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再中箭，中国科技巨头能够走多远？人民日报再评阿里巴巴（组图）

中国整改科技巨头再出重手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也在同一日公告，已“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对此，蚂蚁透过微信公众号回应：已收到约谈通知，“将认真学习和严格遵从监管部门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做好相关工作的落实。”而阿里巴巴也回应表示：“将积极配合监管机构的调查。”

不过，两大利空消息一出，阿里系股价应声下跌。其中，母公司阿里巴巴周四在港股早盘以重挫8%作收，创五个月来新低，而同在港股挂牌的阿里健康收盘也重挫近11%，这是港股在圣诞假期收市前的最后交易时段。

自从11月初，蚂蚁集团号称史上募资金额最高、近350亿美元的上市案被临时叫停后，中国对平台经济的整改一波接着一波，其中无不剑指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事业。而创办人马云一再中箭，其事业版图之前景也因此蒙上极大阴影。

安抚当局 马云曾奉上蚂蚁持股

对此，部分观察人士分析，对照《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马云早在11月2日的监管会议中就主动提出，愿意将蚂蚁集团之部分持股奉献给中央政府的传闻来看，未来蚂蚁恐难逃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命运。

他们说，中国这一系列紧掐互联网民企的整改，虽有整顿市场乱象的用意，但也恐让国企后续得以趁机取得包括蚂蚁等科技巨头的股权，遂行中共所谓的“国进民退”政策或是“红色资本主义”。而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内部的维稳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香港智易东方证卷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华尔街日报》的内幕报道属实，这代表马云认知到自己10月底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的一席话已经得罪当局，必须有所弥补。

马云当时重批中国银行界对贷款要抵押的“当铺思维”，并言称“中国金融没有系统，也没有系统性风险”。他还批评巴塞尔协议是过时的“老人俱乐部”所制定风险标准。

蔺常念说：“马云也知道，他讲话讲得太大了，他已经得罪共产党的人，他想安抚共产党嘛！这个没有办法啦！中国的制度就是天大、地大，没有共产党大嘛！”

不过，以结果论，马云此番服软的话并未成功挽救蚂蚁集团的上市案。而《华尔街日报》也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政府没有打算接受马云的提议。

蚂蚁面临收归国有的命运？

然而，以中国政府一波波的严管措施，以及对蚂蚁和阿里巴巴最新的升级审查来看，蔺常念研判，未来蚂蚁部分“收归国有”的可能性很高。

而“红色资本主义”(Red Capitalism)一书的共同作者傅立泽·霍伊(Fraser Howie)也认为，政治嗅觉敏锐的马云愿意拱手释出蚂蚁的经营权，再次凸显出中国一党独大的极权本质。

霍伊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眼中，党才是核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就这么简单。所以，民营企业即使为私人所拥有，最终还是受国家和共产党管控。如果中共想要接管、也决定接管，企业就会被接管。民营企业家是没有能力抵抗的，尤其无法(像美国一样)可以透过独立的法院系统来反击(政府)，只可能透过党内派系或其政治盟友的私下角力，来达成协议。”

不过，霍伊说，中共不会像黑手党一样，明目张胆强夺民间财产。

他研判，中国政府可能透过股权结构来强化对蚂蚁的控制，例如，透过中央汇金投资公司向蚂蚁注入资金，或者收购蚂蚁发行的新股、甚至买入现有股东的持股，一方面解决蚂蚁因法规所面临的资本缺口问题，一方面取得蚂蚁的持股和董事会席次，进一步主导蚂蚁的实质经营。

他说：“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写到的‘红色资本主义’和‘私有化的中国’。中国透过董事会持股的法律结构等方式来国有化民企，并利用此一结构来控制民企。”

有“金融国资委”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公司是中国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也是中国所有国企商业银行的股东，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对这些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

