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的政治雷区 港台问题的特殊与紧迫性（图）

最近，北京在香港问题上动作频频，引起了政情观察人士的注意。从年初的两大治港机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双双易主并进行架构调整，到4、5月份“两办”落实积极“一国两制”先后就香港立法会内委会泛民“拉布”事件和“五一”后“重启街头战”暴力“揽炒”发声，都显见北京已然在密集调整治港战略和策略。事实上，北京当下这种主动的转变并不突兀。须知，今天香港问题乃至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在当前的国家战略中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而倘若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及时的圆满的解决，那么中共非但难以兑现其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政治承诺，而且在当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恐怕还会埋下始料不及的“政治地雷”，在应对未来中国和世界局势剧烈变动时陷入被动。尤其是前者，港台问题的存在是触碰中共执政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地位的敏感话题，这因为国家统一不仅是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两个“一百年目标”主动承诺的题中之义，还是中国近现代国民意识的当然认同价值之一——谁无法完成谁就无法向历史交代。

“拖无可拖”的港台难题

中共在香港问题决意出手，不再坐视不管，实有其必然性。首先，香港回归以后泛政治化倾向明显，“七一游行”“六四烛光晚会”等等几乎全年都有街头政治的影子。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今天香港街头运动已经让很多人感到不安。从“占中”运动到反修例运动，再到今年“五一重启街头战”，街头政治形式的暴力化倾向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已经在挑战北京的底线。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仅以2019年反修例运动来说，暴力示威者瘫痪交通、占领立法会、攻击香港中联办，其若干行为在北京看来已然具有恐怖主义特征，彼时外界已经嗅到北京可能动用香港驻军甚至乃至武警“平乱”的气息。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一度迫使香港街头运动陷入低潮，但“五一”后暴力再现。

对此，假如说以往北京尚可以打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旗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当下的情势发展已经绝不允许了。所以，5月份港澳办和中联办的公开表态已经发出了极其明确的警告，“‘黑暴’‘揽炒’是香港社会的政治病毒，是‘一国两制’的大敌。‘黑暴’一日不除，香港一日不宁。中央绝不会坐视这股破坏性力量肆意癫狂。”

其次，从香港本身的处境来看，正如上文所说，泛政治化已经将香港拖至黑暗的深渊。根据官方的报道，香港的街头政治运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香港经济已陷入深度衰退”，不仅亚洲金融中心和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遭遇重创，普通的香港民众亦必要为之付出惨重代价，更无从谈起日积月累的社会两极分化、青年时代迷惘等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所以说，今天，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看来，香港社会的不稳定不仅仅是陆港矛盾或者官民对立的问题，而是数百万香港居民和香港未来前途何去何从的大问题、根本问题，无休止的泛政治化运动，包括最激进的“勇武派”街头暴力，也包括最温和的泛民主派以“和理非”运动搞揽炒，都让人们意识到现状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去的田地。持续超过半年时间的反修例运动暴露了香港问题的紧迫性，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香港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这迫使所有人必须站队和表态。

其三，对北京来说，1949年中共建政，基本完成了近代中国革命所追求的国家统一目标，但直到今天两岸依旧分治，且大有从官方到民间愈走愈远之势；港澳虽然相继以“一国两制”形式实现版图上的回归，但香港今天的政治混乱、社会矛盾重重且国际地位衰落，强烈地动摇着“一国两制”政治试验和国家统一的根基，北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无限期延伸到未来，尤其是在“两个一百年”的框架下。在北京看来，若香港的“一国两制”这一政治实践失败，又或者“走样、变形”，将是对中共执政权威的重大冲击，中共也会失去对台一国两制和“统战”魅力攻势的最有力样本。

事实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地并非全无可指摘之处，但作为一套妥协性的技术设计，它有其历史功勋。自1997年回归后，北京与香港曾经的确有过一段蜜月期，陆港“井水不犯河水”原则下的“一国两制”让香港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自治”。只是，隐患早在1997年之前便已经埋下，香港社会矛盾尤其是本土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回归后有增无减，而历届特区政府基本上被官商共治体系所“绑架”，作为有限。而与此同时，随着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百年来拥有完全不同历史际遇的两地民间隔阂甚至冲突也越发显现出来，加之近年的陆港经济发展因所处阶段不同而产生的强烈对比加剧了彼此的心理不平衡，助长了彼此的猜忌。由此，一旦现实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或者受到诸如修例风波等突发事件的刺激，香港社会不满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迷失感所诱发的社会危机便几乎成为一种必然。对此，消极地主张“两制”，不落实“一国”，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最后，中共急于求解港台问题的答案，还在于在残酷而复杂的斗争看到隐患的外部性。从政治现实来看，香港和台湾问题虽然属于中国内政，但是其位处中国与外部联系的中继站，其特殊的国际化因素又是难以回避的，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外部环境影响。两岸分治，美国的身影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尽管1970年代起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北京与华盛顿在“一个中国”前提下打破僵局实现关系缓和和长达近10年的蜜月期，但双方关系从未融洽到让华盛顿彻底放弃台湾的地步。相反，美国一直保留着台湾这枚棋子，每当中美关系发生波动，“台湾牌”便成为其施压中国的有利武器，比如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便曾抛出一份令北京震怒的美国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刺激北京。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间的敏感性——也即是说，什么是令北京最敏感的部位。

