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美国大选，特朗普不应连任的理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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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朗普持续被评为二战以来不支持度最高的美国总统，可是，2016年的选战结果告诉我们，特朗普有一群“忠实信众”，他们的热情造就了让全球观察者大跌眼镜的“选举奇迹”。在他们眼中，特朗普是“生意大师”、“伟大爱国者”、“强者”和“虔诚牧主”，其“局外人”的定位也为陷于建制泥沼多年的美国政坛带来了不一样的风貌。这些特质应当为美国人民眼中的优点，但问题在于，特朗普一个都不是。见证过其近四年施政以后，我们对此已然明了不误。

2015年，尚为候选人的特朗普以自己“亿万富豪”身份为据，宣称自己有得天独厚的能力去扭转当时增长缓慢、也未能惠及一般民众的美国经济。四年任期接近尾声之际，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都声称他的政府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国经济”（至少是在所谓的“中国病毒”来袭之前）。

2016年的一次总统辩论中，特朗普曾声言，他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增长率由1%提高到4%。这“奇迹般”的承诺当然未兑现，而其任内经济增长（不计疫情之后）也从未超过奥巴马时期的最高增速，甚至事实上，美国GDP年增速于两位总统任内都没超过3%。

当然，在特朗普任内，美国的失业率的确曾降至六十年来未见的低水平，而且家庭收入中位数，以及收入最低的25%群体的工资中位数，也在2017年之后出现明显增长（后者增幅更是近廿年来未见）。

“生意大师”未能扭转经济

不过，此中的就业职位增长幅度其实及不上奥巴马的第二任期，而紧绌的劳动市场推高工资亦是经济常理，要说这全是特朗普的功劳，而非奥巴马的“遗产”，似乎不太合理。

按照特朗普自己的说法，其最大的经济成绩是2017年底的减税法案。但此项政策到底是成是败？特朗普曾在税改通过前承诺“每个人都会得到减税，尤其是中产阶级”。事实上，虽然每个纳税人都少交了一些税，但最大的利益却流向了收入最高的美国人：所有纳税人中，有22.9%的人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他们享受到了减税总额的75%，至于最富裕、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占整体0.9%的群体，更分摊得23%的减税额。据美国税务局最新数据，2018年，美国纳税人收入中位数为43,614美元，而“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一般是指收入为全国中位数67%至200%（即约29,221至87,228美元）之间的群体。由此可见，“尤其是中产阶级（得到减税）”的承诺并未兑现。

其税改方案的重头戏更在于“企业税”的减幅，从此前可高达35%的税率减至21%。特朗普对此的说词当然是减税会让企业增加投资，因而创造更多就业职位，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增加政府收入，缩减美国政府的赤字。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阴霾之下，企业投资未见明显上升，只见资金投向股市，屡次创造出难让一般市民获益的“新高”，而美国的赤字随后两年都大幅上涨，更不用说疫下救市的庞大赤字开支。

至于特朗普雄心壮志的万亿基础建设投资大计，如今更是渺无踪影。此计划虽有与民主党人意见相左的党争阻碍，可是，特朗普以私人投资为主的建议，似乎没有引起美国大公司的兴趣。而政府在债台高筑、连年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忙着减税，当然也难以自行落实基建计划。如果将经营美国视作经营生意一般，这位“生意大师”可算是浪得虚名。

“伟大爱国者”分裂国民

特朗普历次在联合国的发言，所谈的都是“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原则。毕竟，不管他国何想，只要特朗普喊出“盟友应该付出更多”时，他的支持者就会为他欢呼。可这是美国所需要的吗？特朗普在盟友军费问题上的固执，让人想到“一叶障目，不识泰山”这句话。商人只顾盈亏，却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对全球秩序的话事权，很大程度上便是来自于其超过他国的付出；而美国花费数十年建立的全球盟友网络，为其创造了一个对自身地缘、经济、政治、文化大大有利的国际空间。四年后，特朗普对此仍不理解。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美国与“对立国家”的地缘政治性质，美国人的基本希望都是让国家更安全。然而，在面对朝鲜时，特朗普似乎更关心镁光灯和新闻头条，在对漫长而不确定的外交谈判失去兴趣之后，一度积极的美朝外交至今停滞不前。在面对伊朗时，为了推翻奥巴马遗产的特朗普政府，在自己没准备好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不顾法德中俄等签约伙伴的劝阻，贸然退出伊朗核协议，导致美国再次与地区大国发生冲突—以至于一再承诺要“带美国军人回国”的他，一面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撤军，另一面又被迫向伊朗周边派驻了更多军队。

此外，特朗普的爱国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移民这个争议性话题。然而，他在这方面的成绩也不足称道。暂且不论“筑墙”阻挡移民的策略本身是否有效，特朗普政府根本没有“筑墙”，只是花了几十亿美元修缮已经存在的围栏，而在他上任时，美墨两国便已经有约三分之一边境被某种屏障阻隔，四年努力“筑墙”之后，这个比例依旧无改。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筑墙”主张也不符合逐渐变化的美国民意：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移民持正面看法。结果，他疏远了半数以上的国民，加剧了严重的分裂。与其说他是“伟大爱国者”，不如说他是“伟大撕裂者”。

美国需要的“强者”

