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一只口罩在德国引发的一场风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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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这场总也结束不了的疫情，德国人差点忘了，自己历史上竟然有那么多思想家，文学家和历史人物留下来的财富，可供后人继承和挥霍。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们，纷纷“临危受命”，“拯救”这个国度于水火之中。

三个历史人物和一场运动

11月初，德国著名文学家席勒诞辰纪念之际，德国病毒学家陀斯滕（Christian Drosten）在演讲中表示自己相信，假如席勒还活着，“也会戴口罩的”。

11月中，“横向思考”运动（Querdenker）在卡尔斯鲁厄的一场游行示威上，一位11岁女孩在舞台上自比二战期间藏匿于阿姆斯特丹的一幢房子里，受纳粹迫害致死的安娜•弗兰克（Anne Frank），称因为害怕邻居揭发自己（违反抗疫措施），只能和朋友们安静地庆祝生日。

11月底，“横向思考”运动的另一场在汉诺威的游行中，一位年轻女性在演讲中自比二战时反纳粹组织白玫瑰成员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

这三件事之间有何关系？它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

首先说在疫情中公众中圈粉无数，同样也树敌不少的陀斯滕。他是一名病毒研究者，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班的重要专家支持。同时，他频繁出现在播客里，脱口秀节目里，以及推特上，向公共普及专业知识，当然，也讨论公共话题，包括口罩。

他在这次演讲中谈到：疫情中的人必须背负康德式的义务和责任，还是仅凭个人感性和偏好，就能做出理性的正确的举动？陀斯滕说，他相信，席勒若活在这次疫情中，也会戴口罩的。

再来说反对抗疫管制措施的“横向思考”运动。4月时，它不过是一场50人的游行，8月份人数已飙升为近4万人，其中混杂了极右翼分子，阴谋论者，当然，还有暴力。它最基本的主张就是拒绝佩戴口罩。有人不戴口罩，有人佩戴网孔口罩，有人戴着或“独裁”，或“嚼子”字样的口罩，总之，口罩在这沦为一个激进的政治话题。

为什么是口罩？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是，口罩几乎涉及到每一个人，除了6岁以下的儿童。而且，它最一目了然，疫情中的你我他，到底是否在遵守防疫规则。它也最简单有力，支持，还是反对。

当时的11月，德国正在采取第二波全国性的抗疫管制措施，酒吧，餐厅，健身房等文娱场所被关闭，私人聚会的人数限制在两户家庭10人以内。但是，个人仍然可以逛街，理发，跑步，上学，找小伙伴玩耍。对于一个不爱好社交，在家办公的人来说，除了室内购物需要戴口罩，生活几乎没有改变的痕迹。至于那个11岁的女孩，她念出的不过大人嘴里的话术。而那位年轻女性，谁知道她小脑袋里经历过什么。

然而，这远远不是一句“他们有病”就能羞辱走的一群人。来自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者朱丽亚 贝克(Julia Becker)对他们的画像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人格和达尔文主义。前者是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不信任。自恋人格极易受到阴谋论的蛊惑，他们相信自己才是那极少数的能识别真相，征求世界的超级英雄。至于达尔文主义，有些人认为年老的和有基础病的人可以死于新冠病毒，只有更强壮更健康的人才有资格生存下来。

口罩在德国，已然成为疫情最明显的标志，也是疫情中方方面面的人群，利益，价值，思想交织，冲突，矛盾最集中的体现。

姗姗来迟的口罩

无论是专家，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对口罩的认知，在德国都经历了一个动态的过程。

德国的第一例感染出现在1月底，第一个疫情爆发点则出现在3月初，第一批极少数戴口罩的人则出现在3月中下旬。这些谨慎的自觉戴口罩的人，一定遭遇过周围人的不解，甚至嘲笑。

3月底，德国联邦政府提出警告，戴口罩会给人一种“安全的错觉”。那时，德国疾控机构给予民众的建议是：洗手，保持1.5米的距离，打喷嚏时将嘴捂在自己胳膊上。况且，因为口罩供应紧张，当时的社会共识是，把有限的口罩让给医护人员。

直到邻国奥地利4月1日实施戴口罩义务措施，德国才真正开始讨论要不要戴口罩这个话题。4月初，小城耶拿成为德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在商店和公共交通上必须佩戴口罩，效果出乎意料地好。4月中，德国国家科学院利奥波第科学院（Leopoldina）发布专家意见：佩戴口罩有利于防疫。越来越多的地方城市实施口罩义务。4月1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众联邦州长就全国范围内的口罩义务达成一致，而执行则发生在4月底。

由此可见，从联邦层面达成口罩义务一致，到最终落实，经历了12天，从德国开始采取全国范围内的抗疫措施，到口罩被纳入其中，则经历了一个半月，从疫情集中爆发到口罩义务被实施，则经历了近两个月。

