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感染的华人社区:3万中国人“躲过病毒”的海外传奇,成为华人心中的骄傲(组图)
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的零感染,受访者普遍表示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与自我组织,这已了他们“心中的骄傲”。
普拉托华人捐给居民社区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投递到公寓信箱中
两个月前,华人众多的意大利普拉托市被有人猜测会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这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约有20万人口,仅官方数据显示就有近3万华人,至2016年底有华人企业4291家,华人已垄断了当地的服装制造业。
然而,两个月后的今天,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的华人社区则从始至终保持着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华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远赴普拉托谋求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的零感染,受访者普遍表示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与自我组织,这已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骄傲”。
3月1日,普拉托中国街上行人稀少,店铺纷纷关闭
“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自三年前到意大利以来,26岁的陆可欣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工作日在佛罗伦萨的大学念书,双休日则住到普拉托的姨妈家,两地相距22公里。
一月正值寒假后的考试月,陆可欣长居普拉托,偶尔到佛罗伦萨参加考试。到月底,得知有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陆可欣紧张又纠结:2月下旬学校就要开学,暂未听到因疫情停课的消息,这又是她研究生的最后一学年,她舍不得旷课。
她和其他中国同学在微信群里商量,很多人已决定不去上课,只有几个研究生仍拿捏不定。“有几个同学是武汉人,还有人的家人是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就一直叮嘱我进出家门要喷消毒水,然后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千万要戴。”
2月25日,陆可欣硬着头皮返回佛罗伦萨上课。原本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为规避封闭空间的感染风险,陆可欣选择步行,宿舍和学校分布在河东河西,她单程要花费近一个小时。
临行前她从姨妈家拿了两三个口罩,却又不大好意思戴,“因为路上没人戴,很尴尬。”等走到市火车站附近,眼见着周围的人群密集起来,终于忍不住戴上口罩。她听见身后有意大利语说:“认真的吗?戴口罩?”
后来她想出一个法子,在口罩外面围上围巾,叫别人看不出来她是否戴口罩,但“很难受,根本喘不过气。”
上课没两天,校内有一位学生被确诊患新冠肺炎,学校发通知说和病例一起上过课的学生都要被隔离,却仍旧没提停课的事。
陆可欣更强烈地想立刻回到普拉托的家里,但又担心自己成为“流动的感染者”:“我们学校出了一例,我就感觉自己像早期的武汉人,万一我身上带病毒,回去害了家里人。”她决定结束双城生活,暂且留在佛罗伦萨。
为长留做准备,陆可欣回普拉托取电脑、口罩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往常去返两地都是坐火车,那会儿火车也不敢坐了,怕人多,就坐大巴车。大巴车上很空,只有五六个人,陆可欣戴着口罩和帽子,一个人坐在最后排。到了普拉托,家门也没敢进,和家人约在公交站台下,直接取了东西就走人。
3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停课,陆可欣开始在佛罗伦萨居家隔离。
陆可欣过去在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兼职做英语老师,去上班要经过华人聚集的两条中国街。
从前街上饭店的生意总是很好,店堂里摆许多张圆桌,客满到需要拼桌。1月底,武汉疫情爆发,陆可欣再经过这些店面,看见里面的每一张桌子至多坐一个人。没多久,熬不住生意冷清和华人圈内对病毒的恐惧心理,华人的餐饮店纷纷歇业。
紧随而来的是华人的大规模囤货,中国街的米价都被连带着哄抬了上去,价格翻了一两倍。普通的米被抢购一空,大家就开始囤香米。口罩等医疗物资也被近乎一扫而空。
中国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病情后,陆可欣兼职的中文学校停了两天课,后续在2月中旬又开了一周,给每个老师都发了一瓶酒精,让洒在教室里,又给每位学生都发放口罩。
但出勤的学生比之前少了一半还多,校内原本有三个英语班,可当时的学生加起来只能凑出一个班。“很多家长来反映,说现在国内疫情那么严重,学校有很多孩子春节期间回过国,聚在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有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咳嗽、流鼻涕,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中文学校干脆宣布彻底停课,全部课程转为网课。
