：那么，特朗普输掉1000万张票，也都不是不可能了（并未如愿）。

我预料到，开出“特朗普必输的饭局”，会被视为挑衅；却没有预料到，会出现那样真理在握的“华川粉”，尤其是他们中的“华（人）基（督）粉”：他们用正邪之战、天选之子与魔鬼计划……来嘲笑“世俗之辈”的无知，对我主张Progressivism(进步主义)在美国的回归，更加不能容忍——

不就是民主党左派那套？大政府、高税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理性至上、无神论、堕胎、同性婚姻么？

哦，果然，连罗斯福新政也是要反对的！

近三十年来，由于“反激进主义”的当令，是“只有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了”。但在美国，保守主义总还是自由主义的啊。如果模仿柯克（Rusell Kirk）《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心灵》中的滥调，连进步主义也必须反对，就是要以基督教作标准，来锻炼“真自由主义” 的新门槛了！

然而——不说把总统大选，弄成教皇推举的荒唐也罢——为什么，一个生搬欧洲传统到美国的二流思想家，也能给人们如此强烈的信心？

二

答案是“保守主义”。

但这不是一般所言的“保守主义”。与九十年代初肇兴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这是一种要求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采取系统性、进攻性的、“反现代性”立场的“全盘保守主义”（wholesale conservatism）：任何层面的不一致，都将被视为“半吊子”。

而且，它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美国名称：“亨廷顿主义”（有人正想换成“柯克主义”）。

笔者无意冒渎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但九十年代初，由余英时先生等发起的，对五四新文化“激进主义”性质的溯源、裁断，及其与大革命（社会革命）、文化大革命……劫难关联 的思想史批判，虽然造成了新的风气，但充其量也只是学术领域内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已。

而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引发的，却是朝野内外的地震。由他所论，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将由意识形态对抗转向文明冲突的预言，当即便赋予了传统文化及其历史关系无与伦比的未来内涵——据说，那是未来国家政治力量的源头活水——而且，由此形成了近三十年的观念氛围。

到目前为止，以由此文扩展而成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引进为开端，亨氏所有的专著除一种外，都已有中译，并几乎都在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所有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包括坎南、布热津斯基等人，从未有过的待遇。

而实际上，《我们是谁？》、《美国政治》、《军人与国家》、《文化的重要作用》，却不仅不是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著作，而且挑明了是美国“国家政治（national politics）”研究。所以，早在九十年代就有人追问——

亨廷顿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秦晖教授指出过，“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的问题。《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三波》，批评民主化对秩序和权威的冲击，使人怀疑虑：他本就只有弱的自由主义色彩。2004年，其生前最重要的著作《我们是谁？》出版后，“萨克逊清教徒”文明认同的“国族挑战”，被迅速用于解释“文明的冲突”，其自由主义的世界信念似乎再也不存在了。

是的，如果“我们文明”( Civilization of ours) 只是WASP（白种盎格鲁萨克孙清教徒）文明，由诸历史文明（civilizations）自由竞争与发展的空间就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代表文明责任的我们文明,与其他历史文明之间的冲突。

而且，既然如此，为什么“文明的冲突”不既是国际关系博弈的准则，也是国内政治的方向？既是宗教文化竞争的原理，也是国家经济的战略……？

下面将证明，这只是一种“情感逻辑‘’。但在一些以国家精英或国师自居者看来，不正是这一“逻辑”，让美国制霸世界成功的秘密，突然变得显豁了么？

最近，一位推动00年代第二次保守主义浪潮的中心人物，就是以对这一秘密的突然解悟，来纪念他三十年来的学思历程的。文章开头，他罕见地承认，自己三十年前并未领会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精意；而翻译出版的亨氏早期著作《军人与国家》中一段对马汉（Mahan）的评论——由美国来承担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的昭昭天命——则使他豁然开朗：既然亨廷顿早就知道，马汉借助于“基督教信条、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了美国的20世纪的成功，那么不是只有将《文明的冲突？》与马汉的《展望20世纪》对读，才能算合格么？

