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家国还是世界：胸怀“天下”的花木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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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花木兰》这部由西方电影公司制作的东方题材电影，最大的故事特点仍在于其呈现出一股与西方英雄电影常见以“拯救世界”为轴线相当不同的故事样貌。

尤其，同样是涉及战争题材，不论是原版《木兰辞》故事中的木兰代父出征、还是迪士尼2020年上映的改编版《花木兰》，追求的核心价值都与中国传统思潮着重在家庭、群体相契合，而不似于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一众西方故事，究竟这代表了什么观念性差异？而这些差异背后又是否预示着文明的根本区别？

中国家国情怀背后的天下观

尽管经由迪士尼的大幅改编，《花木兰》呈现的仍不是一位致力于拯救世界的主角，她更在乎的是让父亲免于受苦、以及部队灌输给她的“忠勇真”精神，而不是自己如何需要扛起力挽狂澜的责任，这一方面显示《花木兰》与传统西方战争电影叙事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又可以透露中国与西方世界观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咸称为“天下”。所谓“天下”，不是以“疆界”、“主权”为基础的政治环境，而更是一个没有定界的、以“中心”向“边缘”递延的文化辐射圈。影响天下观最深的元素是儒学思想，儒学极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与关系，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礼制规范人际关系的秩序至少延续到清代末期，某程度上这也是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曾把中国描述成“一个文明而佯装成的国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的原因。

但强调中国是文明的同时，不应忽略“天下”亦是一种政治秩序。在这种政治秩序下，由“天子”（君权天授）主导此一递延层级的秩序，而中国周边的小国，不必然面临如现代以前欧洲小国那样，时时可能被大国并吞的危机，通常中国周边各小国只要依循礼制与中国建立宗藩关系，大抵能保有内政上的绝对自主性，甚至还有丰厚的贸易回报。这与欧洲无数被并吞的邦国命运大不相同。

这样的“天下”世界观，与西方的世界观有基本的差异。西方文明受宗教信仰影响极深，基督教文明虽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与主导、也对“救世主”有很高的期许、认为人人都需要救赎，但基督教并不追求一个大型政治体系，故罗马帝国以后极少出现一统的大帝国，而不同时期的政治体系主要取决于权力分配与联姻关系，同时教会（尤其是罗马教会）亦曾长期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是诸国“君权神授”统治正当性的重要来源。如今虽然早已“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但欧洲列国君主称号都还会加上“蒙上帝恩典”的头衔。

上述两种世界观的差异，呈现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核心特色，但是2020年真人电影版《花木兰》的剧情当中，又对世界观的描写呈现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一方面强调非常多东方元素，举凡梳妆打扮、服饰、武器、建筑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却只呈现了“家国意识”，而对世界观付之阙如。

这种模糊性，与《木兰辞》书写的“归来见天子”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片中李连杰饰演的统治者也并不被称为天子。

《花木兰》的群体与个体纠结与回归

中国与西方对于群体与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西方追逐个人成就、中国则更在乎群体，《花木兰》剧情纠结在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固然有所矛盾、一方面却也带来反思机会。

尤其值得注意剧中几位女性角色。巩俐饰演的女巫是一位被流放到塞外的特异人士，她被原生社群残酷地抛弃，因而投入柔然首领的麾下帮忙攻城略地，对她而言，攻入王朝也是一种让自我得到肯定的途径。而刘亦菲饰演的花木兰也有这层意味，从“气”的若隐若现到毫无保留，代表她不再压抑自我，最后更能说服女巫、并杀死柔然首领。

只是，电影里不论是女巫还是花木兰，最后都回归了家庭或者文化群体，女巫更因此而付出了生命，而花木兰则是归家后又受邀回到大群体（王朝卫队）。两位女性对群体与个体的纠结和回归，其实传递了电影故事所要强调的主轴，但是在这个主轴上，片中的“群体”又抽离了东方元素，没有文化脉络或动机，成为一个真空的、可以与西方“群体”相连结的一种概念。

从上面两个层面来看，不论是对东西方世界观的交杂互用、还是对群体个体的去脉络化表述，都反映了2020年迪士尼版《花木兰》，在诉说故事内容时，与原版《木兰辞》有相当大程度的偏离，中国大陆观众的批判主要也是集中在此。就这个意义来说，这部迪士尼高规格制作的真人电影，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理解，并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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