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混乱不堪，为什么教育人才辈出？（组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对外有列强的虎视眈眈，对内有军阀政治的极大威胁，外患内忧之下的民国政府实则是弱势政府。而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力量的弱势必然会导致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发展，这就使得：民国政府对教育这一方面无法强有力的控制，从而，使得教育领域人才辈出。

历史上，对于民国时期各种理念的争议，一直都是文化界经久不衰的话题。这期间，多数文人都很喜欢民国文化的一道风景线，却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和众文人的风骨。

民国时期的文人，兼备了骨气与勇气，对于文化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哪怕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依旧为了保护本国文化的命脉，不惜在战火中南渡西迁。无论多么艰苦的年代，都要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自由、价值。

几件“小事”就足以看出那个年代的教育让当代人敬佩。

虽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国家的财力不足，还要饱受战火蹂躏，但是，当时的民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如1912年，当时任职首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他就会经常和时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先生辩论一个话题。

蔡元培先生在自己《自写年谱》中回忆道：“范君当时认为，如果小学没有办好，中学就更不可能办好，而大学也一样如此。所以，真的想把国民教育提高，应该先把小学教育办好，而我自认为，如果没有好的大学，中学教育的师资力量就没有办法保证，没有好的中学，小学的师资力量一样没有办法保证，所以，我认为首先要把大学教育抓起来。”

而就是两位先生这样的激烈讨论之后，两人把意见合起来，都认为：从小学到大学，没有那一方面不需要去整顿，这样，想提升教学质量都是不行的。所以，对于教学最重要的用具教学课本，各位教育大德们不知道倾注了多少心血。当时的各文化学者，无论是从国外留学回国的，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都对于语文教育抱着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就连蔡元培、胡适、鲁迅这样的大学者们，都参与制定了国文教科书。所以，当时的民国语文课本《开明国语》，就是由叶圣陶先生亲自组织编写，再有丰子恺先生亲自负责插画，课本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由众位学者们全新创作或再创作而来。

可想而知，当时的民国课本是有多么的不可多得！

小学课本，看似简单，其实，这里的每一个字都融入了学者们的大量心血。当时的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支持着这些文学家们研究民国教育的教材，就像小学语文课本中，每一课就是很少的一二十字而已，但是，这些学者们都十分谨慎地反复考量。

学者们都认为：课本里的内容，一方面要保证课文具备汉字的美感，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这才是教育的两大本质。就比如：当时，学者们因为课本中的一句话到底用“来来来，来上课”还是“去去去，去上课”就争论了很长时间。一些学者认为：“来”字笔画多而“去”字更简单，但是最后，大多数则认为：用“去”字不够亲切，最终选用了“来”字。

那么，在民国时期，人才选拔的怎么样的呢？

可以说，在民国时期，选拔人才的方式并没有按照什么严格的规范制度去进行。即便是当时的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选拔人才也都是以衡量学生的才学为主要考量，从来不会去用严苛的考试程序作为标准。

就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很多的大学南迁，北大、清华、南开等等名校也是如此。之后，众所大学在湖南长沙共同筹建了“临时大学”，这就是“西南联大”的前身。就在1939年，“临时大学”恢复了招生，从全国各所大学优秀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这期间的报考的条件就是：考生必须先上交论文，论文通过后，再进行笔试环节，最后，还有口试环节。

话说，在报考者中，有一位优秀学生名叫周法，他在获得了考试资格后，经过前两个环节的考试，最终，在重庆的傅斯年寓所参加了最后的口试环节。由于，答辩的时间比较长，中午大家一起吃着包子，而周法就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还不忘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周法这样的举动，丝毫没有引起面试官老师的反感。

这位年轻人最终得到了傅斯年先生的垂青，他建议周法日后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课题研究，此举也奠定了周法将来成为一代语言学大师的基础。用人别具一格，也是西南联大特有的用人作风，要是德才兼备，都可以成为优秀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沈从文先生早年小学毕业就去军去了，所以，虽然先生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受人尊敬，可是，先生却不曾任职过教员或是讲师之类，也不曾留学海外。但是，虽然沈从文先生背景平平，在1939年，西南联大还是破格聘请沈先生为教授。

类似沈先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再比如：1926年春天，清华大学也曾破格聘请过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在国学院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这样的用人风格，保证了民国当时人才辈出，思想前瞻的可能！

在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想聘任胡适先生为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胡适先生婉拒后，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三人，与此同时，梁启超先生一并推荐了陈寅恪先生。当时，曹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没有著作也没有学历背景，不符合学院导师的用人要求。

这令梁启超先生十分生气，梁启超先生强调：陈寅恪的寥寥几百字的见解，超过其它的长篇大论一本书，这样的人，虽没有背景，但是，绝对是一等一的才学。

而最后，陈寅恪先生也被破格聘请了。

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由梅贻琦担任，梅先生始终认为：大学的存在，并不是形式上的学校屋舍，真正的存在，是各位学识、学者、导师们的存在，他们才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所以，在梅先生任职校长期间，当讨论办学路线时，有人问起梅先生的见解，他通常会说：“我尊重大家的建议。”可以说，在各种治校策略上，梅贻琦最大程度地尊重着各位教授的意见。他的理念则是：大学的主体是众位教授，而校长不过是服务于各位教授，以保证教学顺利进行的人。这一点，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氛围里，也是十分明显的。