而如此一来，马汉书中最关键的那个世界历史哲学问题：“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 不就才是“文明冲突论”的本质？原来，亨廷顿貌似国际政治理论的大师，兜售的却无外乎马基雅维利式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冷酷毒计。（刘小枫：《重评“文明冲突论”》，香港《二十一世纪》9月号。）

所以，在文中，他不断提示，菲律宾就是马汉等人设计好的、宰制东方的跳板，“要从文明的高度进行审视”。而按他一贯的“西学研究”原则，要嘴上说的是西方问题，心里想的是中国问题，才算入流——揭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秘密毒计，难道就不需要中国人自己，提出亨廷顿那样的世界历史哲学，而只需从“军政”方面部署落实？否则，又如何“从文明的高度进行审视”？

但他已无需明言。处于近三十年的观念氛围之中，点出亨廷顿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一语，已然足够——Huntington不是早已坦承，那就是美国文明成功的秘密吗？“WASP”嘛。中国成功与否的关键，不也就在于能否完全复制这一秘密，创造出中国自己的WASP吗？

从“全球思想市场”的角度，笔者本想谈及近二十年流行的极右翼保守主义，尤其是与“第三帝国”有关的尼采、施米特、施特劳斯（这是些不需要原文的名字）。但其核心人物的心迹自述表明：亨廷顿仍是聚光灯下的A角。他们从布什政府（2000-2008），挖掘出包括副总统和国防部长等高官，原来是深得复兴“第三帝国”遗产的、隐微话术的“斯派传人”秘闻，也仍要回到亨廷顿，不，“亨廷顿主义”（huntington-ism）的“显白的教诲”，才更沦肌浃髓。

至于这是不是“黄汉儒教”一类的方案，下面再做评断。但这才是他三十年后，重新解读“文明冲突论”的根本原因。

而按照这一“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其他文明冲突”的透彻理解，美国大选不就是奉行这一教旨的WASP，与被世俗主义、多元主义、进步主义、现代主义……败坏的“末人”（the last man ）之间的“敌我”战争么？难道，这不正是那些寄希望于特朗普用包括政变的方式翻盘者，所深信不疑的美国文明的底牌？他们不模仿据说是“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柯克（Russell Kirk）的严厉口吻，不怀念孤立主义的“国父”时代……他们不将正寻求连任的福音派总统特朗普，奉为当下完美的代表加以炫耀，岂不是，更不正常吗？

三

但这不表示，笔者就同意，亨廷顿主义是对全球思想市场潮流的正确把握。或毋宁说，亨廷顿理论即使一度是思想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知识-方法，在布局者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择其虚构了以之为顶点的思想金字塔三十年后，已成为类似 “庞氏骗局”(Ponzi scheme)的装置，不再具有真实的竞争力。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亨廷顿主义形成的机制：它既是心理的，也是制度的；它不仅使后来者接受了这一布局，只能其下层重复增扩，且日渐发展出全盘保守化（wholesale conservation）的观念氛围和论战风格。

一度同样被视为保守主义大师的哈耶克，在其经典的《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中有一个极其关键的论断：保守主义只是一种“本质上是投机主义”的对现状的态度，而并无真正的原则。我本不想列述那些被他称为“地道的”保守主义态度：对变化的恐惧、对权力的偏爱、对秩序的敬畏、对传统的怀旧和神秘化……但即使是在态度上，这也与哈耶克欣赏的前瞻性的态度大相径庭，而他真正主张的则是理性的原则——他确信，“创新乃是人类成就的本质所在”，由此自发产生的秩序，也因而有用真正的调节能力。

而“中国保守主义”不仅将二者混为一谈，出现了“只有保守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高论，而且其原始性的问题，更是根据他们对现状的无限肯定提出来的——

“从目前的现实出发，我们究竟有什么是可以conserve保守的？”