口罩原本可以来得更早一些吗？德国政府各层级的讨论到达成联邦层面的一致，需要一个过程，联邦制是不是危机处理上的一大劣势呢？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认作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然而物理学出身，以数据说话的她，并不能轻易说服众联邦州统一采取更快速更激进的行动。也有声音认为联邦制有优势，一个局部地区采取一定的措施，错了，就可以避雷，对了，可以仿效。

口鼻之上的风暴

然而，一直以来都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口罩能在新冠病毒面前保护自己，却被初步证明，口罩能保护他人。所以戴口罩背后的施政逻辑是，假如所有人或者大多数都戴口罩的话，就会减少病毒的传播，人人通过保护他人，从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这里涉及到一些容易让人激动的关键词：自由，责任，公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通过限制个人的部分自由（戴口罩随带来的不适），实现对公共利益（遏制疫情）的责任。我不戴口罩，就会损害你的利益。只有别人也戴口罩了，对于戴口罩的我，才是公平的。当然，也有人只看到了自己的个人自由受限，个人利益受损。

那么，到底什么是自由，自由难道能够个体脱离整体和社会吗？在非常时期，自由难道不是出让一部分自由，以让剩下的自由得到保障吗？那什么又是公平？如果如达尔文主义者所提倡的，隔离高风险人群，年轻力壮的我行我素，那该如何实现罗尔斯“无知之幕”下的公平呢？如果政府放任那些游行的人不遵守防疫规则，又怎么能实现对遵守规则的人的公平呢？

在黑格尔的自由概念里，个人自由只有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可能。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时是对立的，但这个对立是可以调和的。在此，黑格尔并不指望理性的个体，而是一个有效能干的政府。他认为，个体会在一个合理的环境下，会做出合理的举动，从而实现总体环境的理性。

德国政府部门在传达自己的抗疫战略时，更替着用过三个指标：通过限制人际接触和部分公共经济活动，拉平疫情发展曲线图，将基本传染数R0控制在1以内，和将一周内每10万人口新增感染数控制在35到50以下，从而将疫情控制在公共卫生系统承受边界之内。可是，这样的逻辑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和接受，个人利益的出让，换取的不是直接的的利益，而被限制的自由却是切身的。抗疫是对个人主义大趋势的极大考验。

于是，阴谋论钻了空子。在“横向思考”运动之前，比尔•盖茨是阴谋论者最大的靶子。而“横向思考”运动中的阴谋论者坚信，病毒并不存在，是当权者控制民众的幌子。

阴谋论者毕竟只是一小撮分子，而政府最大的命题是，疫情发展到什么情况下需要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以什么方式，多大程度。

11月18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案，一改之前对于防疫的模糊表述，新法添加了一些具体指标和措施。其中第28条规定了17条措施，包括佩戴口罩。有批评的声音，此举是削弱议会，强化政府。当也有声音认为，该法让抗疫有法可依。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德国，口罩佩戴是义务，但即将到来的疫苗接种则基于自愿原则。

即使在这场抗疫长跑中产生了疫情疲劳的背景下，大多数的德国民众是接受包括口罩义务在内的管制措施的。来自德广联-德国趋势（ARD-Deutchlandtrends）10月份的调查显示，63%的人认为应当继续实施口罩义务，并且应当将范围延伸至室外公共场所。口罩问题也许可以折射出，大部分人目前为止还在做着理性的举动，从而实现了黑格尔所说的整体的理性。然而，在多变的疫情中，在政府创造一个新的“合理的大环境”之前，首先得判断“什么是新的合理”，再其次，它有没有勇气和魄力去冲破阻难，实现这个新的“合理”。

德国10月28日出台的第二波全国抗疫操作，是第一波的的简装版，是一个纠结在选票，经济，社会，公共卫生之间的一个妥协。果然，措施并没有带来成效。12月13日，德国不得不得来一场更严厉的抗疫：12月16日至1月10日，关闭学校和大部分商店等，而关闭学校是政府手中最后一张牌。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10月28日德国新增确诊数为近14964，一周内每十万人口新增感染数为93.6，而12月13日，新增确诊数为20200，新增死亡数为321，一周内每十万人口新增感染数为169.1，超出预警线50越来越远。其实，德国经济学界向来的共识是，一场更有力却短暂的封锁，比一场总也却结束不了的小封锁，对经济的伤害要小得多。而于社会，一场踩不下刹车的疫情给人带来的不安和不满，比更严格的管制的，更强烈。

当然，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候，疫苗尚未上场。

今年疫情刚在德国爆发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如此描述它：“人类对自己的无知从来没有过像现在一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人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得不在不得已中前行。”在2020年巨大的不确定中，这可能是唯一的定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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