霍伊表示，只要国家入股，蚂蚁未来就可能成为如其他国企商银一样的金融公用事业，价格僵化、也恐不具竞争力。

他认为，中国叫停蚂蚁上市案与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的狂妄发言关联不大。但如马云之精明的经营者和经手上市案的投资银行竟未察觉到中国监管环境之变化，实让他大感意外。

中共加速“国进民退”

在中共加速“国进民退”步伐的前提下，蔺常念也对马云之事业版图的前景持悲观看法。他说，一旦国企入股这些互联网民企，未来一切就会以党的利益为圭臬，中国科技股的创新精神和投资价值将不再，因为他说，“国企一来就会(把蚂蚁)搞得一塌糊涂啰”！

受限于新的监管措施，蔺常念说，蚂蚁未来不仅无法再仲介贷款、赚取５%左右的佣金，其放贷的杠杆率也可能由现行的20倍大幅下降到只有5倍。因此，未来即使蚂蚁还有机会再上市，其原本约3,100亿美元的总市值也可能被腰斩到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水位。

长期关注中国局势的霍伊也同意，监管收紧后，蚂蚁未来再上市后的总市值可能大幅降低到只有1,000亿美元的水准，因此，他说，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监管单位早在11月初要叫停蚂蚁上市案的原因之一，因为监管单位很清楚，如果允许蚂蚁如期火热上市，随后推出的监管措施可能就会让蚂蚁的市值大幅腰斩，将严重冲击到金融市场的稳定。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央行即将立法施行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未来个人网贷不能超过30万人民币(4.6万美元)，或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对企业法人或组织的贷款也不能超过100万人民币。

而经营网贷公司的一次性实缴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10亿元，若跨省经营，则最低资本额将提高至人民币50亿元。另外，在单笔联合贷款中，办法也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都显示，未来网络小贷的额度、出资额和杠杆率都将受到严格的规范和限制。

包括霍伊和蔺常念在内的许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整顿平台经济这些年来因竞争所衍生的乱象有其必要性，只是他们担忧，政府的监管力度过强，可能扼杀了此一行业的创新和未来的成长力道。

平台经济整改发威

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的整改本周起尤其频频发威，且看到明显的效应。

市场监管总局周二晚(12月22日)对社区团购平台祭出“九个不得”之禁令，其中第一条规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另外，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也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

禁令一出，包括美团和拼多多等多个社区团购平台都迅速做出反应，紧急整改，虽然少数商品据报载仍一度有低价倾销之嫌。

而蚂蚁用户近期也传出多人遭降低消费额度至3,000元人民币以下。经蚂蚁周三(12月23日)证实：其旗下的网贷平台花呗“正在调整部分年轻用户的消费额度，以倡导更理性的消费习惯”。

分析人士表示，中共紧缩对科技巨头的管控除了有市场稳定的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的地缘政治考量。

创新未来中心(Center for Innovating the Future)联合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Abishur Prakash)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之所以叫停蚂蚁上市案、甚至近期升级对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其最主要的考量并非内部因素，而是外部地缘政治因素。

他说：“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找到机会可以强化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管控。中国正在以整改为胁迫，来取得对民营科技巨头的控制。这最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因为中国需要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来作为其(未来)外交政策的工具。”

普拉卡什分析，欧美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加强监管，大多因为科技公司近年大幅成长，规模越来越惊人，且伴随着跃升的技术水准也让科技公司得以扮演社会各阶层“守门人(gatekeeper)”的角色，甚至主宰个人的生活选择，因此，逼使政府必须采取行动，维持市场秩序，也避免这些公司“大到不能管”。

但他说，中国的算计显然不同。

他解释，中国政府对境内科技公司的发展或多或少都在其管控下，不管是透过直接注资、还是公共政策在辅导其发展，并加以监管。

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中国突然要紧缩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呢？普拉卡什说，催化剂其实来自蚂蚁火红的上市案，但中国不是因为怕蚂蚁上市后大到无法管，而是看到蚂蚁等中国科技公司雄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普拉卡什说，中国透过整改将手伸进大型科技公司，目的是为了遂行其日后之地缘政治版图的向外扩张。

