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者：对华政策“三派”合流 白宫强硬派重塑“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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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可以确定的是，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将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改变的深度与广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三个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具体包括:

第一，世界疫情蔓延的最终规模与影响难以确定。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中国疫情使得“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停摆”，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第二波疫情在欧美大规模暴发，冲击全球金融经济与全球供应链市场端，全球股市暴跌，中国虽加快复工复产，但出口订单急剧萎缩，再次证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将面对疫情第三波冲击，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非洲有关国家等发展中世界疫情失控可能性上升，全球能源原材料供应可能受到较大影响。有专家判断，未来疫情有可能在南北半球之间循环暴发，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将受到较长时间影响。

第二，人类何时能够开发出新冠病毒疫苗或特效药不确定。目前,中美德等国竞争疫苗与新药的开发，但普遍认为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如果有效疫苗发明并能大规模的应用，将有效抑制疫病蔓延，加快全球经济恢复增长。

第三，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不确定。包括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是否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停摆”将持续多长时间，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展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短期看仍较低。由于全球经济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我们在判断全球经济走势时须谨慎研判，做好不同情景的预案很重要。

全球供应链将重组，但重组的深度与广度不确定，取决于疫情后各国公共政策大讨论与最终决策结果。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发达经济体对医疗防护物资与药品过度依赖中国等国供应的担忧明显上升。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将明显上升，从而将导致一定程度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的角色至关重要。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尽管印度也是世界最大药品出口国之一，但其70％的原料药依赖中国，在关键的抗生素、退烧药等方面，印度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程度将近100％。显然，在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凸显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在经过高歌猛进的30年发展后，国内舆论环境与国内政治基础都已发生较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后美国等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明显上升，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是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掌握权力，扭转经济全球化方向的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身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国内政策失当，导致全球化收入的分配不平均。美国经济债务负担重，贫富悬殊严重导致社会撕裂，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大，基尼指数倒退至100多年前，这才是美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原因。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党斗争、政治极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扩大，全球化及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将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新环境下遭到进一步的批评。

此外，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其他一些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包括:

第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较大调整。价值观偏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安全与秩序的重视程度将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治理模式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

第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将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将决定各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疫情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科技与商业模式竞争将加剧；欧洲担心成为中美所谓的“数字殖民地”，将采取更多的反制与自强措施。

第三，大国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将重构世界范围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版图。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不同地区都将出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重构的现象，美国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地区合作与竞争将表现出新的形式。

中美关系性质改变，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形成

第一，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转向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十余年来，笔者每年都有机会访问美国，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走访机构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主要智库、产业界，也包括找机会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总的看法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确实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世界新科技制高点。中美战略竞争表现出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关系格局，而此次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格局，疫情期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竞争的特色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推动中美全面竞争的对华新战略。特朗普上台以后，经过开始一段时间的混乱，对华政策的方向与决策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即推动形成一个“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中国的战略。所谓“全政府”指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两党对华政策上的协调；“全社会”指动员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安全“鹰派”认为，中国这一可怕的对手恰恰具有“全政府—全社会”动员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尽管美国受到体制限制真正做到“全政府—全社会”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认定中国为敌人，它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当年对付前苏联一样。冷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冻结”了过去对付苏联的体制、工具、资源等冷战工具，在当前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国政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第三，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形成“新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气氛，强硬派试图推动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所谓“新冷战”与美苏“冷战”具有诸多相似的特点，既包括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成分，也有浓厚意识形态竞争的成分。当前，美国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三派”合流的局面：一是贸易“鹰派”，他们不满意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认为中国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二是安全“鹰派”，他们完全把中国当成美国中长期最大的威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三是人权“鹰派”，他们利用香港、新疆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对外推行美国模式与美国价值观。安全“鹰派”主要由共和党右右翼、极右翼组成，人权“鹰派”则主要来自民主党。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都存在巨大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两派共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美国当前对华不利舆论氛围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推动形成的。既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形成的“白色恐怖”舆论气氛的作用，也有主张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华尔街全球化精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音受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压制的影响，还有中国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反对美国强硬派强加“新冷战”的图谋，主张继续推动中美之间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研究》，原标题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对策》，作者王勇系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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