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生活不易，致敬那些和时间赛跑的普通人！

经历一年的奔波，当初许下的愿望，你实现了吗？今天见闻君以外卖员为例，致敬那些和时间赛跑的普通人，祝大家新年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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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你已经到家了吗？是已经拿了不管多少的年终奖在回家的路上，还是放寒假在家很久了，或者你还在上班，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留言里告诉我，此时的你是什么样。

每当春节临近，淘宝大部分店家都不发货，要延到年后，滴滴打车也变得不好打了，点外卖基本上还能保证正常送餐。

今天的见闻研究所想和你聊聊，千亿公司财报下，那些和时间赛跑的普通人——外卖员。

2019年年底，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内，一名美团外卖骑手持刀杀人的录像被曝出。关于骑手杀人的原因，有人称是由于恶评，也有说法是因为骑手在取货时与店员发生口角，这次事件也再一次将外卖平台和骑手的关系推送至舆论中心。

外卖员的工作、互联网外卖平台到底是什么样呢？

01

众包骑手表哥

我的表哥是一个美团外卖员，是个90后，他每天就是骑着自己的电动车在大街上送外卖。

表哥学历不好，不好找工作，前几年才开始做外卖员。最开始他还是在一家服装厂打工，但他不喜欢在工厂里的工作，白天在车间里对着机器一刻不停，晚上到了宿舍倒头就睡，朴实无华又枯燥。2015年，外卖员的招聘广告铺天盖地，工作时间自由、能接触人，最重要的是赚得多，于是表哥离开了工厂，送起了外卖。

他是一名众包骑手，众包是外卖骑手制度中的一种，自由度最高，可以自主决定一天的接单时间。如果某些订单位置过偏，可以拒绝接单。只要愿意，表哥也可以脱下制服，偷偷穿回自己的衣服，反正也没什么人来管。

那时跑一公里的外卖大约能挣八九块钱，平均下来每单能赚到10到15元，每月1万的收入是正常的，最高的时候能赚到13000多。那时送外卖的人还不多，单子很多，表哥能挑选看起来钱多的订单，也可以拒绝一些需要爬七八楼老式居民楼的订单。每天只要跑上八九个小时，就能赚到满意的薪酬。

在餐厅外候餐时，表哥还常常和其他外卖员一起“开黑”。和他一起去厦门的老乡，有的在咖啡厅做服务员，有的在商场里做导购，但收入都比不上他。后来老乡和表哥一样，也送起了外卖。

2019年春节后的一天，回到厦门的表哥发现，每一单外卖的收入以每周0.1元的价格连降几周，到手的钱越来越少。有人带头站出来，希望其他外卖员和他一起能够拒绝接单，联合抗议，有100多人都参加了。最开始，大家的想法很简单：他们都不接单，平台公司就没办法，只能给他们涨回去。

但抗议只持续了一周，虽然厦门几乎所有的老外卖员都参与了这场抗议，但没有出现平台送单紧张的情况，因为源源不断的新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城市里从来不缺乏新鲜的劳动力，比你更年轻、更努力，也更少钱的人一直都在前仆后继。每个人每天不仅要和时间赛跑，更要和其他人赛跑。

在抗议的第4天，不知道是美团还是承包商的管理层，来到外卖员们的抗议现场，他没有带来大家想象中的安抚或妥协，而是直接告诉他们，不愿意做可以不做，平台公司不强求。抗议的人都动摇了，因为抗议的日子里不接单就意味着没有钱赚，生活还是要继续的。过几天，表哥又重新开始送外卖了。

那次抗议的3个月后，美团的外卖业务宣布盈利了。那是2019年的第二季度，美团外卖业务首次在净利润层面实现盈利，季度毛利达到了28.6亿元，同比新增了102.8%，这是一次超出预期的财务成绩。二季报公布的第2天，美团股价大涨了8.86%，三季度更是盈利向好，股价突破了100元港元大关，现在已攀升至110港元上方。

其实这与一年前资本市场对待美团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美团股价在40到50港元附近徘徊，业务亏损明显。美团又是在外卖行业中占有率高达60%，常常被大家看作行业的主流。美团的亏损也往往被投资者用来讨论外卖的商业模式真的成立吗？

02

专送骑手姨父

姨夫也是一名外卖员，他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姨父这种专送骑手和表哥的外包骑手不同，他们属于某一个劳务派遣公司，根据不同公司的规定，需要定期开会。更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总接单时间一天不能少于8小时，有些区域则会按照早、中、晚时段进行排班。