他举例，阿里巴巴今年1月向马来西亚出口了一项人工智能服务“马来西亚城市大脑(Malaysia city brain)”，利用云端计算能力，可以解决城市交通的拥挤问题，也可进一步蜕变为智慧城市。

他说，中国的盘算是，如果能进一步掌控这些大型民营科技公司，政府就可以将类似阿里巴巴城市大脑之类的出口服务或商品作为其向外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操作手法犹如美国的干净网络行动(Clean Network Initiative)，他说，这将是一种新型的外交宣言(foreign policy manifesto)，中国若能有效控制这些科技公司，就能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将这些公司的商品、服务和生态圈之建立引导到符合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方向或区域发展，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此外，普拉卡什所属的创新未来中心也预测，2021年全球科技圈将面临十大地缘政治的风险(geopolitics of tech risks)，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利用与科技公司的冲突来遂行其地缘政治目的将是明年的风险之一。

其他九大风险还包括：一、科技战(tech wars)，主要来自美中在半导体晶片上的争战。二、5G联盟(5G Coalition)，亦即，针对5G技术，除了部分国家开始围堵中国外，其他各国亦可以被迫开始在美中等主要大国间选边站。此外，三、在中国开始自行发展区块链服务网络(blockchain service network)后，同样也面临的来自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排挤，此一发展趋势也可能导致各国未来必须选边站，而形成的另一种断层(blocked world)等之科技风险。

人民日报：实现平台经济更加规范更有活力更高质量发展

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因“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立案调查。此举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平台经济迅速崛起，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行为日渐增多，出现了限制竞争、价格歧视、损害消费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阻碍了行业创新。整治影响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有利于促进平台经济更好更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但绝不意味着平台企业可以走向垄断。垄断不是平台企业的基因和特权。回顾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优秀的平台企业，都是在公平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都是从当年的小公司、小网站起家的。正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推动下，平台经济才展现出蓬勃生机、无限潜力，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因此，各方面都很期待今天的大企业、大平台也能为后进入的小公司、小网站留有良性竞争的机会。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带头强化行业自律，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维护良好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体系。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无论什么阶段、什么业态，公平竞争都是一个行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反垄断监管，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有利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高效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发展潜在市场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更为重要的是，反垄断可以有效降低市场进入壁垒，形成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因此，加强反垄断监管与做强做大平台经济并不矛盾，更不会扼杀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基因，相反，正是对平台经济发展环境的有力保护。

事实上，互联网行业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出于呵护新产业、新业态的考虑，我国对平台企业监管一直十分审慎。但互联网企业也需要遵规守法。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内资和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虽然呈现多边市场、动态竞争、跨界竞争、网络效应等新特点，但反垄断法律法规的精神实质与要义仍然适用，需要与时俱进更新完善法律法规，为平台经济发展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环境。当前，世界各国正在不约而同完善规制，加强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监管，就是为了保证行业竞争的有效性，有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对于平台经济来说，加强反垄断监管，带来的绝不是行业的“冬天”，恰恰是更好更健康发展的新起点。纵观互联网经济发展史，反垄断为行业健康发展扫除了很多障碍。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欧美国家通过反垄断制约了微软、IBM等科技巨头，才促使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互联网新锐诞生和成长，并为行业带来强劲活力。当前，我国加强反垄断监管，有利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厚植平台企业不断涌现、蓬勃生长的良好土壤。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此次反垄断调查，是提升互联网企业公平竞争意识和反垄断合规意识的契机，也是开启平台经济创新发展、有序发展、健康发展的机遇。相信广大互联网企业能够正确认识行业监管与自身发展的关系，将监管要求内化到企业经营管理中，以改革和创新的姿态迎接发展新起点，更好走在规范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提高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