而香港作为世界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各种政治势力激烈争夺的角斗场，当然也包括围绕中国大陆国家安全的各种博弈。事实上，在2019年修例风波及之前的香港历次街头政治运动中，北京都特别指出并警告这一系列所谓的街头暴力革命背后有相当的境外势力背景。在2019年11月份，当时正在巴西访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言辞激烈地就彼时修例风波中的暴力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提到三个“坚定不移”其中之一便是“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正如台湾问题不仅仅是与台湾当局和民众的关系问题，而实涉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实力对比和博弈结果那样，香港问题的背后其实也同样牵涉到中国与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关系问题。尤其是英国，在香港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采取了一种积极介入的态度，对北京对香港的管治能力和管治合法性进行所谓的“监督”，结果导致了北京与伦敦的持续关系紧张甚至骂战。可以预料的是，只要香港问题一天没有停止政治纷争，包括英国在内，西方世界对香港问题的干预便一天不可能结束，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北京会重新考虑与这些国家的相处方式，调整对外政策。

世界进入大变局 港台已成复兴“雷区”

近年，北京经常将“百年变局”挂在嘴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三番五次强调所谓的总体安全观念，既要应对“黑天鹅”也要备战“灰犀牛”，事实上也即是说在当今世界，安全的外延是从来没有如今天那样界限模糊过，无分国内国外，更不分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有可能瞬间成为影响全局的隐患。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意识到局势主要是中国所处的外部世界局势动荡、充满不确定性。

事实上，其一左右世界格局变迁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首要任务是与实体化的“敌人”进行明确的斗争，拼杀的是综合国力。但是包括中国，未来都可能面对一种现实，敌人可能并不是仅仅来自于一个政治实体，也不太可能从一个特定方向发起攻击对国家安全造成扰乱，于是传统的游戏规则便不再适用，政治对立的实体、传统的国家利益博弈逻辑已很难囊括所有的国际关系，譬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就促使人类可以暂时放下分歧和攻讦共同应对危机的机会。其二，诸多因素促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而且普遍乐观的论调认为只要中共不犯颠覆性的错误，那么自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对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越。但是，事实会证明，中国崛起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更有可能是循着一种螺旋上升的路径。如果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是让中国清晰地认知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惯性规律的力量的话，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则加速了中国上升路径上各种社会问题暴露的速度——中国的崛起之路并不一定是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还有可能在意想不到的领域，比如国家动员能力的比拼、借助新冠疫情防控所获得的世界声望等。

新冠疫情的突然降临以一种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形式颠覆了人们此前的认知，也促使世界各大政治力量潜在的分歧与对立得以暴露，也激发新的地缘政治联合的可能。新冠肺炎期间，台湾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甚嚣尘上、香港重启暴力“揽炒”，虽仅仅是偶然发生的个案，但也恰恰提示北京，这些平时被掩盖起来，或者说看起来不会左右中国政治进程的问题会否某一天因为不可预料的风险而激化，令中共被迫放弃既定的国家战略步骤或者延缓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无论是游戏规则的变化，还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都必将对中国的未来国家命运带来显然比今天要更多更严峻的挑战。对中共来说，要迎接这些挑战，中共必须为自己保留相当的战略回旋余地，提前进行自我调整和布局，尽可能排除如港台那样的政治地雷，以免在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状况时免于“两线”甚至“多线”作战。

当然，摆在中共面前的确绝对不仅仅是港台难题而已，但是很明显，自2012年秋习近平上台以来甚至更早之前，中共最高层已经意识到潜在的执政风险，并按照既定的步骤和节奏加速“排雷”步骤。2012年秋十八大后结束当时，中共即掀起反腐风暴，至今数年内改革或建立了各级巡视和监察体系，并整顿了各级用人体制，吏制大有改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二次改革”，虽尚未全部完成，但涉及范围极广，有望对中国经济放缓寻找到出路；2015年秋启动建政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和军事变革，各军兵种力量及其平战指挥体制一改延续六十多年的苏式体制，为应对未来战争“扩军备战”……如今，北京与华盛顿与的贸易持久战尚未散场，又突然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袭击，损失惨重，战略步骤也遭到了干扰，社会经济秩序一度陷入停滞，但从目前看来，中共至少展现了充分的韧性，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目前已将重心转移到社会秩序重启和收尾“脱贫攻坚”计划上来……可以说，当中共在循序渐进地排除这一连串“雷区”后，很难继续再对香港和台湾这两大持续数十年悬而未决的“定时炸弹”继续抱持拖一天是一天静等瓜熟蒂落的消极态度。

正如我们所看到，从2019年元旦次日划定“和统”台湾路线图，到今天治港“夏骆新局”的形成，北京越来越迫切地要向世人展示自己在掌握主动权。当然，鉴于港台问题的复杂性和全局性，这并不是单纯的对外示强便可解决的，它需要有战略性的眼光和思维，切中问题的关键，并对症下药，下猛药。如今，北京很显然已经踏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