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抖音反转神剧5个月，我们最终成了炮灰（组图）

3月26日中午，厦门的天气异常温暖。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办公室，微信工作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明天开始所有人放假。可以找新工作了。工资尽快全发给大家。”

我错愕了几秒，抬头碰上了对面剪辑师的目光。两人面面相觑，互相无话，接着又回到各自的世界中去。

那天，我们公司正式破产了。

我并不惊讶，只不过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抄快手的反转剧”

2019年10月，老黑再一次找到了我。酒吧里很昏暗，他押了一口酒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他指的“考虑”，是希望我加入他的创业项目——开抖音运营公司。

对于老黑的提议，我是有疑虑的。半年前，我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辞掉了影视广告制片的工作；再加上从未接触过抖音新媒体这一行业，我怕自己跟不上节奏。

老黑点起一根烟，深嘬一口说：“老钟，你放心，内容方面是很简单的，以你的经验完全可以应付。而且你看，我们也认识两年多了，我知道你最近不容易。”

我和老黑曾在一家主播运营公司共事过。初识时他还一贫如洗，之后靠着一嗓子喊麦，喊出了某平台“年度十大主播”的成绩，签约了华南地区最大的直播公会。如今，他靠着抖音上的15万“直播粉（直播吸引来的粉丝）”，一个月能进账大几十万。而我赋闲在家已有半年，茫茫然找不到方向。

见我无话，老黑端起酒杯，举到我面前：“只要我付得起，工资肯定按你的标准来，而且还有股份分红。”

9K的基础工资外加股份分红协议——相对于厦门同行5K左右的工资水平，老黑开的条件的确诱人。另一位签了这份协议的人叫阿彬，也是我们多年的共同好友。

我看着他，手里的酒杯迎了上去，半晌才说出一句：“行，我试试。”

2019年11月1日，公司正式开业，策划、剪辑、运营、演员，一共11个人。运营由老黑的兄弟天哥负责，文案是老黑从一家公司挖来的朋友；出镜的4名演员，都是他做直播以来收的徒弟，对于一个抖音创业团队来说，配置已经相当完善了。

彼时，抖音运营公司遍地开花，特别是像厦门这种二三线城市，租金便宜、创业压力小，三五人的小团队一抓一大把。在大环境的推动下，完整的商业链逐渐成型，行业内不乏喜提爆款、日进斗金的例子。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

公司成立的那晚，老黑特意泡了壶好茶，把我们聚到一起开了个会。

会上，老黑聊到了内容定位：“其实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抄以前快手那些反转剧，老钟把剧本扒下来，给演员演，在最高潮的时候，‘咔’一停！把反转留在下一集就行——想看？那就点‘关注’。”

我把玩着茶杯，心里明了：所谓“快手反转剧”，就好比网文里的霸道总裁、电视里的抗日神作，剧情可以不靠谱到让你怀疑人生。我曾在朋友的分享下看过，当时我们都管这叫“土味视频”。

老黑接着说：“‘关注’和‘点赞’多了之后，就在视频里挂购物车链接，演员晚上开直播卖货。前天我看了一个账号，一晚上卖出了5000双袜子。我算你一双利润30块好了，几个小时下来能挣多少钱？一个月又能挣多少钱？！”

他越说越亢奋，场面活像传销现场，我却有些疑虑：“抄别人视频会不会有版权问题啊？”

老黑将茶一饮而尽，抽动嘴角朝我简洁一笑：“光是一个清洁工变总裁的剧情，我就见几十个账号拍过，哪来的版权问题？”

我无从辩驳，索性点点头。抖音运营市场已经成型，处于行业头部的是手握头部IP的大型MCN机构，他们入场早，积累了一大批粉丝，当下只需要将IP转化为利润即可；而中部团队大多手握几十个账号，靠着外包内容，一天可产出10多条视频，以量取胜。对于我们这种资金有限、又想尽快实现盈利的底层小团队来说，“抄”确实是一种最笨也最省力的办法。

我没讲出口的疑虑是——在进公司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载过抖音；团队里的大多数同事也是广告行业出身，对于抖音新媒体属头一次接触。

有一天，我在后台分析热门账号的数据时，同事小A凑过来问我：“你在看什么？”

