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逆全球化”来了

导读：尽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但短期内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新世界”出现的条件已齐备。

尽管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的担忧就开始显现，但基本处于边缘位置。然而，在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逆全球化”魅影再现，并在新冠冲击之后，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3 月 31 日，特朗普在白宫新冠病毒疫情资讯会上表示要“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全面独立的、繁荣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国界主权独立” 。

紧接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Larry-Kudlow)表示，可以通过回流支出费用化的形式，鼓励美国企业回迁。

几乎同时，日本经济产业省4月7日宣布将拨付2200亿日元（约合22亿美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回日本本土。

近日曹德旺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疫情后，各国着手构建更独立、完整、安全的产业链会是一个趋势，会出现逆全球化的阴影。

而近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也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 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这次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会像08年一样，在危机过后烟消云散，还是真的将进入历史性周期的拐点？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看一下全球化的历史规律。

01
“逆全球化”阴云笼罩(一)：全球化大周期

尽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呈现明显的周期性。
1) 近现代全球化的第一个大周期

人类经济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最早或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

但我们目前所熟知的近现代全球化，是从大约1850年开始，从那时起到现在的不到200年间，全球化进入了现代化突飞猛进的阶段——全球贸易增长了140倍，全球产出增长了60倍，全球人口增长了6倍！

但是现代化的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1850年开始的全球化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结束。这一个大周期跨度大约为64年。

衡量全球化的周期和程度，一般有三个指标：物流、资本流动和人流。

从物流上来看，1842 年，全球商品出口额占全球 GDP 的比重不足 4%，截止 1913 年，该占比已经达到 14%；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亿英磅上升到了1913年的78.4亿英镑。

图：1870年至1913年间全球各主要国家商品出口占GDP比例的变化

从资本流动上来看，1870年之后，英国超过一半的资本都涌向了海外投资，到1913年时，英国海外投资收益已经相当于国内GDP的10%。

从人流上来看，从1820年至1913年，共有约6000万欧洲人移民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和巴西；500万印度人在大英帝国内移民，更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国人移民到环太平国家。

凯恩斯曾经描述过一战前英国伦敦居民的生活，生动地“总结”了以上宏观趋势：

躺在床上喝着早茶，伦敦居民可以通过电话，根据自己的需要订购全球各种商品，并期待着这些商品被及时地送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他还可以在同一时间里用同样的方法把自己的财富投资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投资于任何一类资产，毫不费力地分享这些资产未来的果实和好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随时利用廉价且舒适的交通工具来往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不特别注明这是一战前的伦敦，而将这些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也丝毫不会有任何的时代违和感。

但随着一战的“突然”来临，这一切都结束了。

回头看，一战是确定性的大型历史事件，但在一战之前和一战爆发之后以及结束之后，事实都远超当时人们的普遍预期——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人们很难认清当时的真实情况，更不要说能预见未来。

首先，在一战真正爆发前，几乎没有人相信会有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当时全球普遍认为由于全球经济高度一体化，国与国之间经济互相高度依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足以保证全国合作及和平，大战并无任何爆发的动力和理由。

然后，在一战真正开始之后，人们又普遍预期将在短期内“速战速决“，士兵们在1914年7月28日正式开战时都盼着回家过圣诞节。

而在一战结束之后，世界也并没有如预期恢复到以前的秩序。

一战结束后经过了短暂的经济修复后，很快又爆发了大萧条和进一步的逆全球化趋势（以各国大幅提高关税为标志），并最终引发二战。而只有在二战结束后，全球化才真正进入第二个周期。回头来看，从一战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延续时间长达30年之久。

图：全球贸易在大萧条中进一步大幅萎缩

2) 近现代全球化的第二个大周期

经过1914年至1945年的痛苦“回调”，期间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才算真正再次步入“正轨”。

首先，从物流上来看，商品出口占GDP的比例从二战结束后的5%左右，暴涨至如今的20%以上；

其次，从资本流动上来看，外国资本存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占其GDP的比例，从二战后的不到5%暴增至如今的近30%；而全球移民量也出现了明显回升。

图：第一波“逆全球化”持续30年时间后，再次回到“正轨”（红线：外国资本存量占发展中国家GDP的比例；蓝线：商品出口占全球GDP的比例；黄线：移民存量占全球人口的比例）

从各项指标的比例上来看，第二波全球化已经超过了第一波的最高峰；在绝对规模上和“质量”上，第二波全球化也已经“完爆”第一波，整个全球化呈现出周期波动性上升的趋势。

图：第二波全球化的商品出口数量对于第一波而言是天文数字

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第二波结构性的“进化”——第一波全球化商品以农产品为主，第二波主要以工业品和能源、矿物为主，侧面反映出生产力的大幅跃升