而其答案，也无不是那些具有现实优势地位的传统。一位欲集三千年传统于一身，以“通三统”的新左派，就是如此设计“社会主义儒家共和国”的。当然，这下是“软实力”。

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的东西，自家的传统？答案实际是非常清楚的……否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又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中国的软实力可言呢？否定了这两个主要的传统，那么中国的大地上自然就只有美国的软实力、日本的软实力、韩国的软实力，而没有什么中国的软实力。”（甘阳：《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21世纪经济报道》26/12,2005.）

不是说好“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三统么？“市场经济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的后三十年传统，到哪里去了？难道，那只是由前两个传统直接延伸出来的，无需一谈吗？

我们当然清楚，被这一不通之辈放在宪法高度上的，是从西方新左派学舌而来的所谓“毛泽东的平等传统”。与这一政治性原则相较，所谓儒家传统与共和国传统，不过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根本不具有与之平等的地位，更不用说相互“贯通”——当然，除非按其一贯狂悖粗疏的论战风格，将词意修改为“一竿子捅到底”：“捅”到文革后期的毛泽东儒学和乡镇企业那里去（参氏作《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哈耶克对由社会主义跳转而来的保守主义，不需要进行任何转化的论断，再一次显示出其普遍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够进入公开市场发表、阅读的，当然也就只能是与之不违如愚的“德意志保守主义”了。

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保守主义》中已经指出，德国思想中的保守主义传统，并非所谓“民族性”的表现，而是因为它的知识分子：他们虽都有过赞同法国大革命的时期，却因德国社会不能养活他们而回到体制。他们“都是典型的辩护家、意识形态专家”，善于为自己效力的对象提供基础和支持，“而不管它本身是什么。”因而，作为他们最高成就的“浪漫哲学”，也无非是对即将消逝的旧欧洲这一现实的“非理性”肯定，从根本上看仍是反动的。

曼海姆也通过对“德国早期保守主义”的溯源分析，找到了魏玛德国（1918-1933）失败的根源：保守主义将“纳粹”看作是自己召唤出的力量，并期待用以后者对付顽固的左翼。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也正是近三十年来的西学译介中的明星：海德格尔、施米特、斯宾格勒、梅尼克（Friedrich Meiecke，又译“迈内克” [其鼓吹国家理性的巨著《马基雅维利主义》，正在此名之下]。）

近十年来，学界各门，不仅人人争当“右派”，甚至已经到了离开“帝国、秩序、文明、传统、成熟、敌我、利益、平衡”等几个切口一样的关键词，无法说出自认为有思想学术感觉的话语的地步。由此（加尼采、施特劳斯），不也正可见出他们追求的底里所在？

四

公正地说，在“德国形而上学”的长期诱惑之后，引进亨廷顿，无论如何是值得欢迎的变化。但亨廷顿的主义化却表明，这仍是那老调的重弹。

以无人不知的有关WASP文明论的渲染撏撦而言。《我们是谁？》只有第四章，是对Anglo-Protestant Culture的论述——请注意，是“盎格鲁清教徒文化”，“AP”！——而且，完全是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典范之下的延伸，看不到特殊主义的，更不用说种族主义的痕迹。理由很简单，那将与他回应“美利坚国族认同的挑战”的目标自相矛盾：如果这一被称为熔炉的价值，也都只是地方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他如何能在理论上克服这一挑战？如果只是要寻求政治的解决，他为何不藏起这一殖民主义的“诡计”，而将WASP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是的，在所有的城市地区，WASP都不是多数。

他该不是，没读过马基雅维利的“狐狸”，而只读了施特劳斯的“授课笔记”吧？

这当然不是在反对，“亨廷顿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即是如此，他也绝不属于他在“三种保守主义”的划分中的“贵族式的保守主义者”、“自主式的保守主义者”——巧合的是，在亨廷顿的有关批评中都特别提到了柯克，那些用他为柯克增重的“作者”，应细读这两段：