在整个二月,中文学校只开了一周课,比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停课早了半个月。
停课前,陆可欣在中文学校的食堂吃饭,发现分饭的阿姨个个全副武装,口罩、帽子、简单的防护衣一应俱全。陆可欣因此觉得,比起回到佛罗伦萨念书,在普拉托的中文学校呆着反而很安全。
图为2016年的巡游活动,原定于今年2月1日、2日的活动因疫情取消
朋友圈里全在自我隔离
普拉托的中文学校类似于课外兴趣班,华人孩子的教育主业仍交给意大利学校。
当地许多意大利中小学校中,华人的孩子能占到一个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多,到底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孩子间也不比成年人理智,疫情期间,时不时会发生对于华人学生的误会甚至歧视。
陆可欣在中文学校认识的一个学生,平时在意大利学校上课,但那所学校怕引起恐慌,不许大家在校内戴口罩,还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前进校门,否则就不准再进。
陆可欣说,这是因为有些华人学生为错开上学的高峰时间,避免过多的人流,故意拖到8点后再进学校,但校方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意大利学校不停课,又不肯加大防护措施,急坏了很多华人家长,华人家庭只好另辟蹊径。
有些华人家庭找家庭医生开病假单,让孩子称病不再上学。还有的家长情愿孩子留级也不让其再去学校。陆可欣的表妹所在的学校不允许连续五天旷课,表妹就压定了每周只去一次。
此前,表妹很盼望的舞龙舞狮巡游大会被取消了,那是普拉托华人圈内的春节固定节目,她原本乐津津地打算穿着汉服去参加巡游。
当地华人保有相当传统的节庆习俗,华人佛教总会在每年春节后都会组织舞龙舞狮、祈福、礼佛等活动,通常有几百人参与。巡游队伍途径中国街,旨在把福气、财气带入华人的店铺。
1月26日,武汉封城第三天,普拉托佛教总会宣布取消今年的巡游,并打算向中国国内捐献本用于举办活动的经费。
华工刘珊珊在一月底听说武汉疫情后,再也不出远门,每天只两点一线往返于工厂和住家,出行则全靠走,路上坚持戴口罩。很多华人公司开始要求入内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3月10日,意大利全面封国,但部分产业仍在运营。刘珊珊和同事们一商议,认为意大利的疫情虽然集中在北方,但开工始终不安全,便集体向华人老板要求停工。老板应允下来,因此厂里比意大利官方宣布停工要早上两个礼拜。
另一方面,早在1月3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就宣布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以应对疫情。1月31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政府未强制先前从中国境内出发抵意的人员进行14天的隔离,许多华人华侨坐不到直飞航班,就转经德国、荷兰等国飞抵意大利。
也是从那会儿起,华人圈内开始呼吁,凡从中国国内返意的,必须在家自我隔离至少14天。
刘珊珊介绍,普拉托的多数华工有两种居住模式。一种叫“搭铺”,与中国国内的合租很相似;另一种是住在华人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内,有一定概率与人共享一个卧室。这就使得居家隔离变得困难。
刘珊珊有位朋友正是住在集体宿舍,从中国国内回到普拉托,以为自己无处可去。另一位有独立住房的朋友听说此事,举家搬出去借住他处,把房子让给无处隔离的朋友。刘珊珊的身边还有许多这样的互助事例。
那段时间,华人的朋友圈内全在秀自我隔离的状态,一是多少知道中国国内疫情的厉害,不愿意冒险感染亲朋好友,二是想为当地的华人社区树立良好形象。
曾有许多声音格外担心普拉托在疫情中的安危。比如英国《泰晤士报》在3月1日发文称,普拉托作为意大利拥有最大华人社区的城市之一,很难在疫情中成为一片“祥和的绿洲”。
而截止发稿,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华人社区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向普拉托医院捐献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剂等医疗用品
“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
二月底,在普拉托经商的蒋一赫空出自己的酒店,不接外客,整栋楼专供从中国过完春节、返回意大利,却又无条件居家隔离的华人华侨隔离,且吃住费用全免。
蒋一赫在朋友圈等各种渠道放出消息,有人打来电话,他就开车去机场将其接入酒店。
他的朋友圈里写道:“不是我钱多,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他所在的为华人开办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亦有许多人主动捐款,共筹到51000元人民币及10400欧元用于支持隔离点的运营。
隔离点在2月27日开始筹备,陆续收住五个人。3月4日,华商们去市政府开会,有官员得知这个隔离点,要蒋一赫将它关停,原因是酒店不具备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达不到集中隔离的标准。
