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光环加身 深圳为何能吸引中共高层南巡（图）

1985年12月10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应邀在中央有关部门召集“形势报告会”上作报告《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作为深圳建城史的“拓荒者”，当时年过六旬的梁湘力排众议，利用外资和向银行企业举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被质疑“复辟资本主义”。面对诸如此类的政治揭发，梁湘在汇报中以一系列亮眼的5年成就数字予以回应。

也正是在此次汇报中，梁湘解释了深圳的定位和意义，“根据我的理解，我们现在试办经济特区，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当时，中共刚刚宣布改革开放，怎么改，怎么开，没有经验，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深圳的定位也经历了许多变化，每一个时代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帽子”。

宝安这个地方，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大搞所谓“政治边防”长期忽视经济建设，造成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边境秩序混乱，人员外流严重。一直到1979 年准备建立特区时，外流人员到香港的有3万多人，差不多有4万亩土地丢荒，边境很多年轻人跑到香港去了。所以，特区建立初期，我们更多的是从解决劳动就业，繁荣当地经济，稳定边境社会秩序来考虑的。而且当时建立特区，也受到外国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模式的影响，以为特区对内是封闭的，忽视了与内地的经济联合;特区的体制，也是沿袭内地的模式，使特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起初，深圳与其说是特区，莫如说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工厂。当时，深圳开出了相对于香港来说极为优惠的政策，比如税收优惠甚至减免，低至香港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力成本，等等。这也正是当时外界以《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等含沙射影反对深圳特区的原因。

1984年因为邓小平的加持和站台，深圳不仅度过了当时最艰难的“主义”之争，而且被赋予“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管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的“窗口”地位，既然是“窗口”，那意味着既背靠着内地这个“大扇面”，又连接了整个世界这个“大扇面”。

“深圳速度”让深圳不断创造着奇迹，光环也一个个接踵而至，2008年深圳被冠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9年则确定为唯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可以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晴雨表，它是否成功、能够走多远，都不仅仅是经济成功的含义，而且代表了中共解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能力，是对自身执政能力的自我证明，也是立足当今世界两大制度文明“比拼”的结果。

深圳的经济成就无需赘言。1980年，深圳GDP仅为2.7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人均GDP仅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达26,927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其经济总量在2016年超越广州，跻身全国第三；2018年按照美元计价，超越香港，跻身大湾区第一。

同时，这里拥有中国数量第二的上市公司（2020年拥有306家），当前深圳上市公司A股总市值达7.39万亿元，高出上海近30%，仅次于北京。而这里也拥有中国大陆最多的摩天大楼（100米以上的319座），全球排名仅次于排名第一的香港和美国的纽约。

同时，这里也是华为任正非、腾讯马化腾中国当下巨无霸企业创始人的发迹之地。事实上，高科技制造业代表了中国未来的转型方向，以华为、中兴、腾讯等企业为代表，深圳的高科技水平代表了中国的最高发展水平，代表了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挑战传统世界经济的底气。

如今，在历史的变局下，全球产业链既成熟又在发生深刻的调整。深圳的产业蜕变历史被中央决策层赋予相当深意。2012年冬习近平到深圳时，曾极具象征性地访问了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