在柯克的书中看不到对美国宪政民主的有力捍卫，而是充斥着一个做作的、多愁善感的、满是乡愁的、渴望久已逝去的社会的怀旧者的形象。他和他的伙伴们与现代美国完全不合拍、不同步。

新保守主义者渴望在一次思想运动中获得认同的安全，匆忙地游走于美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复活那些已被遗忘许久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很少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益或者不得要领了。

亨廷顿：《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1957年。

是的。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亨廷顿对保守主义的否定与批评。在亨廷顿全盘保守主义化的过程中，这是被弯曲得最为厉害的地方：符合逻辑的话，他总应避免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批评对象吧。

如果说，他是保守主义者，他也不可能赞同在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认同上，同时成为保守主义者。

而对于那些认为，只有坚持保守主义，才能够保守自由的人，这也毋宁是在说：只有坚守自由主义的原则，才能维持保守的价值。

那么，亨氏是否就是为了保卫美国第一流的制度，不断寻找外部敌人的“情景式的保守主义者”呢？按斯派传人的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写作《文明的冲突》的背景，是随柏林墙倒塌，在意识形态烟消云散之后，重新露出的文明断层线上，不断散裂出的战火和新的国家——那时崛起并非中国，而是“亚洲四小龙”——更非今日也未见崛起的伊朗、印度！

要知道，断言中美“必有一战”的，是艾力森（G. Allison）：而“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也非中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新势力对旧有结构平衡的冲撞。人际关系的秘闻于九流十家，说到底，也就不过耳食目论。

让我们重新回到特朗普的败选。不能不承认，之所以有全军尽墨的特朗普当选的预测，即在于对国际思想市场上保守主义，有这样近乎一致的“错爱”：对全盘保守主义的肯定，尤其与真实的美国民意背道而驰。

至今仍有人将特朗普视为全盘保守主义的坚定粉丝。毕竟，他是“福音教派”的“忠实信徒”；而按在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中发现施特劳斯学派的路数，还能找不到美国保守主义的影响吗？能。实际上，副总统彭斯就曾在国会对记者公开谈过，柯克对他的关键影响：（Pence's key influence: conservative thinker Russell Kirk (indystar.com)

但对于特朗普而言，不要说彭斯只是“无用的忠诚”的工具；宗教、政治、宪法、国父、时贤、盟邦……于他，同样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他标榜追随林肯，“为黑人做过很多”，却一直“白人至上主义恶行”的诉讼不断；他动口辄称秩序-法律，却一再对最高法院人员进行党派化安排——新的任命三个大法官都是GOP，而对国会的立法权力，更一再“杯葛”；“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他的旗帜了，但他手毁盟邦如弃纸，枉顾罗马，……大不列颠，战后美国，所有伟大国家无不是世界性的国家，绝不孤立自存；至于宗教信仰，恐怕连华基粉，也无法使他的言行看起来，与一般的信众水平“大概齐”（据说，是“大概一样”的意思。）——总之，对他来说，只有“不可战胜”，才是不可战胜的。他永远不会“承认事实”：因为，那样就存在输或赢。

为此，他可以嘲笑希拉里与一切弱者，都是“loser”；而当翻盘一个个成为现实后，他却高叫：他是“邪恶阴谋的受害者”，他的胜利被“偷窃”了！

所以，早在特朗普胜选的2016年当天，我就写下了对他作为“政治僭主”的哀辞：“那些没有学过希腊，遂以为民主制度能抵御一切病毒（木马呢？）的幼稚分子，看好了——让现实的鞭子，教你仰望柏拉图！那些在七十多年依靠善意维持的国际关系中不知餍足，骂骂咧咧的内外五毛们，听好了——再也没人敲门来叫，别打你妈妈：因为，那纯属你家‘私事’！……总之，‘为恶无止极’。无人可以从中获胜，包括愚而好自用的僭主们。”

