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永居条例是为“国际化”还是“鸠占鹊巢”（组图）

不过也有相对温和的反对之音，很多人转发了14个“我怕”和10个“不愿”，其中包括“我怕中国的女孩太阳一落就不再敢出门”，“我怕街上处处可见宗教人士拉人传教”，“我怕连中文都不会说的人在祖国大地上享受着超越中国普通公民的社会福利”，“我怕孩子们十九年的寒窗苦读比不过一副异国面庞”，“我怕原本属于计划生育杀死的千万孩童的位置被鸠占鹊巢”，“我怕老师站在讲台上讲吾辈先烈英勇抵抗外敌时底下黑人白人小孩嘻嘻哈哈不以为意”，“我不愿我日后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被外国人骗婚”，“我不愿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未遂的外国人仅仅只是拘留十五天”，“我不愿中华民族的脊梁一点点弯下去”，“我不愿中华民族的膝盖一点点跪下去”。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共同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工作”的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与这次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基调基本吻合，或许正是高层指向与政策落实的关系。就此来说，此次条例制定是立足于中国发展需要与决策要求，民间则有关系到自身权益的担忧，其中的有此观点难免偏颇，但是态度和观点是明确的。不论如何，在宏观决策与基层实际之间，仍然大有文章，这是政策制定者可以任意发挥的巨大空间。

外国小伙与中国姑娘

中国官媒观点分化

相比之下，对条例表达支持态度的声音则显得稀疏零落、门可罗雀。如人民日报海外网的一篇网评《外国人永居管理新条例，新在哪？》注意到了民间的反对情绪，但也作出了一次比较温和的辩解，引述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杨靖旼的观点称，“严格审查管理外国人永居权的整体方向并未有明显变化，新条例本身的目标是在保障已获得永居权外籍人士在华的合法权益，并为未来发展更加合理的积分评估体系提供契机。”

而《新京报》的评论文章《情绪化反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无益于认识真问题》则激烈了不少，几乎是舆论场里的一位“逆行者”。其文分析并批判很多人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称，第一是“对国情不了解”，第二是担心有“灰色渠道”和“超国民待遇”却不知“趋同化管理”已经日益常见，第三是“种族歧视与粗陋的排外主义”。

不过，另一家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2月29日晚间发表的一篇评论却收获了不少呼应，被指“中肯”。他表示，“公众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认为主要是对以往外国人的在华管理情况不太满意，对这一次制定条例能否消除相关问题缺少信心”，“比如长期以来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有隐性的‘超国民待遇’，‘外事无小事’的认知在我们社会有挺深的烙印”，“更重要的是，近年来，广州等地出现了越来越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移民。官方对治理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多，因此人们很担心条例出台会有要‘消化’非法移民的意思”，“有的诘问显得有点偏激，甚至像是找茬，但是它们背后的情绪都是这几年在中国公众之间非常真实的”。

胡锡进还表示，“中国的各种资源相当紧张，不让移民的失守而导致加重中国的人口负担，这的确是长期经历了计划生育痛苦的中国社会应有的基本政策方向。中国太大了，把这14亿人照顾好，让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落后面貌，就是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了。”

胡锡进寥寥数笔，有国际视野，有历史情怀，也有中国实际，还兼顾官方需求与民间意愿，的确点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而这种看似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得到诸多方面的认同，也正是一次各方意见表达折衷、征求意见的结果，或许要比司法部通过自身平台征求、收集意见，并再作内部分析、调整，更公开明朗，也更能取得最大公约数。

不论如何，与人口有关的政策无不牵扯重大，影响深远，可谓触及“中国国本”。为官者有意规范化管理外国人，出于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无可厚非，但是哪怕再小的政策细节都关乎亿万民众的切身利益，需要慎之又慎。

此次条例第24条提出将签发“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其实是定义了中国国境之内的一个新的族群——“永久居留外国人”，但是条例几乎通篇是关于申请成为“永久居留外国人”的内容，而在成为“永久居留外国人”后又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却只是两三条一笔带过，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对等，不得不说是一大疏漏，如果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条例”或许更准确一些。

