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炒饭印在邮票上，秘鲁热爱中餐的背后隐藏着华人的屈辱奋斗史（组图）

秘鲁是一个直线距离我们国家一万七千里的南美国家，但它的饮食文化却跟我们相似。无需多言，你看当地满大街都是“吃饭（CHIFA）”招牌便能略知一二。就有人在首都利马的一条街上就发现了超过100家“CHIFA”，显得跟其他南美国家格格不入。因为大多数南美国家的主食是面食和玉米，而非米饭。

而"CHIFA"这一词在秘鲁人读起来是广东一种方言发音，它代表的是当地大量的中式餐馆，以及融合了秘鲁本地风格的中式烹饪方法。有人还因此笑称，秘鲁是中国人不需要带方便面和老干妈旅行的国家。

毫无疑问，中餐不仅对秘鲁日常习俗的影响深远，也已经完全成为了当地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将各种中式美食印在了邮票上，来表达当地对中餐的喜爱之情。

而在他们如此热爱中餐文化的背后，离不开一群在秘鲁艰苦奋斗的华人。这背后更是隐藏了一段他们从屈辱走向光荣的奋斗史。

在介绍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先来看秘鲁对中餐文化究竟热爱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们国人有句老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秘鲁人更是把中国人对米饭的重视和热爱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在那里，没有比炒饭（Chaufa）更深入人心了。几乎所有秘鲁家庭都配置有一口圆底炒锅，只为了能够随时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炒饭。

秘鲁的炒饭大赛

类似于我们中国各种特色炒饭，秘鲁人也会将米饭和鸡肉、猪肉、牛肉、海鲜等混着炒，混什么炒就在炒饭的后面加一个后缀。比如鸡肉炒饭叫Chaufa de Pollo，猪肉炒饭叫Chaufa de Chancho，海鲜炒饭叫Chaufa de Marisco等。

除了当主食以外，他们还拿纯米饭当成是配菜，做成各种形状端上餐桌。

当然不只是炒饭，我们喜欢的炒米粉(Tallarin)、炸云吞等在秘鲁都比较流行。就像“左宗棠鸡”占据了美国人的外卖菜单一样，秘鲁最受欢迎的菜式Lomo Saltado，几乎是家家餐馆必备的名菜。虽说没有特定的中文名字，但这道菜其实就跟我们这边的盖浇饭差不多。在西语里，Lomo的意思是里脊，saltado的意思就是炒，所以这道菜的名称翻译过来就是“炒里脊”。
烹饪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先将牛肉里脊切成细条，然后放到炒锅里和洋葱、番茄一起爆炒，然后放上胡椒、酱油、料酒和盐等调料，再撒上些葱花就出炉了。

看到这里，我们也发现了秘鲁人与中国人的口味大致是相似的，但他们菜肴的卖相总是自己独特的地方。比如秘鲁鸡汤（Aguadito de Pollo）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会在鸡汤的底部铺设了一层米饭。在他们看来，这样与米饭混合的做法会使汤多一份令人满足的碳水香气，看起来也更加丰盛。不过这色泽总会让人觉得哪里有点奇怪，但喝起来还是很美味的。

不管怎样，我们能从这些菜肴中看出秘鲁人对中餐文化的热爱。问题来了，远在南美洲的他们，是如何痴迷上米饭等我们东方人爱吃的食物呢？

这又不得不先简单介绍下秘鲁独立之初的背景情况。1821年，秘鲁终于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从此宣布独立，然而，当时拥有近100万平方公里的秘鲁，人口却不足200万。可要想发展当地的农业，秘鲁得先有大量的劳动力。所以，秘鲁国会当即通过一项移民法案，以此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秘鲁发展农业。

由于秘鲁地形复杂，海岸线较长，海鸟数量多，那里很多地方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海鸟的“厕所”。在那个没有化肥的年代，鸟粪刚好成了优质的肥料。要想富，就得先去掏鸟粪，可谁愿意去秘鲁这种“鸟屎横飞”的地方？当初连秘鲁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中国人也是不愿意的。但在一些想要从中牟利的人的忽悠下，1849年首批75名华工抱着出海淘金的志向抵达了秘鲁卡亚俄港。殊不知，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却过上了奴隶般的辛苦生活。他们中与秘鲁老板签订契约，契约中规定劳工必须为老板工作8年。

