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非典”，中国人是如何挺过来的？（组图）

今年春节，人们最牵挂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消息。

截至1月27日24时，全国已经确诊4515例，死亡106例，治愈60例。

医院拥挤、各地居民出门必戴口罩，这一切，又令人回想起17年前的“非典”。

相似的时间、相似的症状、相似的恐慌蔓延。

有时会令人错觉，那场令人谈之色变的“非典”，是不是再度向人类发起了进攻。

加缪在《鼠疫》中说：人类能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值得我们再度回望“非典”那一年。

凤凰卫视曾在2013年推出《非典十年祭》系列片回顾非典，如今，再没人敢忘记那一年，也没人能忘记那一年。

1

2002年12月，一名患有严重肺炎的年轻病人，从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转院至广州军区总医院。

他呼吸急促、高烧7天不退、皮肤甚至已经发紫。

患者是一名厨师，在两周前出现了发热、胃寒、全身无力等症状。

被当作普通感冒诊治一段时间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持续恶化，这才住院治疗。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全国、甚至全球性重大疫情事件的起点。

从2002年11月26日到2003年的2月11日，先后有一百多个病例在广东省的不同地方出现，其中大多数是医务人员。

他们呈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

发高烧、咳嗽、呼吸困难、胸片显示双肺阴影，部分病人出现了呼吸衰竭。

陌生、难治，而且易传染。

但人们尚未重视。

2003年2月12日，一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对阵巴西国家队的比赛，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几天后的2月18日，罗大佑演唱会，又在天河体育场举办。

几万人涌入体育场，没有佩戴口罩。

罗大佑在演唱会上说：受诸多因素影响，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演唱会，大家能来看，表明对我有信心，对这个时代有信心。

如今看起来，无言以对。

随后的几个月，SARS随着春运大潮蔓延开来，多国宣布发现类似病例。

这时人们才终于意识到问题到严重性。

而这场疫情的源头，是野生动物。

直至2003年5月23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和香港大学举办联合发布会，宣布病情源头很可能来自于广东人餐桌上的美味，果子狸。

野生动物市场，此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溯源工作漫长而复杂，人们发现狐狸、貂等野生动物，都携带SARS病毒。

甚至在非典疫情结束几个月后，广东省又查出几名患得SARS病毒的病人，其传播源是果子狸。

这也掀起了广东清剿果子狸的行动。

2013年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又指出，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其实只是中间宿主。

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蝙蝠，

从蝙蝠，到果子狸，野生动物身上寄生的大量病毒，正通过人们的味蕾，带来无数疾病。

据了解，蝙蝠身上寄生着SARS、埃博拉、马尔堡、亨德拉、尼帕、MERS等多种病毒，果子狸身上也有旋毛虫、斯氏狸殖吸虫等多种寄生虫，至于野生蛇、野兔、穿山甲等，所携带的致病物质，更是不计其数。

作家毕淑敏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其实很多病毒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但只要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动物和平相处，一切其实相安无事。?但怕的就是，人类为了攫取更多的利益，投机取巧，最后受害的，却是人类自己。

17年过去了，人们依旧对食用野生动物心存侥幸。

这份贪婪却罪恶的执着，却依旧没有消失。

据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很可能就在华南海鲜市场——

名为“海鲜”，实际上有大量野生动物销售。

1月26日，国家下达了疫情结束前禁止售卖野生动物的公告。

微博@央视新闻

许多网友也表示，希望永久禁止野生动物交易。

尽管《科学》杂志指出，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依旧存疑，但野生动物带来的病毒有多厉害，已不需要再证明。

如果一次“非典”的教训都不足以让人真正警醒，那么经历这场疫情，还有人对食用野生动物念念不忘。

那真是无药可救了。

2

医学数据显示，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死亡率是5%——它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不如禽流感，但仍然在全国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在这场抗击非典战役的初期，不可控制的，除了病魔，还有人心。

完全陌生、感染速度快……毫无准备的医护人员和恐慌的病人之间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罗生门”。

2003年年初，广州爆发非典，人们称之为“广州肺炎”。

一位山西的徐姓商人在去广州之前，特地问那边的人“广州肺炎”的情况是否属实?

得到的回答是：有，但是轻微、不致命，绝对安全。

得到安全答案的她去了广州，一去一回，到老家后就开始高烧不退，两天后体温接近40度。

在太原看病的时候，她告诉医生自己是广州回来的，会不会染上“广州肺炎”？

太原的医生们给她的回应是：没有问题，肯定不是。

然而，在用了各种先进抗生素药物不见好转，高烧不退的病人转诊北京301医院，接诊医生这才重视起来。

2003年2月18日，科研人员通过从病人身体提取标本研究，确定广东一带流行的不明原因性肺炎病原体是衣原体病毒，是人类认知范围内的病毒。

此时，距离广东发现第一例严重肺炎患者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

在此之前，广州肺炎一直被民间称为怪病，没有任何官方信息，只有人们无边无际的猜测与恐惧。

但是，病人的临床反应与衣原体病毒肺炎相差较大，医生们对衣原体病毒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希望通过信息检索获得更多的病例信息。

可明明已经传播3个月的时间，网络上却一点信息都没有。

越来越多的人感染，正值春运，病毒从广州一路北上，来到了北京和全国各地。

媒体介入受阻，地方隐瞒信息。

对病毒一无所知的病人们，因为害怕也开始“瞒报”。

一位老太太因为发烧咳嗽被送到了医院。

咳嗽剧烈、时常喘气艰难、表情痛苦……一切症状都和“非典”相似。

根据当时的规定，确诊“非典”需要三个条件：

发热、喘憋、有接触病史。

只是，病人和家属一直不承认她曾经和非典患者接触过：

“老太太一直待在家里，连买菜都是我们买好，从不出门。”

