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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中,身在上海的澳洲人是这么想的——(组图)

2020-02-22 来源: 悉尼ing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在冠状病毒不断蔓延扩散的日子里,

上海这座繁华的商业中心也受到极大影响

不复往日的匆忙和活力。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8000多名澳大利亚人

却把这里视为自己的“家”。

SBS采访了3位身在上海的澳人,

了解了疫情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Jenny Tang,31岁,在悉尼长大。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她在上海的工作收到了极大影响。

她希望当局将从发生的事情中学习。

“我出生在西安,但是在悉尼长大,

2010年来到中国北京继续学业。

毕业后,我来到上海,担任影视制作人。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我负责的大部分项目都被推迟或取消。”

疫情之中,身在上海的澳洲人是这么想的——(组图) - 1

Jenny Tang

“上海与武汉和湖北相比交通要容易得多。

上周我在河南报道了冠状病毒,

地方当局对我们的行动进行了严格的监控,

每天都强烈建议我们离开河南。

那真是压力很大。”

“上周,我遇到了一个来自湖北的人,

他不能回家。但由于担心被感染,

很多酒店都不允许他入住。”

“自爆发以来,这座城市肯定发生了变化。

上海是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大城市,

平时总有人四处逛逛,生意兴隆而繁华。

在过去的几天中,尽管天气良好,

但我住的前法租界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

只有街头清洁工和踏板车上的送货员。

这样的安静空虚使我想起了欧洲小镇。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奇怪。”

“我很幸运,在以前的项目中囤积了一些口罩,

所以在疫情爆发时我就开始戴了口罩。

我现在经常洗手,每天十次以上,

因为这是冠状病毒传播的最常见方式。

我也正在服用更多的维生素C等补充剂

来增强免疫力。”

“实际上,情况在好转之前的确会先变得更糟,

但是正如中国人们所说:‘春天终将到来’。”

“我认为至少在今年第一季度结束之前,

生活不会回归“正常”。

我看到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并希望大家都从这次疫情中吸取教训。

也许中国将禁止野生动植物贸易。”

“不幸的是,现在有许多谣言和虚假新闻,

这引起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

公众的许多恐慌和偏执。

我看到恐惧影响了当地和外籍人士,

但区别在于外籍人士可以选择离开。

我认为社交媒体和负面影响

比病毒本身更加可怕和危险。”

Kelley Grimsley,44岁,来自维州。

SARS病毒爆发时Kelley就居住在中国。

尽管冠状病毒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SARS,

但她相信情况会有所改善。

“我在维州美丽的沿海城市Cape Paterson长大。

我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大学,

作为商业学位的一部分,

我当时已经开始学习普通话。”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语言课程。

2001年,霍尔顿公司(Holden Ltd.)

派我到上海通用汽车公司从事专业发展,

于是我回到中国工作了六个月。

之后我在中国开展了18年的‘冒险之旅’,

至今仍在继续。

我目前正在建立自己的咨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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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y Grimsley

“由于病毒在农历新年假期期间爆发,

这座城市已经像个鬼城。

我的大多数朋友已经离开上海,

所以我的社交生活很安静。

随着病毒传播范围的扩大,

这种社会宁静一直在继续。”

“这个城市以下列方式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有些甚至戴着手术手套;

外面的人少了很多;

没有举行大型的公共聚会或活动。

总体而言,这座城市已经失去了‘喧嚣’。”

“大约两个星期前,我开始戴口罩。

除此之外,我还坚持使用一直在用的洗手液,

而且我一直保持健康。

虽然健身房关门了,

但我一直在户外跑步并在家进行锻炼。”

“我从没考虑过因冠状病毒而离开中国,

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危险。

非典爆发期间我也在上海,

那时也没有感到任何危险。”

“最初,家人和朋友都很担心我,

但在更好地了解了情况之后,

我认为他们会更加放心。

接下来的几周将是关键时刻。

我个人认为情况会稳步改善。”

Peter Logan,59岁,往返于上海和墨尔本。

自从来到中国走下飞机后,

Peter就带起了口罩。

“我来自悉尼,但现在在墨尔本和上海都有住处,

我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

2月1日,我从墨尔本飞回上海。”

“幸运的是,我从澳洲带来了许多口罩,

一着陆我就开始戴口罩。

我没有在外面戴手套,

尽管这实际上比戴口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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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Logan

“我要返回上海时,我妻子很担心。

Facebook和微信上有很多谣言和猜测。

但是主流媒体在报道事实方面一直表现出色,

所以很容易从各种信息中找出事实。”

“我在室外戴着口罩,并且按时消毒手部。

我没有孩子在上学,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需要忧虑的。”

“我在上海为一家澳洲电动车公司工作,

主要产品是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等两轮电动车。

我们的目标是替换亚洲及其他国家的

1亿辆汽油动力两轮车。”

“在商业方面,农历新年假期的延长

以及出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旅行限制

对我们造成了很多影响。”

“新年后,我们预计会有很多新客户,

但是回头客会很反应慢。

我们无法去办公室办公,

但是鉴于需要中断病毒的传播周期,

因此可以理解。”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不认为

这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但是,我的保险确实受到了影响,

因为澳洲当局不建议去中国旅行,

我出发时收到了无数的警告。”

“我认为这里有两种类型的外派人员:

由于恐惧和未知而决定尽快离开的人,

以及像我和我的商业伙伴一样认为风险低的人。

我们很放松,但对情况保持警惕。

迄今为止,新型冠状病毒的危险性

远低于普通的冬季流感。

我不担心,除非它开始变异为更有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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