但问题是，第一轮全球化历时64年后开启了长达30年的“逆全球化”时期，而第二轮全球化从1945年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近75年时间。

有人认为早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时，就已经开始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而有人将“逆全球化”的元年定在了2016年英国脱欧、全球民粹主义崛起和特朗普当选；更有人认为新冠对全球的冲击将是“逆全球化”周期最明显的起点。

全球，特别是中国，现在究竟处在全球化大趋势中的什么位置？

02

“逆全球化”阴云笼罩(二)：短期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让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但短期内受到各种因素的“掣肘”。

本次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迫使企业不得不对原先产业链进行重构，对本土供应商更加倾斜。同时，医疗防护和呼吸机等重要物资的短缺，更让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空心化”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逆全球化”的呼声再起，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制造业的中枢，不可能独善。正如《人民日报》转发的曹德旺访谈中所言：

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我们一定要警惕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

但曹德旺同时指出：

不过，在短期内各个国家很难构造出独立的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全球产业链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短期内所谓的“逆全球化”趋势，主要是客观因素造成的被动“逆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因为疫情影响而受到影响的全球供应链。主观上，各国在短期内没有主动“逆全球化”的意愿，主要受到以下客观条件的限制。

1） 短期“限制性”客观条件

首先，目前发达国家的疫情仍在肆虐，抗疫是这些有能力“逆全球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在这个时点上启动“逆全球化”是不可能的任务：目前美国90%口罩从中国进口，而中国口罩产能占全球比例约50%。

此外，中国呼吸机生产企业共有21家，约占全球产能的20%。欧美在目前情况下呼吸机、口罩、防护服等防疫必须物资缺口均在50%以上。后续还需要大量进口装尸袋——美国五角大楼正在筹措多达10万个军用装尸袋以备民用；同时英国宣布国内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装尸袋，现在只能用床单裹运尸体。

这意味着欧美国家面对疫情必须依靠中国物资进口，这一阶段，如果落实激进的措施，势必遭到反制。因此，至少在今年6月欧美疫情大幅放缓并被控制住之前，市场无需过分担心。正如特朗普所言：

“我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

另外，即便是按最好的设想6月欧美就控制住疫情，在今年年内，至少是美国大选前，都不太可能出现加速“逆全球化”措施和举措。

因为美国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128家企业中58%是跨国企业，在此期间加速“逆全球化”将让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雪上加霜，进而造成进一步裁员、降薪，这种给经济伤口撒把盐的做法，很难得民心。

近日刚刚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有高达443万人，续请人数近1600万，过去一个多月美国失业人口就新增2640万——一个月抹去了过去10年创造的所有工作岗位。另外“逆全球化”还会使得居民消费品价格上升，这种时候没人希望看到物价上涨。

最后，“逆全球化”也并不利于美股上市公司。而美国居民资产和退休金大都配置在股市上，此时硬推“逆全球化”会通过股票市场让居民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

2） 中长期的限制条件

正如曹德旺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所言：

（发达国家）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有很大的难度——第一缺乏进行产业投资的人、缺老板；第二缺乏劳动力，去工业化导致年轻人去从事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制造业缺乏年轻的工人；第三缺乏管理人员；第四缺乏资金。

曹德旺的“判断”背后有很强数据和事实的支撑。

首先，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实施了10年之久，从结果看收效甚微。不管美国政府怎么推，企业处于自身利益考量，都不愿意在国内进行过多投资。

结果就是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在这近十年的“回流”努力下，节节败退：2008-2015 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回到金融危机前的12.8%的水平，更远低于08年前15%左右水平。

受此影响，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也在不断萎缩：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自本世纪一直呈下滑趋势，2015-2017这三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占比分别为8.8%，8.3%，8.5%……

在疫情之下，由于中国应对得当，复工较早，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不仅仅是受益于抗疫用品的出口，由于中国地区最先复工，承接了疫情爬升地区停工停产的订单——依据4家苹果与华为共用的供应商的第一季度的预披露，立讯精密净利润一季度增长55%-60%，鹏鼎控股3月收入增长19.4%，歌尔股份一季度净利润增长40%-60%……

更重要的是，中国全球“最大最全的供应链”是经过长达三四十年时间，根据不同历史阶段或主动或被动适应的结果，这是其他国家或地区难以复制的。
同时中国有全球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把工厂放在离市场近的地方，是企业的理性选择。此外，我们还有开放的政策与营商环境、不断完善升级的基础设施建设。