我一时语塞，一旁的天哥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做抖音新媒体，难道不知道‘星图（抖音广告平台）’吗？”

“挣钱嘛，不磕碜”

按照会上的分工，我负责扒剧本和现场导演。

抖音上有现成的反转剧大号，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打开这些账号，逐个扒剧本。

其中一个账号拥有680万粉丝，内容不外乎是“清洁工阿姨秒变集团董事长”、“总裁送外卖被不知情的下属侮辱”、“富家千金假装穷人试探男友”、“女老板素颜装面试者被欺负”；设置的反转也千篇一律，逃不开“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等标准结局。

虽然剧情离谱，但点赞量却动辄上百万，切中的正是观众的逆袭心理：你的现实中达不到的某些高度，主角帮你达到了，还帮你终结了恶人。

上班第一天，我打开了一个标题为“董事长微服私访”的视频——某公司董事长帮受伤外卖员送外卖，结果被势利眼员工无底线欺负，最后画面一转，董事长掏出保时捷钥匙，亮出身份，吓尿众人。

我有些哭笑不得，边抄边在心里骂：“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

也许是残存的创作理想在作祟，我心里生出一股厌恶，但与此同时，又有个声音冒出来安慰我：“还好啦，还有很多人直接抹掉水印当自己的作品发呢，我们起码是自己的东西，不亏心。”

两天后，我交出了第一个剧本：《宾利女董送外卖，老同学瞧不起人》。

一般来说，扒一个剧本可以分为4到5集，保持每天更新的同时，把反转留在下一集就行。

拍摄时我也会到现场作指导。道具、布景、美术并不考究，公司附近随便找个景就能解决；但由于账号人设是“霸道女总裁”，奔驰和保时捷是必不可少的。

起初大家都比较尴尬，为了让演员放松，我会尽量挑晚上，或者没人的地方取景。但饶是如此，还是引来了围观。一次拍摄结束后，一个本地口音的大爷不知从哪钻来出来：“哎哟，这拍电影啊，好专业啊！”

我实在不知怎么回应大爷，因为事实正好相反。发布前夜，剪辑师给我发来了第一集的成片，看完当晚我直接拿着样片找到老黑：“我们这个（稳定器加iPhone的器材配置）也太低端了吧……特别是在拍外景的时候，车一经过，就几乎录不到演员的对话。”

老黑并不在意：“没事，内容到位就行。”

我拗不过，又把翻拍的原视频发给他：“你看，人家这景深和收音，绝对是用专业的设备拍的。我们这么搞，连构图都没有，肯定不行的。我们不求超越他们，但也不能比他们还差吧？”

听我这么一分析，老黑被说服了，两周后，他给摄影师配了单反和收音设备，还买了一套灯光。加上新购置的剪辑用台式机，一共花去了11万。

钱是花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

镜头感增强后，演员拙劣的演技却暴露得一览无余。他们师从老黑，学的是喊麦，在表演上毫无经验，和抖音上一人分饰多角的演员相比，表情动作都很不到位。

在一次拍摄中，因为一个镜头反复拍了将近2小时，我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火气，破口大骂：“我每天都让你们晚上回去背台词，你们背了吗？哪怕只是熟悉一下也不至于卡这么久！拍什么都能笑场，有那么好笑吗？要是放在以前的片场，我早就让你们滚蛋了！”

当天晚上，我摔下台本一个人打车回了公司，想着和老黑提出转变剧本方向，可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当下公司还没盈利，所有的开支都来自老黑的直播收入，我明白，他有他的难处，后来我给自己灌输了一个道理：“挣钱嘛，不磕碜。”

这个道理出自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它意味着我在抄无可抄的时候，能硬着头皮去编“大学生为母治病送外卖，董事长豪车被撞反送钱”的烂俗剧情；意味着演员不够的时候，我可以戴上大金链子，去演一个看不起农民工的蛮横老总……

自我妥协后，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拍摄逐渐走上正轨，团队也开始了魔鬼般的时间拉锯战。

我们每天早上9点到达公司，辗转三地取景，一直拍到晚上11、12点，一天下来，出片量可达5条左右；结束拍摄后，回公司确认次日的工作内容，再花大价钱打车回家，到家一般已是凌晨2点。