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一个强有力、不讲求政治正确的领导人正是美国所需要的。特朗普呼应了其支持者的期待，做了以往政府都不敢或不能做的事情，比如退出主要国际协议、让阿拉伯国家承认以色列、与中国展开贸易战。

然而，推翻应该是为了建立。特朗普亦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替代方案：伊朗核协议说退就退，然后呢？在中美关系上，两国愈发陷入对抗，虽取悦了右翼，也凝聚了两党少有的共识，但也为大量美国人和美国企业带来极大困扰，美国企业多次发起关税申诉，而高通、微软、沃尔玛等企业一再要求放开美国政府对他们中国客户的制裁。如果遏制中国是“必行之义”，那么这些附带的副作用又该如何处理？

谈到特朗普强势总统的名声，他的支持者们还热衷于提出最后一个论点：“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自今年5月25日弗洛伊德（George Flyod）事件以来，这句格言一直是特朗普应对美国抗议活动的口头禅。

然而，当2017年右翼集会促成严重流血事件之后，特朗普为何不说“法律与秩序”？喊口号很容易，但当国家在其近四年治下持续分裂，持续演变为冲突和无序，特朗普不仅没能团结这些造成分裂的各派，反而还在因其偏袒而加剧冲突。

这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当他在外交上一再于以色列、伊朗关系等问题上偏袒一方时，也只会令冲突继续加剧，令美国深陷其中，也不知这到底是“美国第一”还是“以色列第一”。

美国需要的强者，并不是特朗普这种只懂莽动、不顾后果、流于表面的所谓“强”，而是敢于深入美国内外各种难题、为之提出有效解方、能存于镁光灯之外的“强”。

“虔诚牧主”表里不一

如果要谈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其宗教和保守派政策最为重要。力挺以色列的政策，满足了美国基督徒群体的宗教蓝图，更得犹太游说群体支持。另外，特朗普以近代绝无仅有的速度任命了超过200名保守派联邦法官，包括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注定了司法体系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保守倾向。

他的政府也通过了一系列支持创造论、拥护生命权（Pro-Life）和反LGBT等“讨主喜悦”的政策，譬如以拒绝堕胎作为国际援助的条件。对自由派来说，特朗普令社会倒退了几十年。但对他的核心支持者而言，他可谓“虔诚的牧主”，将国家摆回到令神喜悦的道路，防止美利坚沦为罪恶之都“所多玛”。

然而，即使有这些政策加持，特朗普真的能够讨主喜悦吗？教会所教导的是远离罪恶，这固然包括对LGBT权利的抗拒，却也更包括兼爱、包容、体谅与诚实，包括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精神，去拯救那些“未得救者”—化为政治，这难道不应该是尽最大所能去弥合本就深受撕裂所害的社会，以个人德行起到正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当一众神学家、牧师和寻常基督徒都在质疑特朗普的行为与《圣经》不符，特朗普的“基督徒支持者”有多少是为了信仰原因？又有多少是为了政治原因而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也许是因为特朗普在外表现出来的政策成就，而“容忍”了特朗普本人内在道德、私人行为的不足。然而，一个为人处世频频违背《圣经》教义的总统，又将让国民乃至全世界对基督教信仰形成怎样的印象？

反对左翼的堡垒？

草根共和党人内部一直有反抗左翼建制的情绪，这种选民支持特朗普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他不是左派、不是民主党、不是“社会主义”、不是自由派的文化精英。

这一类选民在“将他们全踢出去”（kickthemallout.com）的网站上说得清楚：“投票给共和党吧，他们可能不完美， 但另一边却都已疯狂。” 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发现自己与民主派阵营的左翼理念完全不一致，对他们而言，选总统的最主要目标不是“甄选一个合适的领导人”，而是“将所谓‘进步’的左翼疯子排除在国家权柄之外。”

然而，这种想法在团结右翼的同时，也在团结其他群体：皮尤研究中心今年8月的民调显示，56%的拜登支持者首要原因是“他不是特朗普”。10月，另一项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63%的拜登支持者表示，他们作出决定的意义更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从来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让右翼以外的群体这般团结。如果有人希望特朗普的存在能够减弱左翼自由派精英的声势，这似乎已是适得其反。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所谓保守主义其实并不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并非止步不前，而只是在考虑到现实基础后，确认问题真的存在，再以循序渐进、尽量保持既有体制的做法去解决问题。特朗普很多有欠思量的冒进政策，可算是保守主义的相反，只虚有保守主义之名。

是以，特朗普既不是一个伟大的商人，也不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既不是强人，也不是好的基督徒。他甚至都不能抵御左翼潮流。四年来，特朗普一系列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除了巩固他核心选民的支持，令当年推他上台的、被压制的社会不满情绪全面得到发泄以外，却对这些不满背后的深因放任不管，反而将一切事情政治化，加剧了原有的社会撕裂。

可以说，特朗普是个伟大的表演者，是个充满行动力却缺乏凝聚力的总统，他对美国社会发展最大的功绩，或许反而是将美国的一系列问题一一暴露，令人们意识到弥合分歧的必要，认识到刮骨疗毒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从这个维度考量，特朗普的出现既是历史必然，也有其历史性使命：为美国“积重而返”创造契机。同样是从这个维度考虑，他的“历史使命”也已完成，可以退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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