更何况，长期以来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尚且没有妥善解决，很多在中国的外国人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成为他们的一种“特权”，造成影响社会治安、执法不公、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等问题，关乎中国普通民众的切身权益，这也是广大中国人更在意的事情。这次条例显然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大国数字”与“小民生计”

胡锡进的评论提到了在中国已经执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也是涉及中国人口的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基本国策”，中国民间早已因此积压了浓重的不满情绪。在民间看来，一方面限制增加中国人口，中国人生养孩子极为困难；另一方面，鼓励引进外国人，给予其超越普通中国人的权利与待遇，确实形如“腾笼换鸟”“鸠占鹊巢”，产生如此强烈的批判声浪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民间的怨气似乎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国人口政策的智囊学者与专业官员身上，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人的误导才导致中国在人口方面的诸多严重问题。例如习五一上述微博下有一位名为“呼吁喝酒开车判处死刑”微博账户发表的评论点赞有3万多次且排名第一，其评论称，“他们权高望重，他们存在党政机关，甚至军队，他们存在各个国家部门组织，各行各业，他们用资本蒙蔽人民的眼睛，他们用手中的权利肆意妄为，他们曲解领导人的优秀政策，他们给思想薄弱的人民塞垃圾奶嘴，他们在网上挑起纷争，制造各种男女对立，地域对立，民族对立。”

在这次舆论震荡发生后，中国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被拉到了聚光灯下，被指为“卖国贼”。他的争议点在于曾经建议“引起外国移民来弥补我国劳动人口不足”，“并大力鼓励中国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另外，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罗天昊建议引进1亿以上的亚非拉移民一论也遭波及

其实，对于中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计划生育”，既然想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不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反而鼓励引进外国人呢？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理解的地方。

也有观点称，“计划生育”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前期中国决策者被一些人口学专家所误导，例如在全面放开二胎之前，就有官方学者散布容易引起恐慌的预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在《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预测，如果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率将反弹到4.4，每年将出生4,700万人，即便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将反弹到2.4；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如果全面二孩，年出生人口将达到4,995万人，生育率将达到4.5。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先实行单独二孩。中国卫计委据此预测，每年会多出生200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然而尽管2015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统计年鉴》、《卫生统计年鉴》分别显示，该年度不但没有多生200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64万人；“小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更不是2.4，4.4、4.5的预测更显得荒唐可笑。2016年正式推出全面二孩后当年出生人口只有1,786万，此后逐年下降，2019年更是只有1,465万。

其实，不只民间有比较极端的想法与言论，中国一些官方学者偶尔展示出来的姿态也令人侧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李小平被指中国当代最著名的人口学家之一，他也是中国“一胎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主张把中国人口减少到3亿。他曾经公开讲话称，“那些在国家严格‘计划生育’下还要超生的人，还要生二胎的人，这些自私自利之徒，这些小鼻子小眼的国民，就应该制裁，毫不留情！”

看来，在一些掌握着中国人“生杀大权”的人的宏大视野里，是人人生而不平等的。不仅中国人生而不平等，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不平等，外国人与外国人也不是平等的。毕竟只有为中国某项事业做出突出贡献、拥有某项专业技能、具有较高学历与收入、名下坐拥大量资本，以及这些人的家人，才可申请成为中国的“永久居留外国人”。

因此，这项条例其实也在外国人之间划分出了两个群体，一个是具有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享有更多的权利与待遇；一类是没有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则没有官方给予的权利与待遇。当然，后者的隐性福利未必会因此而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经常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西方媒体和专家学者，对最有侵犯“人权”之嫌且最易引发中国人共鸣的“计划生育”，却是视而不见、默不作声。对于这次引起中国舆论震荡的条例风波，也鲜有置评。

而对于一直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而言，这项有关外国人的条例影响深远，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自己子女后代在未来的切身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说是正当合理。而对于一些接近掌握中国人“生杀大权”的学者和官员而言，人口不过是一组组数字的分析与改动，以及国家宏大叙事里的所谓“劳动力”。

一般情况下，征求意见只是内部调研、决策、编写几成定稿后，展现民主与民意的一个形式，进行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至于该项条例正式颁布后会有怎样的后果，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