所以从纯经济帐的角度来看，“逆全球化”在短期是杞人忧天，而“去中国化”更是痴人说梦。

但是如果从更加宏观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 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已经消失，“逆全球化”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03

“逆全球化”阴云笼罩(三)：未来路在何方？
“新世界”出现的条件已齐备。

1） 全球化推进的条件

从历史上来看，人类近现代全球化的推进需要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技术突破。第一轮全球化的技术背景是工业革命和交通运输革命。蒸汽机的大机器生产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而蒸汽船和铁路广泛使用大大加速了这些物质财富的贸易流通。

在此期间，跨大西洋的海路运输成本从1870-1900年降低了约60%；全球的铁路里程更是从零暴增至1913年前的100万公里，内陆运输的成本也从1800年到1910年降低了90%以上。

同时，1840年代出现的电报，还大大缩短了信息传递的时间：将欧洲与北美间的信息传递从10天变成了几秒。

第二轮全球化也讲述着类似的故事。二战后汽柴油机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提高了贸易运输效率：1914年时全球贸易商船96.9%都还是是燃煤蒸汽船，到1961年就仅剩4%。动力和设计的改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体格：例如1950年时油轮平均吨位是1.6万吨，到1990年时已经高达10万吨，现代超级油轮有50万吨，一次可以运载300万桶原油。

同时，空运时代的来临也大大促进了物流和人流的交往：到1980时，航空货运的成本已经降到二战爆发前的四分之一；而旅客的航空里程从1950年的每年280亿英里快速暴升至1998年的2.6万亿英里。同时，电脑、互联网的产生让全球的通信成本变得接近于0。

而交通和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如今我们熟悉的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条件。

第二个条件就是足以治理全球的超级强国的出现。第二轮全球化背后的“意志”是大英帝国。19世纪初，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全部独立，英国因此成为真正海洋霸主，同时其控制的殖民地面积全球第一。1815年，紧接着英国击败法兰西第一帝国，成为欧洲第一强权，自此英国成为主导全人类命运的“世界帝国”，主导国际事务达100年之久，史称：“不列颠治世”。而当时全球化的其他条件，如全球以英镑为主要流通货币、通用的金本位和全球贸易秩序等等，都是这一超级强国“意志”的衍生品。

第二轮全球化背后的“意志”是英国的继承者：美国。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大陆变成一片废墟，同时全球殖民地的第二轮独立高潮，像当年肢解西班牙帝国一样，彻底肢解了大英帝国。美国凭借地表最强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称霸全球至今。

而如今美元在全球的流通和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等等，跟当年“不列颠治世”一样，同样的是超级强国“意志”的体现。

2） “逆全球化”出现的条件

“逆全球化”出现的最主要有两大征兆。第一大征兆是超级强国开始衰落，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并出现强劲挑战者。1913年，美国GDP已经占到世界总量的18.93%，大英帝国是19.7%（其中英国本土是8.22%，英属印度7.47%），美国已经非常接近英帝国的经济体量；同时，俄罗斯帝国的GDP总量也超过了英国本土，而统一后的德国与美国率先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此后的一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

在1929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大萧条的冲击之后，英国最终于1931年宣布放弃对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和南方的控制，自此英联邦体系开始逐步取代大英帝国体系。

二战彻底终结了英国的统治，而强势崛起的德国也一并被摧毁，西方世界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1960年时，美国GDP占全球的38.4%，排名世界第一，第二名英国仅为5.3%。第二大征兆是主要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到达极限位置。由于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各主要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到一战前来到“顶峰”。图：英、美、日、荷兰1%家庭占全国收入的比例。

3） 未来路在何方？站在我们现如今的时间点上来看，“逆全球化”出现的两大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美国的相对衰落。除了GDP之外，美国对国际规则和组织的控制显然也在慢慢旁落。图：2008年之后，美国国力加速相对衰落

第二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达到二战前峰值，民粹开始崛起。1980年到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比从10.7%上升到20.2%，而50%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5%下降到12.5%。

从存量财富占有来看，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37.2%的社会财富，低收入50%群体的存量财富由1.2%变为净负债（-0.1%）。

在美国财富差距扩大的同时，代际流动性在下降，美国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遥远。

图：英美的贫富差距已经来到二战前“峰值”

尽管短中期内“逆全球化”仍不是“焦点”，但从“逆全球化”的历史条件来看，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未来走向“逆全球化”的两个重要条件；这一过程一旦开启，在短期内很难被逆转，因为逆转需要的另外两个条件：

科技突破和超级强国再现，两者都需要时间。或许未来会如《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在最近发表的《新冠之后的世界》里所言：

人类现在正面临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是的，风暴最终将过去，人类将继续存在，我们大多数人仍将活着，但将活在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