无奈之下,隔离点在会后第二天解散,原住客自费去住其他酒店。
同期,随着意大利的新冠确诊病患数量急剧上升,普拉托当地的医疗资源也相当吃紧。有华人医生向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求助,会长黄勤海组织从世界各地买来物资,捐给普拉托当地的医院、警察局、养老院、居民楼等等,先后捐了两批共计两万只口罩。
送给居民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塞到每栋楼的信箱中。信封封面是一对相握的手,手上分别画有中意两国国旗。
在普拉托经营一家会计事务所的郑丽平和李杰也做了相同的事。一月底,听闻武汉疫情爆发,两人便开始戴口罩办公。他们此前在医院做过翻译,为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华人求医问诊,因此结识了很多医生。
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有位相识的普拉托儿科护士和李杰聊天,说他们日常所戴的口罩都要消毒再利用,目前戴的口罩已用了三四天。李杰想,若一线医护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疫情只怕更要蔓延。
当地华人囤物资囤得早,家中基本都有富余。李杰便和郑丽平开了一个微信群募捐,短短两三个小时就募到了四箱物资,涵盖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后来群里逐渐加入了两百多人,华商、华工都有,还有些人没入群,直接私联郑丽平和李杰来捐献。
3月10日意大利封国后,规定非工作需求、健康原因或其他必要情况,居民不得前往其他市镇,出行要携带出行申明表格应对检查,同时避免非必要的进出及移动。
收集物资因此变得有些麻烦,因为捐口罩在那时并非一个必要的出行条件,为此出行有被罚款的风险。
有一天郑丽平去一户华人住家领物资,在路上被警察查停,郑丽平只好说自己是去上班,也所幸她随身带了签工单和工作合同。“那段时间我们会比较偷偷摸摸,要观察周围有没有拦车的或者抽查的。”
将物资交给医护人员同样周折。医院的环境不安全,郑丽平和李杰不大敢去,就让医护人员直接到他们家领取。郑丽平家对面正好有个超市,她便总约在超市附近,这样即使碰上警察盘查,也好有一个正当的出行理由:去超市购物。
4月6日,普拉托所在的托斯卡纳大区委员会颁布第26条主席条例,明确施行强制戴口罩政策,许多华人欢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戴口罩了。
截止目前,郑丽平和李杰组织向包括医院、老人院、看守所在内的六个机构捐出了20万人民币的物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捐出约140多万人民币的物资。
普拉托还有许多华人华侨组织进行了捐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疫情早期为中国国内做过募捐,后期意大利爆发疫情时,又接受到了国内的回捐。
一月底,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向武汉捐献包括医用口罩、手套、鞋套等医用物资共162箱。意大利疫情爆发后,联谊会收到从中国国内发回的30万支口罩。
普拉托的中国商店橱窗上贴着自我隔离号召
为了保护我,也为了保护你
聊到普拉托华人社区零感染,受访者都很骄傲,普遍表示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和自我组织。
最早在1980年代,第一批华人就奔赴普拉托寻求挣钱的机会,从为意大利人打工做起,混得好的慢慢能开创了自己的产业。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殷桃饰演的女主角阿雨作为早期出国的华人,在普拉托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现今,人口约20万的普拉托有近3万华人,其中90%左右是温州人。
服装皮具业和餐饮业是普拉托华人谋生的主要行当。据普拉托商会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至2016年底,普拉托有华人企业共计4291家,含415家纺织企业、3630家包装工厂。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发表过《普拉托制造:Made in Italy背后的中国人》,描述普拉托南部遍布华人皮具工厂,市面上能买到的奢侈品皮包,有许多正出自这批华工、华商之手。华人亦在当地发展出快速时尚产线,生产销往世界的价格低廉的时装。
当地华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新来的华工基本只给华商打工,休闲娱乐就去中国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很少迈出华人圈子。像陆可欣的母亲,九十年代末到普拉托打工,一直在华人制衣厂工作,不大会说意大利语,休息日喜欢到中国街的麻将馆搓麻将。
年轻一代的华人则更好地融入了意大利社会。普拉托与温州在2002年结为友好城市。现今有许多普拉托土著学习中文,当地甚至有意大利警察会说温州话。
然而疫情初期,普拉托的华人与意大利人之间也多少产生了嫌隙。停课前,陆可欣去学校的打印店打印教材,老板拿两个指头接过钱,接着用免洗洗手液“拼命地洗”,还问她为什么戴口罩。
陆可欣说我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自己。老板说,有什么好保护的。陆可欣说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老板打断她:“有什么好害怕的?”
