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将澳洲经济逼到绝境?联盟党放言:为改革不惜打破竞选承诺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近日宣布,将在6月发布新的经济预测数据,其中包括新冠危机对未来经济冲击的影响估计。据悉,此举是为10月6日联邦预算中制定大规模改革方案建立共识。
为了帮助经济走出疫情影响并偿还创纪录的债务和赤字,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改革方案必将和30年前的霍克-基廷式改革相当。
税收改革、劳资关系改革和放松管制将是联邦政策变化的核心,即使选举承诺需要被打破也在所不惜。同时,各州也被要求做出大胆的政策变化,例如用土地税代替印花税。
在原定的5月预算计划被推迟到10月之后,工党和部分经济学家要求在此过渡期间发表一些经济声明。同时,影子财长吉姆•查尔默斯(Jim Chalmers)指出,从去年12月发布的年中预算更新与今年10月之间的间隔太久。
但政府拒绝了此要求,称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形势动荡不定,当前无法做出可靠的预估。财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上周表示,发布的实时数据已经足够,例如失业人数和每月预算更新。
而Josh Frydenberg会在5月12日向议会提交报告,概述新冠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包括政府支出的金额等。
新冠疫情远比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严重
4月17日,悉尼CBD街头空寂无声
总理Scott Morrison(莫里森)上周在接受墨尔本3AW电台采访时称,新冠疫情就像“卡车一样"严重冲击了澳大利亚经济。“澳大利亚经济遭受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打击。”并认为,相比之下,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打击“相对要小的多”。
但是,他表示,政府将不会引入临时征税,以偿还应急刺激计划导致的数百亿债务。
Morrison承诺将加快新的和现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并在10月份预算公布之前采取积极的支持商业投资策略,以帮助澳大利亚摆脱疫情带来的预期衰退。Morrison暗示,在必要情况下可选择打破大选时期的承诺。
据全球评级机构标普(S&P Global)的预计,澳大利亚今年的平均失业率将达到7.4%,并且在2023年之前都将保持上升态势。
该机构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亚太地区经济体将发生变化。持久的失业将导致支出减少、储蓄增加,并给该地区一些负债杠杆率更高的家庭带来压力。需求的结构可能会发生改变,例如出行减少,医疗保健增加。
澳联储(RBA)和财政部此前都发出警告,澳大利亚政府目前的经济政策框架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任务。而近期有政府高级官员透露出给大企业减税的信号,并认为可能对劳资关系框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澳大利亚金融部长马蒂亚斯•科曼(Mathias Cormann)在4月下旬承诺,政府将保持税收处于“尽可能低”的水平,但同时也要“尽可能足以”资助基本服务。
Cormann说:“当我们想追求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我们当然不会将重点放在增加经济税负上。
税改迫在眉睫
作为经济改革的一部分,联邦政府确实正在认真考虑下调“不具竞争力”的企业税率,并且降幅至少匹配三十年前霍克-基廷(Hawke-Keating)的改革规模。
澳大利亚总理和内阁事务部、财政部以及Nev Power领导的新冠病毒委员会都在为10月份的预算制定政策方案。目前,政府运作基于以下假设:即经济状况与30年前的情况相似,当时工党进行了急需的改革。
政府希望工会与企业之间进行类似的合作,以彻底改革税收、劳资关系和法规,从而提高生产力,并使国家走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在税制改革、放松管制和劳资关系改革方面,联邦政府的原则是除了不新增税收负担或引入新的税种(如新冠病毒税),不排除其它一切可能性。
联邦政府称这一改革时期为“收割期(harvesting phase)”。
政府的危机后经济议程将集中在税收改革、劳资关系和其他去监管举措。
为了就改革达成共识,澳大利亚政府通过舆论获得更多的支持。例如,澳联储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本月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激进的改革议程来推动商业投资。
澳联储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
Lowe指出,“我们需要改革针对收入、消费和土地收税的方式”,并提到了提高消费税、采用土地税代替州印花税,减少对所得税的依赖等。此外,政府应该考虑劳资体系的灵活性和复杂性,以及基础设施和技能建设。
澳大利亚联邦财长Josh Frydenberg则表示,政府和澳联储在经济改革和生产力方面“观点一致”。
为此,他表示,改革商品和服务税(GST)并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政府现阶段尚无此计划。同时,澳大利亚的税率仍然过高,降低企业税开始重回改革议程。
他说:“我们的企业税率高达30%,确实不具有竞争力。”
2018年,联邦政府设法将年营收不超过5000万的企业税率降至25%,并计划进一步给所有企业减税。但是,在议会上院的阻挠下,给所有企业减税的计划被搁浅。
财长的发言暗示可能会再尝试一次。他说:“我们将继续评估总体税收框架……我们将继续保持开放态度,以着手如何降低总体税负。”
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詹妮弗•韦斯科特(Jennifer Westacott)表示,如果议会在2018年将所有公司的企业税率降低至25%,澳大利亚将迎来一个更好的起点,以度过这场危机。
工会改革法案重新提上议程
华人大多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澳大利亚做事情,尤其是重大项目,根本“快”不起来,原因一方面与需要满足繁复的法规政策,另一方面则跟“人”相关,用人并非易事,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叠加,“生产效率”自然就落到了后面。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澳大利亚,效率拖后腿的情况下,保持国际竞争的优势也无从谈起。
尽管联邦政府希望工会和企业能够像在霍克/基廷时代一样为共同利益而团结起来,但财长Frydenberg和劳资关系部长Christian Porter均表示,会继续推进立法以简化“流氓工会(rogue unions)”的注销。
由于新冠病毒危机,第二次通过《确保诚信法案》的努力暂时搁浅。但是,两位部长都表示政府仍然致力于推动该法案,并声称这是一项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政府认为,劳资体系太“僵化”,这一观点得到了工商界的支持。澳大利亚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尼斯•威洛克斯(Innes Willox)表示,“高度复杂”的薪资制度以及企业议价能力的持续下降需要“重大改革”,而临时工的定义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表示支持称:“永远不要浪费危机。”他认为,目前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地政府都应当借此机会让公众了解,改革是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毫无疑问,这将涉及税收改革。我建议他们非常仔细地研究各种选择,而不必通过媒体大肆宣传。因为一旦被媒体炒作,这些选择最终都会一一被排除。”
工党对改革表示担忧
有关改革的辩论将一直持续到10月6日预算发布。但是,现在也显出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在上次企业税改革中,工党就表示了反对。本次在联盟党表达了改革意向之后,虽然工党表示将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党首Anthony Albanese仍未被说服。
反对党工党领袖Anthony Albanese
与此同时,工党也对劳资关系改革感到担忧。
Albanese指出,目前政府透露出的信号反应了一件事——“即政府虽然表示在这场危机期间准备抛弃意识形态,但是潜台词却是:‘一旦渡过这场危机,我们还是会继续(以前的意识形态)。’”
他认为,如果政府在危机后的反应是进一步打压工会,并攻击劳动者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那将无助于复苏,更无助于增长。
对于税改,他也表示忧虑,联邦政府“将进行企业减税”,那有偿还部分债务的计划吗?林火让政府负债翻了一倍。现在的新冠危机,更使得负债激增。
新的改革能够在减税和负债中找到平衡点吗?也欢迎读者们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