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延期 新冠疫情击碎安倍奥运梦（图）

2020年元旦那天，神户胜利船(Vissel Kobe)和鹿岛鹿角(Kashima Antlers)在5.8万名观众面前展开激烈比赛，争夺第99届天皇杯(Emperor’s Cup)冠军。那场足球踢得一般般，但赛场环境令人惊叹。这是在刚刚竣工的耗资14亿美元的国立竞技场(National Stadium)举办的第一场赛事，也是对即将举办的体育盛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暨残奥会(Tokyo 2020 Olympics and Paralympics)——的一次试运行。

此次试运行完美落幕，通向7月24日开幕式的道路似乎畅通。监督了逾250亿美元筹备工作的奥运会组织者们，以及支付了逾31亿美元、使2020年东京奥运会成为史上获得最多赞助的赛事的日本和国际企业，集体松了一口气。

对东京市政府而言，一切都在正轨上。它曾估计，从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到2030年奥运会结束10年后，这一赛事将为日本经济带来32万亿日元（合2940亿美元）的提振。对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而言，奥运会是该国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恢复元气的有力象征，也是他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复兴和改革政策的有力象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挡住了这一切。

在眼睁睁看着这场疾病在几个月时间里从发生在中国武汉的危机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病之后，日本上周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后果，与国际奥委会(IOC)同意首次推迟举办夏季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夏天。

现在的关键问题围绕着日本经济将受到多大的打击，由此造成的混乱将带来多大的破坏，甚至明年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日本酒店业已经因为2月和3月的预订取消而遭受重创，本来希望2020年奥运会能让他们在今年弥补一些收入损失。日本旅馆协会(Japan Ryokans and Hotels Association)秘书长Shigemi Sugo告诉记者们，他的会员已经在报告现金流担忧。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人们感觉一项伟大的国家工程被挫败了。

“我14岁的时候为了1964年奥运会来过这里。”在奥运会宣布推迟那天对着国立竞技场拍照的Kane Tabata说，“那时我没有票，但这次我有两张。我不想退票。我只希望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还活着。”

瑞银(UBS)驻日本首席经济学家正道安达(Masamichi Adachi)表示，人们流露出来的这种悲观情绪需要得到认真对待。奥运会及其能否如期举办，已成为一根无情的标杆，看世界从这场大流行病恢复的速度有多快。

自1992年以来举办奥运会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实际经济增长显示，随着资金被用于建设，在奥运会之前几年的增长最为强劲。实际举办奥运会的那年只能带来有限的提振。根据这种分析，奥运会的延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

正道安达说：“人们担心的是，如果明年奥运会完全取消，那将会产生长期后果，特别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意味着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这可能）拖累长期增长预期。”

作为对上述担忧的回应，安倍上周六向日本民众表示，3月20日抵达日本的奥运圣火将留在日本，并一直保持点燃状态，直到奥运会闭幕。

“奥运圣火是希望之光，它将指引人类走出我们目前面对的漫长黑暗的隧道。”他说。他对为期两周的奥运会寄托了甚至更高的期望。“我力求让奥运会成为人类胜利的象征。”

在2013年东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前，日本国内外许多人都曾认为，这个老龄化、人口不断萎缩的国家，在经济经历了“失去的30年”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闪耀光芒，也不会在全球舞台上再现辉煌。尽管人们对东京夏季的炎热和巨额的成本超支感到不安，但本届奥运会仍是刷新这种看法的机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证明了日本从战争年代复苏；2020年奥运会将证明日本对人口结构的适应能力、其在科技领域的举足轻重，以及日本人民的坚韧不拔。

东京奥运会15家“金牌”赞助商之一的首席执行官表示，除了对日本的直接经济价值，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是一场“传递经济信息的国家行动”，它已经让日本的股市、企业和改革在七年时间里置身于国际投资的聚光灯下。全球投资组合的基金经理们表示，奥运会让人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美好增长故事，比如旅游业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敞口；若没有奥运会，这些故事可能不会被看到。

如今所有这些被搁置到了一边，使安倍的领导力受到甚至更加密集的关注。安倍上周六承诺，将推出一项“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

前防卫大臣、被普遍认为有望接替安倍的石破茂(Shigeru Ishiba)表示：“没人确切知道疫情能否在一年内得到控制，日本能否在明年夏季举办奥运会。如果届时（进一步）推迟，不知道民意会不会接受安倍君再担任三年首相。”

预计国际奥委会和日本奥组委将在未来4周内敲定延期的基本细节。国际奥委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全球转播权和赞助协议。这些都与奥运会本身有关，因此这些合同预计将会被展期。在涵盖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奥运会的四年“奥运周期”中，该组织获得57亿美元收入。

对日本赞助商来说，退出是有丢脸风险的，尤其是考虑到2021年奥运会已被安倍明确定性为世界从新冠疫情复苏的希望之光。

但广告业高管们表示，此前看似支撑2020年东京奥运会商业赞助者的国家团结现在已显脆弱。几家主要赞助商的高管们表示，合同并未包含任何有关推迟的条款，因此还无法评估他们所在公司的财务处境。另一些高管则表示，如果要求他们掏出更多资金把赞助协议延续到明年，他们不知道企业本已紧张的营销预算能否应付。