姨父在的东北县城每单仅能收入3元，而县城内标准送达时间一律为37分钟，超时自动扣除20元超过50分钟则被列为严重超时，需要扣除80元，如果有差评呢还需要自动扣除20元。如果再遭遇顾客投诉，在站长不愿意消除投诉的情况下，则在每周薪酬结算时要扣除500元。专送骑手姨父的日子真的不是那么好过。

姨父他也经历过降薪的抗议，那还是美团上市的前两个月。2018年的7月1日，他们接到了降薪通知，他们站里30个外卖员中有25个人都参加了抗议，直接写了联名辞职信，交到了站长手中。

后来公司来了人，简单安慰了几句，直接告诉他们，想干就好好做，不干就赶紧走。过了半天，姨夫还有大部分人都放弃了抗议，只有两个人是真的辞职。毕竟在这个县城里，降价后做专送外卖员的收入还是所有蓝领工作中工资最高的。

抗议失败后，他在的劳务公司又承担了拉新的任务，每个人又背上了每天扩展3个新用户的KPI。姨父在一个小县城，跑单都跑不过来，上哪里去拉客户？他曾经也尝试着在广场上拉着大爷大妈注册了几次，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他想起了那一年东北国企、集体企业改制，原本是大厂工人的他没有了工作，小家庭瞬间没有了大半的收入。当年他没有像周围的一些人一样下海或者外出打工，他还是固执的想找到一个铁饭碗的工作，后来也没有机会，蹉跎了几年就回到了小县城。

这几年他很后悔，时代发展得太快了，外卖送得再快，他还是没有跑过时间。之前他还开过居民区里的小卖部，但这几年大型超市的入驻，快递也变得越来越发达，他的小超市慢慢也赚不了钱。去做外卖员，对在县城里的他来说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03

“超级大脑”调度

姨父刚加入美团时，订单是以人工分配为主。2017年中，美团上线了智能调度系统——超级大脑。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智能调度带来的效率上的提升是显著的。根据美团的官方数据，系统上线后，配送时长分别降至28分钟以内，超级大脑将配送人员的日均单量提升了46%。

这些冰冷的数据，对应到姨父这样的专职骑手的现实生活中，就是每个人变得更忙了。

对于众包骑手，也就是表哥他们，智能调度带来的影响并不大，毕竟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接单与否。但有一个悖论是，随着乐跑等专职众包骑手出现，众包骑手的单量也难以维系理想的收入。许多外卖员和表哥一样，不得不转为乐跑骑手，于是他们变得更忙了。系统中的紧张安排传递到生活中，就成为许多骑手、顾客、商家紧张关系的导火索。

表哥曾经亲眼看到，一位骑手由于商家出餐卖慢导致超时被罚款，与商家在餐厅中大打出手。姨夫在他一次性被系统安排了14个订单后，而站长没有办法帮他调单的情况下，他只能依次给顾客打电话，找摔车、爆胎这样的借口，申请点击提前送达，而这无形中又增加了顾客不满意和提交差评的概率。

美团外卖实现盈利，让很多人相信外卖业务是可以盈利的。在美团发布2019年二季报后，国盛证券对此的研究报告中写到，他们曾经对美团外卖业务有错判，认为外卖小哥的工资本身就不高，一再的压缩成本会导致社会问题和配送质量的问题。但如今他们发现，由于此前外卖骑手的工资远高于其他蓝领薪酬，因此有一定的下降空间，这也为美团压缩成本带来了可能性。

在过去的5年，美团骑手的成本占外卖的佣金比重在持续下降。美团财报中的骑手成本，加上顾客付出的运费，一起构成了骑手的跑单收入。除投诉外，针对其他种种违规都会在APP中直接扣除罚款，并无挽回和申诉的可能。

在过去的5年中，美团骑手的收入的确下降了，或者说想要维持过去的月收入，骑手们只能增加工作量。

作为外卖成本，一同被压缩的，还有姨父这样的专送骑手与美团之间的代理商，即劳务公司。这些代理商往往以物流、跑腿等名称命名，通过招标的形式包下某个区域的外卖配送业务，并与外卖平台签署外卖配送服务协议。

