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个贫困县集体“脱贫” 中共提前收官的脱贫攻坚战（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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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 细看中共扶贫史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扶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大规模实施的。”2002年7月份，中共官方曾在白皮书《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中如此介绍中共扶贫的由来。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对经济的破坏后，让中国贫困雪上加霜。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末当宣布改革开放时，中国拥有超过7.7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66元人民币/人•年，按现价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为温饱而挣扎，贫困发生率超过97%。1982年，当中国政府首次对“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启动大规模国家专项扶贫计划时，当时的西海固“有的农民家里就一个碗，老爷爷先吃，吃完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

改革开放，让中国实现了长达三四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再加上1980年代中共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始有计划且持续数十年不间断的扶贫计划。在这期间，中共先是在1986年首次确立331个国家级贫困县并为之提供各种专项基金和以工代赈机会，在20世纪的最后数年更发起一场“冲锋”一举基本解决了全民温饱问题。

1994年、2001年和2011年，中国政府曾先后三次调整“贫困县”名单，且贫困线标准几经调整。截至2012年，根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两份名单——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前者包括中西部22个省份的592个县，后者则涉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80个县，有440个县同时出现在两份名单中，刨去重叠部分，全国共有贫困县832个。同时，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到2012年年末已下降到10.2%，贫困人口规模为9,899万人。

按照中国官方的贫困标准（以2010年不变价人民币）——这是一个相较于世界银行标准更低的标准，中国脱贫状况不仅是低水平的，而且即使如此仍有将近9,900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状态”，这对于当时刚刚上台的习近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2012年秋跻身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第一本个人作品即是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记录其当年主张福建宁德时的思考。事实上，随着2020年中共承诺的全面小康目标大限将至，中共在过去的8年将扶贫视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作。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南下湖南湘西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是继1980年代作为中共执政重要任务的扶贫由“救济式扶贫”到“扶持式扶贫”之后，又一次转变。随即，中共投入空前的力量，“四级书记”负责、扶贫干部下沉，贫困户建档立卡……告别以往的大水漫灌式扶贫，以每年千万以上人口的速度“消灭贫困”。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决不让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掉队”——2015年11月底，中共先后召集高级别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部署攻坚战。2017年秋，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下达死命令，重申“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自此3年中，中国最后的脱贫难度最大的贫困人口以千万以上速度继续锐减，贫困县一批批“摘帽”，到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551万，而发生率已降至0.6%，距离最后完成既定目标仅一步之遥。

“正面”与“反面”

“中国成功让数亿人摆脱极度贫穷，实属人类一大创举”，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11月份出版的个人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中如此评价中共的“贡献”。

客观地说，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有限的资源、落后的生产力在过去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一直困扰着历届政权。从中共建政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贫穷的噩梦也如影随形，正是在此背景下，在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时间内，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任务。人们必须承认让7%的耕地养活22%的世界人口尚且困难，处理不好就将“天下大乱”，更不要提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

在这一点上，中共不仅将其视为共产主义“共富”理想的实践，当然也会认为这是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所在和政权安全所系。但不管怎样，世界上恐怕少有政党有如此强烈的意愿和“可怕”的执行力去推动完成这样一项全民脱贫任务。

当然，作为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任务，中共脱贫计划并不是完美毫无瑕疵的，从方案的设定到具体的执行都存在相当的争议。

首先，人们担心，“扶贫”因为客观原因根本无法保证“一个不落”，甚至也无法杜绝“返贫”的可能性，这迫使各级官员在北京的高压下不得不倾向于弄虚作假，疲于奔命于搞“数字脱贫”“大跃进”等形式主义。中纪委5月份通报贵州省一名副县长负责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在1324套搬迁住房仅有584套达到了入住条件的情况下按100%完成度上报欺瞒上级。而另据通报，地方政府官员还有借牛羊拼凑“养殖大户”上报等情形出现……

这不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浪费，更重要的是“脱贫”的虚假繁荣。

其次，人们也对北京根据10年不变的贫困线标准感到不满。正如上文所说，现行贫困标准为按照2010年人民币不变价即2,300元人民币为标准，这不仅一直低于世界银行标准，更重要的是是否能够反映当下人们的最低需求。外界存疑，即使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年内顺利完成脱贫任务，其意义也不大。

不过，这一认定本身也是有问题的。且不论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问题，单纯是当下中国居民收入结构就很值得研究。尽管近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但是大多数人收入水平仍在低水平徘徊。

5月份的中国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北京声称现行标准不能随意拔高，地方不得订立不切实际的目标，其意义即在于“兜底”，解决一步再循序渐进进行下一步。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即便中国脱贫成功也的确是低水平的，也没有必要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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