为了坚持民主治校的理念，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大学里只允许有“先生”和“学生”两种称呼，坚决不允许存在官位称呼。著名的民国作家岱峻先生曾回忆说：“民国时期，大学里，如果哪位导师同时担任学术与行政职务，在称呼上，都会是学术职务在前，行政职务在后的。”可见，当时对学术的尊重氛围。

而这样的氛围，也保证了思想、政治见解的充分自由，导师和学生之间，也会自己的用行动维护着这份珍贵的自由。

1939年，陈立夫先生任职教育部部长时，他提出：“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导师，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是即将成为国民党党员的人。”

对此，引起了导师们的轩然大波，其中，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就义正言辞地表示：“如果非要我加入国民党，我宁可辞去院长一职。”而后，当陈先生得知，同屋教师是国民党党员后，他提出了换房居住，理由就是：“和这样的室友居住，骂国民党不方便。”其实，这也是导师们表达着自己思想自由的最真实的表现。

而在“民主治校”这个层面上，蔡元培先生是最早的实践者。他针对传统学校“老爷式”左派，在大学组建了大学评议会。同时，将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大家、饱学之士聘请入校，加入到大学评议会。

在大学里，评议会作为了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关，这样就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到了学校的课程、法规、办学方向等事情中来了。所有的办学重大事项，都要经过评议会决议，这也充分保证了办学的学术质量，想来，这才是办学真正的大道！

中国古代，很多时候对于文人，都不是很尊敬的，而民国时期，文人的傲骨得以凸显！就如国学大师任继愈回忆说：“王叔岷在刚刚完成著作《庄子校释》的时候，傅斯年毛遂自荐，为他写序，而王叔岷却拒绝了。王叔岷先生认为，傲骨文人都要如老虎、狮子猛兽一般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会选择群居。”

这样的小事，也将民国时期的文人傲骨情怀表现的淋淋尽致，让今天的文人望其项背！

而这股文人傲气，不仅表现在了毫不掩饰的赞扬，也更加的表现在了明目张胆的无视之中。在西南联大时期，大学里的文学系成为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而在这样的时期，任职导师中，白话文作家也越来越多了起来。这一切却让清华教授刘文典愤愤不平，他曾公开言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该拿四百块，我自配不如该拿四十块，而沈从文只配拿四块钱。”

如此露骨的评价，傲气、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刘文典先生真可谓是一代大师。倔强的刘文典先生，甚至，还会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先生。曾经，大学里又一次警报响起，大家都往外跑，刘文典先生也一样，可是，当他忽然想起心中无限敬佩的陈寅恪先生身体羸弱，而且，看到身边的陈先生跑的精疲力竭的时候，他大声的叫着身边的学生、老师前来帮忙，嘴里还喊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而这个时候，恰巧看到他最藐视的沈从文先生跑的比谁都快，于是，他便大声呵斥着沈先生：“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会讲《庄子》了，学生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力量而跑，而你这个人，你跑什么！”

其实，这也充分体现了刘文典先生倔强的真实、可爱，文人如此真实、质朴，才是民国教育的根本。不但如此，狂傲的刘文典先生，居然还在任职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了学生运动的事情，不惜顶撞老将。他当众不称其“蒋主席”，而称其“新军阀”，现场，傅斯年先生也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丝毫没有畏惧强权的样子。

殊不知，在乡下的傅斯年先生是十分谦和的，一次李庄之行，区长、镇长请傅先生吃饭，傅先生坚持道：“如果车夫的饭菜与自己的不一样，那么，我就拒绝吃饭。”如此反差，让我们见识到了民国大学者们的桀骜不驯，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怀天下。

可以说，这样的学者真的是民国的幸运，他们的敬业程度，也是值得现代的学者们学习的。

朱自清先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年，先生任职西南联大教授时，经常遭遇日本飞机的轰炸，生活艰难至极。可就是这样，先生也坚持着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后，再回去休息。一次，先生不小心得了疟疾，十分不适，就因为答应了学生们第二天上课发作文。

所以，他忍着不舒服连夜批改学生文章。疟疾不适，他干脆就把马桶放在书桌旁，整整一夜，拉了30多次。第二天，朱自清先生整个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都快脱了相。而就是这样，先生还是一大早，提起包就给学生们上课去了，丝毫没有理会自己身体已经极度不适。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文人，也是中国文人的先驱与代表。他们不但不畏强权，即便是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依旧不会忘记追求着内心深处“自由的国度”。他们中很多人都不是可以上战场的士兵形象，有的甚至羸弱至极，但是，在文化领域，他们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大英豪。

从兢兢业业办学的校长，再到一丝不苟、诲人无数的导师，民国时的文人们，的确用自己的风骨和真才实学践行着自己思想、文化、政治、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先行者身份。所以，这些文人学者们，他们的傲骨风范，才真的算是民国往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观古鉴今，目前我们实行的一些教育理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花结果。所以，可以说，多从民国教育中汲取经验，对于发展现代教育是非常有裨益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