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不均：资本主义大国塑造的“平行时空”（组图）

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美国在过去数十年来经济发展蓬勃，为无数国民实现了美国梦。其中，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富裕发达地区。举例，作为金融与高科技中心之一的麻州（麻萨诸塞州），2019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为77,385美元（约60万港元），排名全美第五高。当地是保险集团Liberty Mutual、大型连锁零售商T.J. Maxx，以及军火商雷神公司（Raytheon）等企业的总部所在。

另一个收入增长最高的华盛顿州，2017年家庭入息中位数为70,979美元（约55万港元），排全国第11位。当地是零售商巨头好市多（Costco）、星巴克（Starbucks）、亚马逊（Amazon）以及微软（Microsoft）的企业总部。此外，北达科他州凭借页岩油和天然气生产的大规模扩张，也取得了不俗的发展。

以上这些地区皆体现了美国经济的盛景，也反映了美国作为现代全球一体化的主设计师及最大得益者。

当“美国资本家”变成“全球资本家”

与此同时，美国部份地区的发展却出现滞后。其中著名的铁锈带，是指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包括纽约州西部、宾夕法尼亚州、西维珍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下半部、伊利诺州北部、艾奥瓦州东部，以及威斯康星州东南部。随着钢铁、煤炭、纺织等行业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衰落，这些地区的许多荒废工厂内的机器渐渐布满铁锈，因而得名。

铁锈带和东南部过去20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出现负增长，正好反映了美国在经济繁荣下的同时，衍生出越发严重的贫富差距。许多普通美国民众发现，他们没有分享到国家经济强劲增长的丰硕果实。

当美国资本家在以美国利益为主轴的资本全球化浪潮下走向全球，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并没有令财富回流，他们也摇身一变成为“全球资本家”，与美国社会公共利益逐渐脱节，而笃信自由市场的美国社会也并未对此情况作出改变。

终了，此前支撑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强大美国工业制造能力愈发空心化，财富愈发汇聚于金融业及资讯科技业，国家经济持续创造繁荣的业绩，但财富分配却出现了极大的不均，与美国高收入群体于过去20年资产大量扩张的趋势相对比，过去20年同样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没落，普通人的实质生活改善相当有限，尤其是本身从事制造业的劳动阶级。

2018年，美国坚尼系数上升至0.485，创下50年来新高。相比之下，欧洲同期没有一个国家的指数超过0.38，这意味着当地的贫富悬殊已经攀升到了危险的水平。而根据美国联准会的数据，今天美国的贫富差距更是自1970年以来的最高点，收入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几乎控制了整个中产阶级所加起来的财富。

征税仅为第一步

特朗普上任以来，原本有望在经济方面交出一些政绩，包括对外的几场自认满意的贸易战，对内则一度有着强劲的股市，就业率、失业率等数据亦迭创新低。

然而，今年的一场疫情令幻影消散，突出了美国经济窘困的结构性不足。更何况，美国当前诸多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如医疗保险、退休保障、学生贷款、公共债务等社会危机，本身就从未妥善解决，说到底问题核心就是财富及收入不均。

从1970年代至今，高收入阶层的全民收入占比持续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入息中位数及整体占比却缩小，可见贫富差距扩大，中产式微。

今届选举，民主党为挽回选民的支持，势将重心放在财富税之上。当然，在具体执行上有一定困难，如征税门槛、税率等。无可否认，正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要解决日益升温的社会不平等，就必须朝着课征财富税的方向前进。

而在课税之余，如何对经济长远发展进行更好的规划？如何将税收用到最需要的领域，譬如通过对公共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投入，来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支持？乃至提供技能培训机构，为劳动力市场带来必要转型？又或是铺陈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为偏远地区提供货物服务往来的前提，为繁荣地区创造进一步迸发的机遇？

从过往历史来看，许多国家均曾透过以经济活动的流量来课税，如所得税、销售税、营业税等，然而却不乏出现累退（regressive）发展的案例，使穷人的处境越加困难。毕竟，税项本身只是工具，如何通过这些工具改善贫富不均，还有需灵动的施政思维，而非简单的“课税便是正确”、“减税便是正确”等固化思维。

在这种背景下，由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于民主党三场初选的接连胜利，以至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美国媒体简称为AOC）这两年获得一批相当忠实的支持者，两位政治人物所获取的支持与关注，也象征着美国逐渐开始有了对自由市场的反思。

可惜的是，这种反思至少在现阶段依旧难以落实为具体的政策，而是被意识形态之争所裹挟。

过去一直扮演资本主义世界领袖的美国，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加上国内贫富不均加剧，年轻人逐渐对社会主义不再完全抗拒，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社会学教授伯曼（Sheri Berman）指出，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造就了社会主义的兴起。

然而，或许有人可以针砭时弊地应对当下经济挑战提出具体政策主张，然而一旦这些主张被套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标签，便会令之变成政治之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不断重申“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民主党贴上带有负面意义的社会主义标签。

若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学贷和医保等费用依旧居高不下，美国学界、社会和政界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只会有增无减，乃至为美国的纠偏创造政治动能。不过，在此次大选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争执，预估将令美国仍旧难以着手其结构性经济问题。

今年疫情重创环球经济，作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也在重启经济和防疫之间取舍丝毫不容易。亳无疑问，经济是今年大选的关键议题，而美国各地区人们在过去20年间对美国经济不同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一大决定性因素。

2016年大选期间各摇摆州在彷徨之下转投了非建制的特朗普。4年荏苒，美国选民似乎退却了一定彷徨，多了一些执念。而这又将为选情带来怎样的结果？为美国经济的前景带来怎样契机？值得全球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