一个月下来，我瘦了整整10斤，但当一个人热情饱满时，是感觉不到累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和阿彬一起打车回家。当时阿彬正在筹备婚礼，比我更着急做出点成绩。路上，我们的话题离不开如何改进工作，有时也会相互鼓励：“有视频进入了10万级别的流量池了，说明还是有机会的。”

按照抖音的算法推荐模式，每条作品发布后，后台会将作品随机放入1千人以内的流量池，如果短时间内“点赞”“评论”“转发”“播放量”“完播率”等指标都比较高，就有机会进入下一个更大的流量池：1万、10万、50万……依次推进，直到进入用户打开抖音、在首页上刷到的100万级别以上的精品流量池。

我们深知，杀进精品流量池，才是最终的生存之道。

实在不行，女演员可以穿得性感一点

按照老黑的计划，第一个月的涨粉目标是10万，最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两条视频直接爆掉，（粉丝）达到井喷式增长”。

但死磕了1个月后，同时运营的4个账号中，势头最好的一个只涨了两三万粉，偶尔出现一两个点赞破万的作品，也只是昙花一现，离老黑打算涨到100万粉丝就开始挂商品链接的目标，遥遥无期。

12月3日是阿彬的大喜之日，我们一行人去参加了婚礼。

席间，我们一边吃着喜酒，一边低头刷着数据，看着热门视频的点赞“蹭蹭蹭”往上涨，而我们刚发布的视频一直两三千的低区徘徊，大家都吃得没滋没味，宴席结束后，便连夜匆匆赶回厦门了。

这种低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我们开始对眼前这条看似简单又明了的路产生了怀疑。

那段时间，抖音营销培训课争相推出，速成班、精品班琳琅满目，天哥也去报了班，回来后便立刻召集我们传授经验：

“内容绝对是重中之重，一定要通过‘爆点（悬疑、冲突、高潮点）前置’来留住观众。”

“开篇3秒定生死，最好3秒一个金句，10秒一个小高潮。”

“账号不能剧情混乱，‘人设’是什么样，账号就要按照这个方向走。”

“实在不行，女演员可以穿得性感一点来吸引关注。”

……

我频频点头。虽然不好意思，但当晚我还是给女演员打了一通电话，告诉她要多买几套裙装。

接下来，剧本从5、6集精简成2集，将冲突点提前放出；我也不再介意自己暴露在镜头前，为了让剧情再劲爆一些，我甚至主动给自己写了许多反派角色，以至于后来的一次拍摄中，演员小C突然问我：“导演，你怎么又演渣男啊？”

“为了艺术献身呗。”我开玩笑说。那天以后，我在公司又多了一个绰号——“渣男专业户”。

这样的改变确实带来了提升。几轮磨合下来，剧情、剪辑、演技都逐一到位了，我们仿佛进入了一条没有摩擦力的滑轨。

可正当账号开始有起色时，陡然而至的抖音生态变革，再次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用户爆炸式增长后，抖音官方对不营养内容的管控随之而至。在草莽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批老快手团队，如今十不存一，我扒过的那个600万大号就是例子，2019年8月，它的单条视频点赞量最高能达258万，如今只勉强维持在1万左右。

这当然也有观众口味变了的缘故。华丽复仇、绝地反击等低龄套路已经讨好不了他们了，越发惨烈的竞争倒逼出一批优质剧情号，比如借着“方言梗”迅速崛起的四川团队、“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的韩美娟……创意层出不穷。 每次打开抖音，我都会想起《曲苑杂谈》的片尾歌词：“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更令人惶恐的是，我的前东家也开始做抖音了——有实力的影视公司，入局短视频平台已渐成常态。

一次会上，我给几个同事分享了一条来自影视公司的作品：“1分钟的片子，节奏快，布景和灯光专业，转场不生硬，甚至还有空镜头出现。”

我无意打击大家的信心，尽量说得很委婉，但实际上，如此专业的团队在短短一个月内吸粉200万，我真的害怕了。散会前，我问了大家：“你们自己拍的片子，有和亲友分享过吗？”