说是雇佣关系，但当时华人劳工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他们干着最艰苦繁重的工作，比如挖鸟粪、垦荒、采矿修路、建设港口等，但回报却只有一点点，待遇相当差。这还不算什么，他们不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干活，还经常要受到监工的鞭打。

为了避免华工逃跑，当地的农场主还会给他们戴上脚链，就跟对待奴隶一样。不忍屈辱的华工奋起反抗，他们罢工逃跑，但常常跑路失败而遭到农场主更严酷的拷打。直到19世纪70年代，华工的命运才真正迎来了转折点。他们不断向清政府上书寻求保护的要求终于有了回应。同时国际上也有舆论在声讨秘鲁当地对华工种种不人道的行为。

经过多方的协调商议，清政府于1874年正式与秘鲁建交，并在同年6月24日签订了《中秘友好通航条约》。从此，在秘鲁的华工结束了苦力阶段，成为自由人。

不过由于路途遥远，大部分华工还是选择留在秘鲁寻找新的生存机会。后来他们大多成为小商人，通过经营小餐馆、商铺、杂货店、倒卖中国货等商业活动在秘鲁立足。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奋斗，如今华人已经在秘鲁站稳了脚跟，华裔分布在秘鲁的各个阶层中。据统计，目前在秘鲁的华侨华人，加上有华人血统的秘鲁人，总数已达250万人，占秘鲁总人口的10%。

而秘鲁之所以热爱米饭，则要归功于华人带来的水稻种植技术。这当中，为此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一位叫戴宗汉的华人。贫苦家庭出生的戴宗汉，年仅6岁就跟随家人去干农活。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耕田种植水稻等各种农活的技巧。可由于家境越来越差，1918年刚满16岁的他决定远赴秘鲁打工。

就这样，他带着一张旧毛毯，几件旧衣服，搭着货船千里迢迢来到了秘鲁。而这一去，就去了70多年。他白手起家，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善了秘鲁的农业情况。他一开始是在秘鲁的百加米纹进行垦荒种地。在他奋力劳作下，原本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一亩亩能生产粮食的良田。靠着自己年少的积累，他不断研究改革耕作技术，还毫无保留地把中国的耕作技术传授给了秘鲁的农民。不仅如此，他有时还会亲自指导耕作，又或者是直接借贷款帮助他们发展生产。

戴宗汉为了解决秘鲁北部沿海旱地种植缺水问题，戴宗汉反复探索实践，终于创造了一种叫“平面弯形引水法”的方法。这种方法成功实现稻田的自流灌溉，使秘鲁北部变成全国第一产米区。此外，他耐心总结培育良种，大胆地改革插秧技术，探索和推广播育壮秧的方法；

1963年，戴宗汉创办种植水稻技术中心，把当地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3至5倍。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还重视引进农用机械，兴办现代磨坊，甚至还办起了全秘鲁第一科技种植样板田，第一个养猪中心场。正是因为戴宗汉对农业所做出的种种贡献，1968年11月8日，秘鲁政府特地授予他一枚“农业功勋章”，赞誉他为“秘鲁农业功臣”。

在秘鲁的华人

其实除了戴宗汉外，为秘鲁农业做出贡献的华人还有很多。他们将种植稻米、甘蔗、蔬菜、杂粮等方法经验传授给当地人，并从中国引进良种，提高了秘鲁农业生产。

比如秘鲁优良稻种“中国白”和“中国雷丁”都是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引进的优良稻米种子，使每公顷产量达6000公斤，远远超过其他品种每公顷2000至3000公斤的产量，而且能够实现一年两熟。目前，秘鲁每年粮食产量至少400万吨，充分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吃饭问题。

不只是种植技术，当年来秘鲁创业的华工们也将饮食习俗带到了秘鲁。一开始，秘鲁人对中餐抱有偏见。可久而久之，华人凭借着他们特有的耐心和烹饪手法，征服了秘鲁当地人的胃。中国移民通过中国的传统美食融入了本土社会并被当地人所接纳。

这才有了满大街的“吃饭（chifa）”。如今秘鲁人称呼许多中国蔬菜，如姜、白菜、菜心、苦瓜等都是根据广东话发音，而不是采用拉美传统的西班牙语叫法。

秘鲁美食

与当年华工被虐待不同，如今华人在秘鲁也有了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华人在当地参政基本没有了种族障碍。而在拉美其他国家，华人大多只能以经商为主，不像在秘鲁能进入政、军、外交界等。这一切的一切，当然离不开过去150年来当地华人的艰苦付出，否则我们哪有如此华丽的“翻身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