出国只有三年,陆可欣的意大利语没有很流利,再想解释也难,只好作罢。她觉得委屈:这位老板原本是很友善的人,不知道为何在疫情期间变得有些敏感急躁。
那会儿中国人要戴口罩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陆可欣形容为“心里发毛”。哪怕正常走在路上,戴口罩也很不自在,常常被异样的目光打量。数位采访对象也提到,只有在中国街上才敢肆无忌惮地戴口罩。
意大利的疫情恶化后,陆可欣想和要好的意大利朋友聊聊,又觉得很迷茫,犹豫着不敢行动,“怕他说出来的话会让我失望。”
等那朋友主动来关心她,她才顿悟,好像是她自己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在犹豫的当下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如果你是百分百放心他的话,你完全可以直接找他沟通。但是我总觉得虽然我们关系还可以,却没有真正走入过对方的内心。如果是和中国朋友聊天,哪怕大家观念不一样,也可以聊。”陆可欣有些伤感。
再后来,见多了社交网络上意大利人的抗疫记录,有调侃如被大风刮跑的帐篷医院的,有动人如阳台鼓掌、阳台音乐会的,陆可欣慢慢开始理解——普通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不一定有恶意……任何地方都会有先意识到危险的人和反应慢的人,也有一开始轻视、后面逐渐重视的人。”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感谢华人社区为抗疫作出的努力。
黄勤海往意大利邻居们的信箱里送口罩,第二天早上在家门上发现一张贴纸,写着“谢谢你们”。他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收到了类似的感谢信,“意大利人有他们的感恩方式。”
路透社4月1日报道,托斯卡纳大区卫生官员伦佐·贝尔蒂认为是华人群体将普拉托的感染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4月1日也在直播中称,普拉托疫情的平稳得益于当地华人及时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正因此,市民的防疫意识得到全面提高。
据意大利政府4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现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首次下降。意大利政府计划在5月4日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4月10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成立专家组评估市内经济情况。结论显示,由于出行禁令,以纺织服装业为主的普拉托地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打击,除企业订单受损外,供应商的评级也有下跌,综上,极有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他随后给意大利总理写信,称禁令下的普拉托每月损失6.15亿欧元,企盼早日开放产业。
对普通人来说,抗疫期间最大的难题也是经济问题。
王靖雯家在普拉托办了近20年的布料厂,她介绍说,3月至6月本该是服装业的旺季,订单最多,占全年盈利的70%,然而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与销售都基本泡汤。
意大利人的法定每日工作时长是8小时,超过8小时就要给加班费,但普拉托的服装业有不成文规定,华工大多数每日工作12小时。工资计件结算,做多赚多,做少赚少。工人们与家人分别,远渡重洋辛苦劳作一年,大半的工资就靠这上半年的做工。
华工刘珊珊听上去倒很乐观,她说有老板包吃住的传统,工人们虽然赚不到钱,总算也没有大的花销。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陆可欣、刘珊珊、王靖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