我没想到，僭主研究，而且是有关二十世纪的僭主政治研究，会在此后成为全球思想市场的日兴的潮流。

五

斯奈德《论僭政：二十世纪的二十个教训》(Timothy Snyder,On Tyranny: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2017出版后，一举成为迄今最受瞩目的著作，极为罕见地拥有了两种研究：《综述、分析、评论》（Summary，Analysis，and review of Timothy Snyder's On Tyranny）和《研究指南》（Study Guid: On Tyranny by Timothy Snyder）。

这位执教耶鲁的政治史名家，从欧洲极权主义的历史中，提炼出二十个最重要的教训，警告美国：威权主义已经到来，没有什么可以“例外”地幸免于难的理由。这些教诲中，最令人赞叹的，当然是他的为自由而战的勇气：“如果我们之中无人准备好为自由而死，那么所有人都会在僭政之下死亡。”（20.）但他不是道德主义的“良心论”者，他清楚没有制度和组织保护的良心，是如何在纳粹德国是随风散尽的，他警醒要“2.捍卫组织；13.建立私人私生活；14.奉行实体（corporeal）政治。”

事实上，斯奈德在僭政批判中提出的最值得珍惜的教训，也是有关日常生活世界的抵抗的：“相信真实（10.Believe in truth）”！

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如果没有事情是真的，此后也就无人能够批评权力，因为没有可以支持那样做的（事实上的）基础了。如果没有事情是真的，那么所有一切就都是奇观（spectle），最大的钱包最能支付最亮“瞎眼”的焰火。

在一个所谓“后真相”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斯奈德是深知其要的：“Post-truth is Pre-facism.”(后真相，就是前纳粹。)

当特朗普在大众投票中失败却拒不接受，扬言只有自己的选票合法，而民主党与大数字公司合谋舞弊，“偷走了自己的胜利 ”的危机时刻，他鼓舞自己站了出来。在Trump's big elect lie Pushes America toward autocracy（《特朗普的大选谎把美国推向一人专制》）一文中，他无畏地警告美国，那个毁灭德国魏玛共和的谣言——犹太人“背后捅刀（stab in the back）”——现在已在美国复兴。（《纽约时报》,11/11,2020.）

作为大屠杀的著名研究者，他当然清楚，犹太人的背后捅刀，不过是德国的保守主义者与军事强人兴登堡（P.V. Hindenburg）自我美化的谎言。虽然借助了胜利国没有实施国内占领、在国外的投降少有人知的假象——以及一个外国（英国）军官的嘴巴，但真正被欺骗利用的，却是民众沉溺于帝国军事光荣的怀旧心理。他们不愿接受德国在欧洲的二流地位，将责任推诿给接受凡尔赛战败条约的魏玛共和国的领导阶层——那些企图将德国从梦寐中拯救出来的温和的理性主义者——“见利忘义”的犹太人、社会主义者：他们被称为“11月罪人”，出卖国家的罪名使他们成为随时待宰的羔羊，在当时虽未被立即报复，却为同样深信这一神话的“下士”希特勒，在攫取权力后反复敲诈利用：他把他们称为德国内部最危险的敌人，扬言只有从肉体上将他们消除，才能扫清帝国复兴的障碍。这才是“反犹主义”的根源。

而对特朗普来说，要为今日美国现实困境负责的，是那些主张社会主义、高税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的左翼民主党，被全球化利益驱动的、贪得无厌的大数字公司，被理性、科学欺骗的进步主义者、无神论者、自由堕胎论者、同性婚恋者……他们联手覆灭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希望，是这个国家的“内部的敌人”。现在，他们又偷走了他的胜利，使他成了这些“内部敌人的受害者”（victim of internal enemies ），采取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防卫性的。

