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市三娃妈不存钱没积蓄，疫情间被逼成“老赖”（组图）

来来来，作为一名资深澳洲中年（八卦）老母，我刚刚有幸“近距离全程”见证了一场因租房而产生的起诉/应诉过程，赶紧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货真价实的近距离，因为他们就是我的隔壁邻居。我家房子的围栏很低，而隔壁夫妻俩身型都偏高大，所以，当我和女主各自在后院晾衣服时，她只消探一下头，就能越过围栏，跟我来一场触及灵魂的聊天。

两个中年老母后院的隔墙之约，简直就是疫情里唯一的social life亮点了。

狗血年年有，今年特别多。足不出户，都能喷我一脸。。。

男主是建筑行业的，全职，女主part time做美容顾问，三个小孩都读小学。

三月份疫情一来，女人首当其冲丢了工作，又因为是刚签不久的part time的合同，拿不到job seeker，四月，男的也被减少了工作时间。

总之，男女主家庭年收入突然就少了三万刀，却拿不到任何补偿金。

而损失的这笔钱，主要就是用来付房租的。

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男女主第一时间通知了房产中介，希望可以跟房东商谈一下，减免部分房租，直到他俩经济情况好转。

中介么。。。此处省略一万个字的吐槽！澳洲的房产中介，打过交道的人，都懂的！

总之，从四月到五月，中介要求男女主提供了一大堆证明文件：解聘信，疫情前后的工资单，银行流水单等等。然后通知他们：虽然他们的情况很值得同情，但是中介（房东）不打算做任何租金的减免。

更戳心的，中介说：男主目前的收入水平，比评定 “Rental Relief Grant”（租金补贴）的标准，略高了一丢丢。所以维州政府的这2000刀（后来涨到3000刀）的租金补贴，也拿不到！

这现实就是：虽说你家收入锐减了，但是一分租金不能少，赶紧付钱！

好邻居入不敷出，又没啥存款，从五月开始，开始陆续拖欠房租。依然付，但不是全额，根据现金流情况，有时候多点，有时候少点。

中介开始每天发催租邮件和手机短信，并在邮件中催他们搬家。

注意这里只是邮件催搬家，没有打印文件的邮递送达。

因为：根据疫情下的房屋租赁新规，疫情期间（2020年3月8日到9月30日，后来延期到了2021年3月31日），租客如果因疫情影响收入而欠租，中介/房东，不能因此驱赶租客搬家。

该时间段内，中介也不能把租客放到“房屋租赁征信系统黑名单”上。

不能赶，不等于不能催啊，中介开始频繁的电话+邮件+短信，狂轰滥炸！ 

女主脸皮薄，到处投简历找工作未果，还要在家管三个小孩的home school，都快疯了。她经常在后院敲我家围栏，等我出来聊天，聊着聊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可我什么都做不了，连抱抱她都不行。

就这样，男女主一边付房租，一边被迫赖账，慢慢走上了“老赖”这条不归路。

九月初，男主收到了Victoria Consumer Affair 的电话, 说是因为租金的争议，中介/房东递交了申诉（Complaint）。

由此，租房争端申诉三部曲，拉开帷幕。

第一部曲

Consumer Affairs

从2020年3月，到2021年三月，维州所有因为租房引起的争议（不管房东还是房客），都只能向Consumer Affairs 机构，提出诉讼请求。

而Consumer Affairs，在收到你的投诉之后，会分别给双方打电话，了解情况，然后把告知双方的诉求，看看能不能有协商解决的办法。

男女主这个case, 第一轮调解未果。因为房东很硬核，不愿意降租。

于是，Consumer Affairs的人通知双方：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流程。

第二部曲

Dispute Settlement Center

这是维州在疫情下成立的一个全新机构，专门负责调解疫情因租房引起的矛盾争端。不管是房东还是房客，如今都要先经过这个机构调解，而不能直接去VCAT仲裁。整个调解流程免费。

首先，一个Dispute Assessment Officer会跟双方电话联系，记录基本情况，然后判断是否进行调解（conciliation) 。调解范围主要是欠租，逾期不搬等情况。

一旦决定进行调解，Dispute Assessment Officer会给双方发邮件，并给出一个需要提供文档的清单，双方要在限定时间内提交。

文档提交后，3-5个工作日内，Dispute Assessment Officer会邮件通知你调解会议的时间（Conciliation meeting)和会议的大概流程：由一个指定的调解员（Dispute Resolution Officer，以下简称DRO)，主持三方参加的电话会议。持续时间在两小时左右。

这个时间基本不能随意更改，所以你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参加会议者，只能是调解员（DRO)，房东或者指定的property manager, 房客，即三方的直接当事人。如有其他人员想参与（比如房客代理律师、朋友，房产公司其它工作人员）必须预先通知机构并获得同意。

调解会议也分三部分：

1. 双方简短申诉，各自重新讲一遍自己的故事（三方一起）

2. 一对一商谈（调解员和中介，调解员和房客分别一对一）

3. 最终协商结果成文，调解员念给双方听，双方确认内容无误

女主人在调解会议结束后，第一时间来到后院，我隔着围栏，给她倒了红酒，听这两小时的内幕的“内幕”。。。

调解员很像上海的“老娘舅”，温和中肯，给双方表白的机会，也会安抚双方因疫情而受伤的心情，同时更会根据双方目前的经济情况，提出一个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

男女主这个case,最后调解成功：房东减免了将近一半的未付租金，剩余部分，男女主在接下来的6-8个月分期补齐。

调解会开完第二天，Dispute Assessment Officer, 把成文的调解协议，发给双方，调解结束。

那么，如果调解不成功，会怎样呢？

会有两种情况：

1. 调解员根据自己对情况的判断，拟定一个强制调解协议，要求双方执行；

2. 调解员发放“调解不成功”证明，申请方可以凭此证明，走第三步曲。

第三部曲

VCAT

只有经过第二曲调解未果，拿到“调解不成功”证明的房客/房东，才能进入Vcat的仲裁流程。这个流程，和疫情以前类似, 官网也能查到很多信息，暂不赘述了。

VCAT耗时耗力耗钱，结果还很不可控！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是曲很难唱的“断肠红“。

因此，很多租房争端申诉的“三部曲”，都会尽量在第二曲时达成共识，避免唱到第三部。

说实话，通过这次近距离观摩男女主的申诉经历，我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很“维稳“的。

在”疫情影响了所有人生活“的大环境下，对于租房引起的争端，政府部门本着”fair & reasonable”的原则，会考虑更多相对弱势的群体（租客）的诉求。

其实就是比惨大会。

你想：一方损失了一些应得的租金收入，一方很可能就要无屋可居，流离失所。房东和房客，谁大概率更惨呢？

当然，也可以“评判“男女主这类中年夫妻的生活方式：上有老下有小，三个小孩读书，怎么可以不存钱没有积蓄？怎么可以不买自己的房子？

我只想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可以为我“兜底”的社会，还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