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非家庭的困惑：我花10万在香港生子，如今后悔了（组图）

南方清晨，6点的天尚未透亮，深圳万家灯火小区渐次亮起零星的灯火。楼下的早餐店刚刚开档，档主掀开小笼包锅盖，第一笼蒸汽在冬日的清晨中升腾。此时的城市尚未完全苏醒，除了环卫工，只有身着校服的学生稀疏走出小区街道，他们要赶上6点半的公交车，才能准时到达香港学校。

我9岁的儿子张辰东，就是其中一个。无论冬夏晴雨，每个上学日的清晨6点他都得准点起床。洗漱、吃饭、穿校服，6:20准时出门。从家里到公交站走路10分钟，这样他就能在6:30左右坐上313路公交车，7：00前抵达深圳福田口岸。排队通过跨境学童通道，7：30校车从福田口岸出发，8:30抵达位于香港东涌的校园。

像我们这样住在深圳，上学在香港的跨境学童数量庞大。每个上学日早晨，时间被精准地切割成每一步动作。出门晚了，可能赶不上公交。路上堵了，可能到不了口岸。过关迟了，可能上不了校车。只要某个环节被耽误，就意味着可能要缺席当天的课程。

我叫林菲桦，老家在广东梅州农村，上世纪90年代和丈夫张云到深圳打工。90年代的深圳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遍地机会，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吸引全国各地往来者。1999年，我生下一对双胞胎。11年后，才有了小儿子张辰东（东东）。

从农村到城市，我曾吃过亏。双胞胎儿女在农村生产，再加上当时还没有再深圳买房，到了儿女上学的年纪，我到深圳的学校给孩子报名入学，才发现没有出生证等证明材料。回老家在当地医院连分娩记录都找不着。为了儿女上学所需的出生证，我和丈夫辗转于深圳和梅州老家，跑了二十多趟来回，也没有办下来证明。

大儿女上学碰壁让我懊恼。2010年，当时内地二胎政策尚未全面放开。在怀有小儿子时我和丈夫张云于是想能否到香港生产。当时居住在深圳，到香港生产的准产妈妈不少。2001年，香港法院作出判决，父母双方皆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也即“双非”）在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直到2013年1月，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才被完全禁止。在此十余年间，有超过20万的“双非”或者“单非”（父母有一方为香港籍居民）婴儿在港出生。

怀孕两个月时，我就开始联系香港的医院。提前预定床位，待产期临至就可生产。怀孕时，我已经快40岁，高龄产妇的检查项目也比一般孕妇要多。每个月我都要去香港医院做产检，早上7点从深圳北边出发，坚持空腹到医院检查完，往往都到了下午，每次来回，要花上一天时间。赴港生子，成本不菲，单是预约定金就缴了四万，前后花了十万，这笔费用，对当时的家庭来说，不是小数。

2010年，小儿子东东在香港出生。幼儿园小班和中班，东东在龙华区家附近就读。大班，开始到香港就读。在香港，幼儿园只有上午班或下午班，当时东东才5岁，孩子小。我和丈夫会亲自开车送孩子到福田口岸，从跨境学童通道过关，再坐校车到学校。在港校第一年，东东主要是在适应环境变化，老师管得严，上洗手间前要依次排队，发言前举手。大班初期，东东上了几天课，就哭着回家。但两三个月后，东东就顺利适应了，能听得懂同学的粤语。

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二年级，我都会亲自送东东上学。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培养东东的独立性。只需要带着东东等公交，由他自己独自坐车前往口岸转乘校车。起初，我并不放心，男孩好动贪玩。于是，东东坐上公交车之后，我就偷偷开着车跟在后方，一路上盯着他。

“长大是个漫长的过程”我深有所感。三年级，有一次，东东在放学回家的车上睡着了，我们给他打电话都没听见，醒来时才发现坐过了站。他走过对面马路，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坐过了站，正在等公交车回家。那时候，焦急万分的我才放下心来。

在港校，东东所在的班级只有20多名学生，而在深圳，往往一个班级有50、60人，师资配备是我比较在意的。上四年级，有四门主科，分别是中文、数学、英文与常识，主科的难度比深圳小学的教材要低，在东东所在的学校，老师更注重通识教育和实践能力。与内地学校不同，家长会是老师与家长一对一沟通关于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除此之外，平日里东东在学校表现不佳，老师也会直接跟我沟通，对学生事无巨细的关注，让我感受到老师的尽责。

11月14日，香港学校停课数日。那几天我带着东东参加平日里没时间参加的足球课。我们喜爱爬山，每天早上带着他爬银湖山。但学习总不能落下，为了让孩子保持学习的状态，我给他报名培训班。在深圳福田口岸，有家跨境学童培训机构在停课期间开展公益培训课堂。

对于跨境学童的未来，有的宝妈坚定让孩子在香港继续学习，有的则在考虑找合适的深圳本地学校，让孩子转回深圳上学。在这些宝妈当中，这无疑是每次碰面的必备话题。但无论做何种打算，他们都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深港两地的教育方式不同。在港校上学，东东写的是繁体字，小学不用学习拼音，他也不用像同龄的深圳小学生一样，每周都得上补习班。

尽管我也在物色深圳本地公立小学，但东东即将面临升中考试，如果转回深圳就读，教育方式的改变，两套不一样的教材，他是否能够顺利适应。而另一方面，深圳作为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教育资源无疑紧张。公立学校的招生条件要求多，门槛高，如何才能申请到学位，也是一个难题。对于小儿子东东未来的教育，我心里充满不安与徘徊。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不会选择到香港产子。

一个周末早上，东东趁我们未起，溜进房间。他抚摸我的肚子，念了一首自作的诗：“这是我住了10个月的房子，房子还在，可我已经长大，再也回不去了”。东东给这首诗起了标题：回不去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