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只能听到烟草灼烧的声音。

最后的挣扎

2020年跨年前后，厦门的天气正式冷起来，办公室里的创业激情也随之消失得一干二净。大家完成任务式地囤够了春节发的视频，便按时放假。

但人生的际遇往往很奇妙。大年初四的早晨，睡得正酣的我被一连串的急促的震动吵醒。打开手机，工作群炸开了锅——原来是我们事先囤的好几个视频莫名其妙地上了热门，虽然不是百万级的流量池，但“粉丝”和“点赞”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达到了公司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大家欢呼雀跃，天哥在群里打气说：“要是每天能达到这种数据，就还有希望。”

看到后台的涨粉曲线一直往上拉，我心里狂喜，觉得不是“还有”，是“一定”有希望，于是火速打开购票软件，准备回去大干一场。结果因为这事，初八中午，我和家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所有的公司都在停工，怎么就你们公司要上班？现在是上班的时候吗？现在是在避难啊。”

“还有好多公司也要上班的，公司现在在关键时刻，我肯定要回去。”

“你们老板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什么叫关键时刻，现在疫情才是关键时刻。”

父亲说罢，“啪”地把筷子摔在了饭桌上。我不想过多地解释，举起碗来大口扒饭，眼泪顺着脸颊滴到了碗里。

初九早上8点多，趁厦门没有封城，我和另外几个福建的同事按时回到了岗位，老黑也抓着最后的机会，从山西飞了回来。

那天，热闹的办公室只剩下4个人，一位策划因为公司需要节流而被开除了，所有演员都因为疫情无法按时回来。即便摘了口罩，我仍感觉喘不过气。

会议桌上，我摸着茶杯没有抬头，只听天哥发话：“以前走的建立人设、打造IP的路子完全错了，我们没办法变现。现在要改变方向，以直播带货为主，想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我像被浇了一头冷水，但心里也清楚，过年的爆款有观众“无可选择”的因素，与其等演员回来继续死磕，不如顺着大势做做看。

会议最后，天哥说：“刚好到4月份吧，我们尝试一下，如果还是没有起色，那可能我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苦笑了一下。天哥当兵出身，做过很多工作，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可是那一刻，我只在他脸上看到了无奈。

会后，我开始联系拍摄场地，重新寻找新的模特和直播演员。因为疫情，演员漫天要价；好不容易谈拢了，场地又不开放；好说歹说拿下了场地，演员又因为封城进不来。

最后都安排好了，天哥告诉我：“厂家在广东，样品都发不了货，只能延期拍摄。”

复工一周后，公司又宣告停工。在等待工厂发货通知的这段时间，工资只能按原来的80%来发。

傍晚，我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幕里的人影发呆，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按下号码，又删除了。

三八节后，平台慢慢恢复了往常的热闹。热门视频依旧每天不断更新，我们终于按照新计划，开了新的美妆号，专门做“化妆品有哪些危害”一类的科普视频。

那段时间我一口气写了20个剧本，边写边拍。发了几条作品后，天哥就让演员开直播卖货了：燕窝、毛衣、国产化妆品品牌……都是几十块的产品，但第一次只卖出了几十单，其中不少还是朋友帮的忙。

半个月后，情况依旧没有好转，陆续回到岗位上的同事们已没有了之前的心气，加上工资已经拖了半个多月没发，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什么。

一天，老黑所在的公会运营找我闲聊说：“老钟，上个月我帮老黑垫付了40多万，就因为他们直播PK时没人刷礼物（公会帮主播刷礼物造势，是直播行业的常规操作，等分成出来后，主播会回款给公会）。”

当下我才明白过来，老黑的直播收益也在下滑。看来，“两个月的期限”到了。

于是回到故事开头，那天我们收到了天哥发来的破产通知。

我把消息告诉了父亲，电话那头先是默然，接着传来了一声苦笑：“没办法，现在疫情嘛，到处都不好。”

可我心里明白，疫情只是一个完美的借口罢了。

那个下午，所有人都没有着急走。阿彬来来回回接了好几个电话，应该是在倒心中的苦水；天哥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一言不发地抽着烟；我整理着以前的文件，突然找到了去年弄丢的股份协议书，笑了一下，默默地放回包里。

收拾好东西，我问剪辑师：“你有什么打算？”

“我今年30多了，该怎样就怎样。”

阿彬向我摆摆手说：“我走了啊。”接着拎起午睡用的便携躺椅往外走。

一切都很平常，就好像明天我们依旧会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