迟迟无法确诊。

直到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

老人这才承认：老伴就是因为非典去世，自己曾经去医院照顾过他。

当天，护理过老人的所有医生护士全部被隔离。

病人恐慌、隐瞒病情，大量的医生护士被感染。

人民医院170多名临时工一夜之间跑得只剩30多名……

那段时间，因为人手不足和技术不够成熟，病人需要不断地转院，不明就里的病人又一次陷入恐惧：

确诊时病人都不肯上救护车，说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去，后来听说确诊的，都无需再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大家又不管什么病都往车上挤……

一位内蒙古的进修医生从北京有感染病患的医院回内蒙古，将病毒带回了家乡。

他回忆当时自己在电视上听到消息“北京是安全的”，心中满是悔恨。

病情一日一报，数字不断攀升。

人们见面聊的都是疫情，关心的都是药物有没有备好。

北京城里满是戴着红袖标的大爷大妈拦在社区门口，拒绝陌生人进出，用自己的方式守卫着自己生活的地区。

几乎所有的村落间、院落间的来往都切断了，之前放下的心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一夜之间全国戒备。

村口的值班队、高举的红标牌、路上的二三十米大坑……?

一个一百米开外的人咳嗽一声，好像整个天空都是非典的气息在弥漫。

面对迟迟无法查明的烈性传染性病毒，任何的情感都会被扩大。

从最初的盲目乐观感，到后来的莫大恐惧感。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北京上演着真实的围城，而全国都在同步着对非典的恐慌。

3

2003年4月，由于疫情进一步爆发，中央决定，将治疗阵地转移至小汤山。

此时，那里还是一片荒地。

7天之后，一座占地60亩，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医院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传染病医院。

怎么做到的？

全国六大建筑集团，7000多名建筑工人和保洁人员，紧急赶赴此地。

工人们不敢过多休息，每天至少工作15小时，累得倒在门框边就能睡着。

建筑设计师则七天没有合过眼，实在困的时候，就自己的小腿架在水泥地上，借着凉意减少困意。

7天过去，400吨垃圾全部清理完毕，小汤山医院正式完工。

与此同时，冲在前方的，还有数以万计的医生护士。

2003年4月，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士长李艳春，接到了前往小汤山非典医院的命令。

此时，她的儿子刚好念初三，将要备考高中。

万一有什么闪失，孩子怎么办……

还有几位小护士，听到非典病人来到自己的医院，吓得两腿发软……

医生护士也是人，也有家人，也会害怕。

4月底，李艳春同意赶往小汤山，与她同去的，还有1300多名医护人员。

到达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院长坦诚地对大家说：

“来到这里，出路只有三条——

第一，没有完成任务，带着耻辱走出去；

第二，发生大规模感染，大家一同在小汤山牺牲；

第三，病人被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我们要走第三条路。”

此时，北京已至5月，气温高达30度。

医护者身穿的防护服，足足三层。

由于长期不与外界接触，有些病人产生了自杀倾向。

医护者在治疗之余，要进行心理疏导。

一有空闲就多和病人聊聊天；

送饭最好送到病人跟前……

这段艰难的时光里，被隔离的，除了病人，还有医护人员。

和外界断绝联系、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感染……他们心中同样有各种牵挂。

一天天过去，他们不知道这场战役会持续多久，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两年……

2004年6月，世卫组织解除对北京的旅游禁令，意味这场“战役”正式结束。

专属于那段时期的记忆，也随着疫情的消散，被悄然尘封。

时光荏苒，17年过去，历史似乎再一次重演。

但那些危难时浮现出的温暖，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

2020年1月18日，已经85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再次赶往武汉，亲自去各个病房问诊。

大年初一，年仅24岁的汶川籍护士佘沙，主动请缨前往疫区。

可能是怕年纪太小不被批准，佘沙特意列出了自己“非去不可”的几个理由：

年纪小，万一被感染恢复得也快。

没有恋爱结婚，牵挂可能比别人更少一些。

她是汶川人，一个曾被救下的孩子，如今要以同样的方式，拯救这个世界。

湖南省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医生曹晓英，想进入隔离病房问诊，儿子担心她的安全，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妈妈过去。

几番争执下，妈妈还是偷偷地穿起防护服，推开了隔离病房的房门。

轻如羽毛的白纸上，留下一行重若千钧的字。

“我深知感染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我毕生的愿望，就是消除这种痛苦和折磨。”

2020年1月23日，曾与非典斗争过的医疗队员们再次请命，出征武汉。

短短几百字的请战书上，挤满了24个密密麻麻的红色手印。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一幕又一幕，感动的同时，社长更希望，我们可以多一点理性。

十七年后，重新去看抗击非典的这场战役，不是单纯地想去歌功颂德那些牺牲奉献的人们。

而是，我们更希望，从那个春天，获取一点教训，一些反思：

不要陷入某种失控的情绪，不要听信谣言；

保持警惕和清醒，减少和外界接触；

勤洗手、科学佩戴口罩，身体不适谨遵医嘱……

中国生了一场病，但每个人，都在为他痊愈那一天的到来，努力奋斗。加油，祝愿疫情早日得到解决，相信我们最终能打赢这场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