以姨父待过的代理商A为例，骑手每跑一单，代理商可收入1.1元，若每月总计配送2万单，则可收入2.2万元。而这些收入需要覆盖代理商的站长、调度、人事的工资，房租，还有水电费。如果代理商的数据很好，每单收入可以提升到1.7元，甚至到两元，同时它们还可以获得外卖平台的额外奖励。

送单总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等多重指标，就是代理商的最重要数据。如果这个代理商的数据不好，会被其他代理商收购并站、破产，甚至重新招标。姨夫的外卖员生涯的第一次失业，也正是因为代理商A的数据不好，导致站点关闭。

专送骑手的工资和管理制度均由代理商直接规定，每家代理商、每个省市、区域都各有不同。但是在数据竞争的压力下，代理商的薪酬制度变得越来越严苛。以前缺人，投诉不扣钱，底薪也会多一点；现在扣除的罚金会归属于代理商，也算平台对于代理商的一种额外补贴。

所以调度系统—代理商—骑手，层层压力传递下来。

04

辛苦之外的风险

除了辛苦，外卖员的工作还增加了很多风险，最直接的风险就是交通事故。

以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统计的数据为例，在2017年，上海全市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等各类交通事故117起；到了2019年，仅上半年，事故总数便增加了325起。

一个值得一提的现象是，由于种种代理商的存在，在许多事故纠纷中，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都得以规避了责任风险。根据北京法院网的分析文章显示，在骑手发生交通事故时，如果其受雇于美团、饿了么等订餐平台，则应由平台承担赔偿责任；但当其受雇于第三方公司时，则由该公司承担赔偿等责任。

无论是众包骑手还是专送骑手，都不会与外卖平台直接发生劳动或者劳务关系。众包骑手在平台注册时，平台会自动引导他们与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协议；而专送骑手则在报名入职后，与当地的代理商签订劳务协议或劳务派遣合同。

简单来说，尽管那些骑手身上穿着美团或者饿了么的制服，但他们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并未发生过任何法律层面的劳务关系。尽管外卖平台的制度已经极大程度在法律层面上规避了风险，但可能并不能避免舆论风险。

以线下场景为核心的外卖业务，本来就是交通事故、人员纠纷的多发地。在越来越严苛的考核制度下，矛盾也越来越严重。不久前曝出的美团骑手杀人事件也再一次将外卖平台与骑手的关系推送至舆论中心。

滴滴有过血的教训，2018年，当滴滴顺风车司机杀人案连续发生时，滴滴虽然免于刑事责任，但在舆论、监管的多方压力下，滴滴的声誉大受冲击，顺风车的业务也停摆了一年多。

05

我们都只是时代的参与者

或许互联网外卖平台这个模式的狡黠之处在于，它成功的将用户和平台之间的矛盾转嫁成了用户、配送员和商家之间的矛盾。

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作为这一业务的运营主体，它们也是管理制度、订单调度规则的制定者。它们与外卖员的关系和责任，也同样是剪不断理还乱。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开始了新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新的职业的产生。大批年轻人以前可能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加班加点，如今已经加入了送外卖的行业，奔波在路上。外卖员、用户和平台之间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

过去，爷爷们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曾经，父亲们在工厂之间叮叮咚咚，建设祖国；现在的我们穿梭于写字楼，一个接外卖，一个送外卖。

其实跟爷爷们、爸爸们都一样，我们都只是时代的参与者。坐在办公室的白领们自以为优于父母，其实这只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型而造成的误会而已，格子间里面写PPT的我们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没有本质的区别。

农业、工业、服务业，经济在变迁，我们都在努力适应。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环境要求人向上，而人的生活没有安全感，对自我的要求也会变多。生活压力本质上是伴随着人成长的客观矛盾，我们的一生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这一年的你如果没有新的进步，下一年的你是不是就会被更年轻、更努力、比你钱更少的人替代呢？甚至生活残酷的真相会告诉你，在工作中，90%的人，10年、20年，甚至到退休，都还会停留在原地，做着最开始的工作，毫无进步，也不会有什么名堂。

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替代的，只是看公司替代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们要提升的不是不可替代性，而是可替代的代价。替代后公司付出的代价越大，你就越不容易被替代掉，而我们有的就是在有限时间里把自己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替代。

电影《艋舺》里说：“你知道吗？风往那个方向吹，草就要往那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最后遍体鳞伤，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都是草。”

致敬那些还在奋斗抗争的小草，祝愿所有的小草都能找到自己命运的墙根，片瓦遮挡。

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