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VS保卫经济：生命的价值能用金钱来衡量吗？（组图）

数十万人死亡的代价，该如何衡量？

特朗普总统和商界领袖们越来越多地质疑，为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而让美国经济长期停摆是否明智——这种停滞已经让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

“我们的人民希望重返工作岗位，”特朗普周二在Twitter上宣称。他还说，“对策不应该比问题更糟（糟很多）！”

3月中旬的一个周五，西雅图市中心几乎空无一人。该地区已经成为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滩头阵地。 CHONA KASING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从本质上讲，他提出了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努力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评估经济福祉和健康之间的取舍？

“经济学家应该进行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一个月或一年的停摆带来的经济代价和由此拯救的生命之间做一个量化对比？整个学科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险。”

一些支持取消当前经济活动限制的经济学家表示，州长乃至特朗普政府都没有对这些限制的成本和效益做出充分评估。

“我们非常重视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说，他曾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担任过一年的首席经济学家。“但这不是唯一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到了流感季，我们不会让经济停摆的原因。他们忽略了做事的代价。同时他们对能拯救多少生命也毫无概念。”

不过，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倒是普遍认为，取消这些限制将使更多的人死于这种病毒，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几乎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长期的好处。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表示：“引入成本效益框架是有帮助的，不过一旦你这样做了，得到的结果将是压倒性的，你无需更多细节就知道该怎么做。”

沃尔弗斯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解除限制的好处会超过失去生命的代价，那就是“流行病学家在死亡的问题上对我们撒谎了”。

权衡人类生命的经济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显得愚蠢。但是，社会也重视工作、食物和支付账单的钱等事物，以及满足其他需求和防止不相关的不幸的能力。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基普·维斯库西(Kip Viscusi)表示：“让人变穷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维斯库西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利用经济方法来评估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

失业者有时会自杀。如果穷人生病，他们死亡的可能性会更大。维斯库西估计，在整个人口中，经济每损失1亿美元的收入，就会导致一起额外的死亡。

政府机构定期计算这样的取舍。例如，美国环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设定了一个标准，每拯救一个生命的成本约为950万美元，将其作为是否清理有毒废物场地的决定基准。

其他机构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以决定是投资减少十字路口的事故，还是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农业部有一个计算标准，用来估计食源性疾病的经济成本——医疗保健、过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产力损失。

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决定冒险把这种想法应用到冠状病毒大流行上。

在周一发布的一篇论文中，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马丁·S·埃辛鲍姆(Martin S. Eichenbaum)和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以及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的马蒂亚斯·特拉班特(Mathias Trabandt)使用了美国环保署的数字，分析在不造成经济成本超过收益的情况下减缓疾病传播的最佳方法。

即使没有政府强制的封锁，经济也会急剧收缩，因为人们为防止传染，会选择远离工作场所和商店。在这种情况下，埃辛鲍姆和同事们估计，到2020年，美国的消费者需求将减少8000亿美元，降幅约5.5%。

根据流行病学预测，当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时会迅速扩大，感染半数以上的人口，然后群体免疫才会减缓其进程。假设感染者的死亡率为1%，那么大约170万美国人将在一年内死亡。

通过减少经济活动来遏制病毒的政策，可以减缓病毒发展并降低死亡率，但它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代价。

埃辛鲍姆及同事们说，既考虑经济损失又考虑生命的“最优”政策需要实施一些大大减缓经济增长的限制措施。按照他们的评估方法，2020年，消费下降超过一倍，达到1.8万亿美元，但死亡人数减少了50万人。这相当于每挽救一条生命就损失200万美元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让经济衰退变得更糟，”埃辛鲍姆说。但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这种牺牲是有限度的：超过某个限度，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失去更多经济活动就不值得了。

他指出，这个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中的假设，它是为了表达取舍的量级。经济学家们仍在作调整。如果考虑到医疗系统可能会被Covid-19的病例压垮，从而增加死亡率，那么成本效益比将会改变，因此会有必要以更快的速度实施更剧烈的封锁措施。

归根结底，这是在衡量生命的价值。

美国总统特朗普

196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C·谢林(Thomas C. Schelling)提出让人们为自己的生命定价。通过观察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减少死亡率——购买自行车头盔、在限速范围内行驶、拒绝购买附近存在有毒废料的房屋，或者做工资更高、风险更大的工作——政府机构可以计算出一个标价。

不过，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奇怪的数字。正如澳大利亚伦理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所指出的，在贫穷国家，两三千美元就能挽救一条生命，然而他们仍然任由许多人死去。“和900万美元比起来，”他说，“简直不可思议。”

再纳入死者的年龄，讨论会变得更加敏感。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拯救一个80岁老人的生命，和拯救一个婴儿的生命，有同等的价值吗？

曾为奥巴马政府工作的法律学者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是白宫负责这类评估的办公室主任，他曾提议将政府政策的重点放在拯救生命时长上，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惯例那样，仅仅关注生命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拯救年轻人的项目，比另一个同样的拯救老年人的项目更好，”他写道。

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时期，美国环保署曾试图朝着桑斯坦喜欢的方向前进。为了计算监管发电厂烟尘排放的立法的成本和收益，它必须计算出降低过早死亡率的价值。它没有像过去那样，为每拯救一条生命估价610万美元，而是采用了年龄折扣：70岁以上的人只占年轻人生命价值的67%。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等机构对此强烈反对。于是美国环保署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再说一遍，美国环保署不会在做决定时使用年龄调整分析，”当时的环保署负责人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辩称。然而，在对所有人的生命一视同仁的同时，该机构无形中造成了年轻人剩余生命的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