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与“多数”的转换：美国民主制度还灵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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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美国：特朗普弹劾案已被众议院通过，拜登就任总统在即……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现在的政治局面，都不能不说是民主的一种结果——虽然这种结果超出了理想的范围。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人们之所以认可这个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就是规则所指的“少数”和“多数”，其构成不是板结的，而是变动着的：昨天的“少数”可能是今天的“多数”；今天“多数”中的一部分，可能成为明天“少数”中的“少数”。当然，这个所谓“服从”，并不是“俯首”和“服贴”，而只是承认被称作“民主”的这一制度的输出结果罢了。况且，“少数”这个数量概念在美国政治中，也不代表力量的大小。那些冲进美国国会、被美国主流媒体称为“暴民”、“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少数”，显然具有巨大的能量。在价值认同上，这些自称为“爱国者”、高举美国国旗和美国南方邦联旗帜以及带有特朗普名字的旗帜的人，自认为代表了美国的主流价值。

作为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民主所面对的一个难题莫过于如何让在一场游戏中成为“少数”的人产生继续参与民主制度（游戏）的动机。一个共同参与的游戏，少数人“不玩了”的结果，绝非意味着多数人的胜利。在民主制度下，“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是少数人在利益上的让渡或让步，是少数人在情感上的牺牲。

如何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之下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不使少数人成为多数人的牺牲品？被称作“美国国父”的那些美国政治制度奠基者的答案，就是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在特定方面给予“少数”大于自身比例的权力，以捍卫自己的基本利益。这种“偏袒”，从参议院的设置和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制度中可窥见一斑。美国现有50个州，不论人口多少，都有两名参议员。这意味着在参议院的决策中，人口较少的州则有着大于自身比例的影响力。同样，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制度也赋予人口较少的州有大于自身比例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自2000年大选以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只在一次总统大选中获得过总票数的胜利，却利用选举人制度赢得了三次总统大选。这样的制度设计，给了那些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中看似必败无疑的“少数”转势获胜的机会。

不过，这样的机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挑战。从美国建国之初直至20世纪中叶，原有制度设计中被考虑到的“少数”和“多数”的形成，大体而言还只是利益、立场分野的结果，“族裔”的“少数”和“多数”因素少有参杂其中。而今少数族裔在数量上的不断增加，让“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更加复杂化了。少数族裔在人数上的增长，改变了少数与多数的数量对比结果。作为人手一票的选民，少数族裔在近年来越发踊跃的政治参与，可以彻底颠覆原有的少数与多数的构成比例。这种改变，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对数量的变化，而是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规则的实质性改变。在美国现今政治格局下，那些没有少数族裔加入、注定要成为相对“少数”、且可能越来越少的人，在近些年逐渐意识到，原有制度设计上对“少数”的保护，在目前的政治竞争中，已经无法为其提供像以往那样的“以少胜多”的机会。正是作为“少数族裔”的非裔，在民主党草根政治发展的推动下，在近些年大批注册为新选民，其关键性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得一向是共和党及保守派票仓的佐治亚州，在总统大选和参议员的选举中均成为民主党的地盘。1月初民主党在佐治亚州参议员决胜竞选中的两场胜利，使其在参议院居于微弱多数，也创造了民主党在接下来两年内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的局面。

非裔成为美国政治中的“关键少数”，是美国历史演化的结果。美国宪法对“少数”的保护，内涵着对建国时期的“奴隶州”及其奴隶主利益的妥协。这种妥协，为非裔在摆脱奴隶地位后争取民权的过程设置了障碍。并且，这种障碍，还不只是可见的制度规则。知晓美国历史的人恐怕都不禁要问：为什么美国早在1870年就通过了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禁止联邦或州政府因公民的种族和肤色限制其选举权，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赋予少数族裔选举权？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民主政治并不仅仅包括白纸黑字的成文规则，也包括公民在该制度下参与政治的习惯。所谓习惯，包括民众对公民、民权等概念的习惯性认知和想象。

这也是为什么在奴隶制废除到民权法案通过的一个世纪里，每当少数族裔试图通过抗争得到宪法中保证的平等权利时，每每都会遭到居于政治中心的白人以暴力或非暴力形式进行的阻挠——因为那个时期美国（包括部分少数族裔在内的）民众的习惯性认知与想象中，民权并不是少数族裔应得的。

今天，少数族裔在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关键性作用的形成，来自于美国民众对民权的习惯性认知和想象的变化，但在“谁是公民”——即国家属于谁的问题上，“少数”人却仍然保持着过去的认知和想象。这些美国人所保持的想象，在此次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中即有所表现。

去年夏天，当以少数族裔作为中坚分子的大规模游行展开之后，美国国会及政府机关周边均有众多警察严阵以待。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恐怕不能不归结于少数族裔依然是一种敌对“异己”的潜意识。而在1月6日，当极端的特朗普支持者向国会“冲锋”时，每年开支达4.6亿美元的国会警察却显得没有什么准备。这种“轻敌”的心态，同样也要部分归结于这种潜意识的另一面：对那些在习惯性认知和想象中的“国家主人”的信任。

政治认知和想象变化带来的政治（正确）标准的改变，是近年来美国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之一。以非裔等少数族裔构成的“少数”，近年来借助民主党的平台，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从而减少了在“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制度下做出的利益牺牲。与此同时，许多长期以来处于“多数”地位的美国人（尤其是蓝领、无大学学位的白人）则在全球化的冲击和精英政治日益板结的情况下逐渐失去原有的多数地位，成为“服从多数”的少数。

这种政治习惯性认知和想象变化带来的危机感，是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的增长与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少数服从多数”中的“少数”和“多数”，不仅数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力量构成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以往在“少数服从多数”制度下可以让“少数”屡屡“以少胜多”的“共和”设计，如今却脱节于现实，使原有的受益者逐渐成为被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所牺牲的绝对“少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特朗普主义、部分共和党政客及其选民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挑战，正是为了避免成为这种新格局下的绝对“少数”。

当前美国政治的种种现象，是被一人一票量化了的利益冲突和观点分歧的表象。然而，在政治上，少数、多数、甚至族裔概念都并非政治力量聚合的根本依据，只有理念、利益才是划分政治群体的硬指标。因此，一人一票和“少数服从多数”当然不是政治失序的原因，而只是其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现象时力有不逮的表现。不过，这不也正印证了“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的说法了吗？正是这个“最不坏”，使得北美洲的这片土地成了United States（合众国）。现在，这套“最不坏”的制度，能否使美国避免Divided States（分裂国）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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