这是一个危险的策略。斯奈德说，一个合法民选的总统，竟然以“内部敌人的受害者”的说辞，使自己受托管理的国民成为可以公开报复的“内部敌人”，这是在把民主政治变为一个人独裁。我们知道，这也正是政治学对“僭主”（Tyrant）最经典的定义——无论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或贡斯当的《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都是如此。

但斯奈德指出，特朗普所说的偷窃并不真实（false）！为此，他也给出了这场真相之战中最完美的论证。

和总统选举一起产生的议员们，他们的名字都写在同一张选票之上，为什么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发现偷窃？因为，这根本就不存在。

我无法评估，斯奈德以一个职业历史学家对学术伦理的坚守（5），为他自己和美国“（所）找出（的这个）事实”（11），对今次美国大选的意义。但他以极度的严肃，将僭主看做是现代政治的最大威胁，必定已经为所有真正的“爱国者（patriot）”树起了典范。

继之而起的另一部研究僭主政治的著作，是赫特（Benjamin C. Hett）的《民主之死》（The Death of Democracy）。他直接地讨论了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在魏玛共和陨落中的责任：是谁支持了希特勒的崛起，然而再改变心意，转而反对他？

与一般的纳粹史研究结论不同，赫特提醒读者：支持希特勒的，除了那些希望借投票支持纳粹的力量，稳定秩序保护自己利益的商界领袖和军队司令之外，那些对“日增的好斗神话与非理性趋势”不满的公众，同样支持希特勒。德国保守主义的悲剧在于，他们自以为能控制希特勒。

没有比巴本（F. Papen）的命运，更能显示这一点。这位靠支持老军头兴登堡竞选总统成功，从而成为总理的天主教党叛徒，也正是力推希特勒上位的关键人物：他向垂暮的总统保证，自己可以控制他，并出任内阁副职。但随着纳粹势力的坐大，依靠保守党在内阁的优势，已完全无法阻止希特勒。

因为，在纳粹一家独大之前，对民主规范的表面尊重，可以使希特勒获得呼吸的空间，保守主义和他之间，以形式合法性兑换实力的交易，还可以进行；而在二者合一之后，保守主义也就失去了意义。

只有在这时，他们才重新走向社会。1934年，巴本在马堡大学发表“人道主义与良心自由”的讲演，公开警告德国：必须作为中欧诸民族中的一个而不是自我孤立，引起了希特勒集团的恐慌。但他既不能与右翼的反对派和解，也不能与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形成新的多数派。因为，魏玛反对政党之间的相互敌对，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由一个希特勒那样的人，来实施无法律的、野蛮的独裁统治。”“也老大不愿与他们的对手，进行妥协。” 他们似乎宁愿等待“长刀之夜”（Night of long knife）降临。虽然巴本在长刀清洗中，被捕不久便被释放，但从此，德国再也没有批评纳粹的声音了——包括巴本那位的师爷，崇尚保守主义革命的施米特（Carl Schmitt），也转向新仓觅米矣。

“在赫特看来，这一历史对今日的保守主义者的教训，已极为明显：不要反对那些使共和国连接在一起的原则，因为总有一天需要秩序；不要摧毁那些尊重规则的反对者，有一天你会怀念他们。”斯奈德在为此书所写的评论中，曾有如此精辟的总结（《纳粹在德国如何夺权？》How did Nazis gain power in German?）。

我想略加发挥的是，任何保守主义的反-革命企图，都将促成僭主政治的成功：无论是将现实的困境归咎为历史的挫折，并以拯救历史的方式重启现实，还是对传统食古不化的抱残守缺，都极易与没有任何伦理底线，以求一逞的强势人物，一拍即合。我不能忘记莎士比亚在《科利奥兰纳斯》中为他们写下的恨世之言——

虽然我只身而去，像一条独龙，但我也将使那些人在谈起我时，如见到它的沼泽，瞿然变色。

了不起的朱生豪用神来之笔，把剧名译为：“英雄叛国记”，虽然我只是参考了他的译文，但我必须表出：他让我从一开始就理解了“僭主”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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