“我们愿意继续提供赞助。”主要赞助商之一东京瓦斯(Tokyo Gas)的社长内田高史(Takashi Uchida)表示，“但目前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我们是否会继续，因为我们手上没有任何信息，不知道我们将要承担多少额外财务负担。”

在做出延期决定之前——新冠病毒已在全球蔓延——日本相对较低的感染率使安倍政府得以对奥运会采取“一切照常”的姿态。但自上周二宣布延期以来，日本的疫情似乎有了变化。

感染人数开始更为急剧地攀升，日本顶尖专家也警告未来几周将出现“第二波”感染。随着世界最大城市东京面临封城，安倍政府成立了一个新的危机工作组。

在数周时间里，对日本和国际奥委会在全球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且越来越多运动员提出批评的情况下再三做出保证——推迟或取消似乎根本不在议程上——许多人提出质疑。一些人指责日本政府为了保住举办奥运会的希望而压低了公布的感染率；这一指控受到坚决否认。

实际上，据与双方都有直接接触的人士表示，宣布推迟的前几周的特点是一次又一次紧急会议、相互抵触的提议和陷入僵局的谈判，日本和奥林匹克运动都在前所未有的处境越陷越深。

3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召集所谓的“奥林匹克大家庭”——33个夏季奥运项目体育联合会、7个冬季奥运项目体育联合会和206个国家奥委会的负责人，以及220位推选出来的运动员代表——举行了一场马拉松式的电话会议。

国际奥委会的高管们此前已开始研究推迟的可能性，但随即遭遇噩梦般的后勤问题。例如，原定容纳数千名运动员的奥运村的大部分公寓已被出售，拟在今夏奥运结束后让住户搬进来。一些奥运场馆明年将不再可用。还有数十万已被预订的酒店客房。

但那次电话会议的结论是坚持原计划。国际奥委会表示，“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四个月时间，目前没有必要在此阶段做出重大决定。”

不到7天后，这种立场就撑不下去了。当其他大型体育机构开始采取行动时，国际奥委会的立场显得站不住脚。在国际奥委会表示将坚持原计划的同一天，足球管理机构决定将欧洲足球锦标赛(Euro Championships)和美洲杯(Copa America)推迟一年，这些是原定今年6月在欧洲和南美洲举行的旗舰国家级锦标赛。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格赛被取消，奥运会运动员也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担忧。

法律专家们表示，任何决定都必须由双方共同作出，因为国际奥委会和主办城市签署的协议意味着，如果任何一方单方面推迟或取消奥运会，他们可能会面临数十亿美元的诉讼。但是随着批评声音越来越响亮，巴赫的个人立场果断转向支持延期。问题在于试图说服安倍政府。

一位接近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人士表示：“日本人害怕丢面子，害怕无法举办奥运会的失败形象。当问题变得不那么在于日本，而在更大程度上关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难以前往日本时，安倍在政治上摆脱了困境。”

现在的重点是限制日本经济受到的冲击——日本甚至在奥运会被取消之前就看似可能陷入衰退。几年来，东京在奥运炒作、酒店预订和商业预期上收获颇丰。自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以来，日本的入境旅游从每年1000万人次猛增至2019年的近3200万人次。分析师原本估计，入境人数在2020年还会增加200万。

观察人士表示，目前指望重新安排的2021年奥运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提振还为时过早。

花旗集团(Citigroup)的日本经济学家村岛纪一(Kiichi Murashima)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给出了一个严峻的评估。他说，一项研究显示，可能会损失2750亿元日元的入境游客支出。他表示，即使延期的宏观经济影响没有一些人担心的那么大，但对一些行业的损害可能会相当严重。

村岛纪一在给投资者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为了防止企业破产，尤其是小企业破产，以及由此对金融机构信贷成本产生的影响，政策回应至关重要。”他补充称，截至2019年3月底，国内银行、信用社（shinkin bank，地区贷款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发放给住宿行业的贷款总额约为3.5万亿日元，发放给餐饮服务行业的贷款总额约为4万亿日元。

如果说日本被视为因为奥运会筹备工作而受到新冠疫情尤其沉重的打击，那么国际奥委会也可能处于尴尬境地。该组织面临着对其商业模式越来越多的怀疑，而且缺乏申办城市，它迫切需要一个像东京一样热情且财力雄厚的主办城市。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重大项目管理学教授本特•弗利布杰格(Bent Flyvbjerg)是2016年一份有关奥运会财务的报告的作者，该报告促使一些城市撤回了承办奥运会的申请。他对始于1960年的历届冬季和夏季奥运会的研究表明，成本总是超支，主办城市总是高估收益。

弗利布杰格表示：“乐观情绪是自然的。但是，在预期收入和实际实现的收入之间总是存在巨大差异。”

奥运会延期后，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Yasuhiro Yamashita)表示，是时候“重新设定我们的心态”。这是一个富于情感的规劝；日本曾经有很多次被迫这么做——在毁灭性的地震、战争、以及19世纪外国炮舰逼近其海岸后都是如此。一些人怀疑日本做不到这一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凭借其不断适应灾难的历史，日本在这方面可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