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案家长寻子14年：母亲疯癫，父亲发30万份寻人启事（组图）

2019年3月，资深刑侦画像专家绘出了“梅姨”的新画像。申军良曾拿着旧画像在广东河源紫金县等地寻找儿子申聪多年，与此前相比，这次的“梅姨”脸型偏胖。“见过她的人说，与真人相似度有90%。”申军良再一次前往南方寻找自己的儿子。这天晚上，申军良说，这次来紫金，是想见一个人。他的儿子十四年前被拐，第二天就卖到了紫金县。十四年后，听说他又要南下，我赶来和他汇合。紫金是粤东的一个山城，不通铁路，从广州过去，车程三个半小时。这是一起至少涉及九起拐卖的大案，九个孩子里有八个都卖到了这里。落网的人贩子还供述了另外两起，但因为找不到孩子的父母，所谓“苦主”，也没有找着孩子，就没有立案。

十四年前的一个白天，三个人闯进他家，用胶带缠住妻子，往她脸上抹“发凉的化肥一样的东西”，等他赶回家，不满一岁的儿子就像被恶风刮走了。相比于那些被偷偷抱走，又或者被一颗糖果骗走孩子的父母，入室强抢，带来了更大的屈辱感，失去孩子的母亲在第二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他这个父亲也不再工作。

但真正让案件获得轰动，是因为还未落网的人贩梅姨，机缘巧合，她的画像成功激起了全中国4.3亿个家庭的恐惧和义愤，一周之内，在网络上传播了3.8亿次，一举成为当代中国最知名的人贩。找不到梅姨，就找不到孩子（是她联系的买家），又让她成为申军良这样家长痛苦的渊薮。申军良用了十四年时间寻找儿子，寻找梅姨，这次又要南下，我想可能是有了新的线索。

车停在紫金县客运站正对的一条马路边。申军良指着对面说，孩子被抢后的第二天，梅姨就来了，就是在客运站下车，抱着孩子走进对面一家叫“干一杯”的酒楼。在那里，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已经摆好了酒席，他的儿子被卖了一万三千块。

马路对面，一排昏暗的临街商铺，有早餐店、快餐店、家具店、五金店、电脑专卖店，所谓酒楼，早已无影无踪。申军良说，“干一杯”虽然没有了，但他知道酒楼老板又在别的地方开了一家饭馆。

庭审时人贩子回忆，当年他们在“干一杯”酒楼和买家见面，老板也凑了过来，还一起喝酒，感觉老板和买家认识。

找到老板就找到你儿子了。人贩子这么说，他一直记着。

“警察知道吗？”

“警察去问过他，他说不知道。”警方的解释是，那可能只是招揽顾客的一种手段。但他不甘心，这次想亲口问问他。

“现在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想和他说什么？”

“我想让他转告买家，我可以谅解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我只想知道儿子在哪。”

申军请专家画的申聪肖像照 图 | 申军良微博

二

初次见到申军良，是在广州增城一个叫鸡公山的地方。当时，他没有提起酒楼老板，他还在寻找梅姨。一共七个记者（包括我在内）围在他身后，看他往一堵泛黑的墙上贴寻人启事。时节早已入冬，但南中国的阳光依然强烈地压在头顶。他的后脑勺上有点点白星，是已经染过的结果，其实都白了。

寻人启事上，紧接着儿子照片的，就是梅姨的画像。短发、圆脸、偏胖、大鼻头，每一个特征说来并不奇特，但不知是不是画师的加工所致，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阴冷之感。画像是如此具体而微，注视和被注视都在一瞬之间，即使从未听说过申军良的人也感到生活被梅姨摧毁的威胁——而公安部最终发布消息，梅姨长相为何，存在与否，尚不确定，又让她更添神秘——一个可能不存在，但又没理由不存在的阴影。

申军良听说孩子被抢那几年，梅姨就住在鸡公山。鸡公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一座高坡，就在离增城客运站两三百米的下坡处。城中村里的自建房像梯田一样，一圈圈盘旋而上，三角梅丛丛其间，鸡鸣狗吠相闻，身处城区倒有乡野之感。

但要在如今的鸡公山打听一个十多年前居住过的人，实在是漫无头绪。申军良说，这里曾经有两个和梅姨相熟的老人，但一个死了，一个老年痴呆。梅姨是外地人，可鸡公山最不缺的就是外地人。我们不知道她曾经住在哪栋房子（哪里都是房子），也不知道谁认识她，我们跟在申军良身后，从山脚爬到山顶，又从山顶下到另一面，逮着谁问谁，俗称“扫街”。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我们这样问。

没见过，人们一般这么回答。见过，也有人点点头，但又说，在网上见过。

她什么时候住在这？有热心人愿意想想。十多年前。看我们的眼神就像看个傻子。

我要知道我就领赏去啦，还有大叔起哄，这就近乎捣乱了。

也不是没得到过言之有物的信息，一个菜贩回忆是有这么个人来买过菜，还有人说几年前一个捡垃圾的就长这个样子，但说的人似乎是姑且一说，听的人也不敢全盘相信。

申军良在鸡公山张贴寻人启事 图 | 张瑞

下山之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和上山之前并无二致。我看向申军良，他皱着眉头（不过他一贯皱着眉头），脸色平静。这不是他第一次来这了，我们经历过的他都经历过，也是这样问而无果原地踟蹰。至于梅姨，警察都找不到，难道靠记者吗？他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今天的结果，只是配合我们再体验一次。

我们沉默的拐进一条小巷，申军良突然转过身，“刚才过去那个人像不像梅姨？”

谁？我愣住了。

而他全身已经绷紧，一动不动瞪向我的身后，“你去帮我走到前面拍一张好不好？我怕她认出我。”

我没做过这样的事，小跑着就往回赶。那是一个背着婴孩的老妇人，婴孩似乎睡着了，她弯着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蹒跚独行。老妇人短发、圆脸、偏胖、大鼻头。她没有注意到我，我假装一边看风景，一边按下了手机上的拍摄键。

三

申军良并没有找到梅姨，但现在，他说自己知道了“干一杯”老板的下落，这让他可以绕开这个神秘的女人。

“你一直没去见他？”

我有些吃惊，因为这两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紫金。

“这个老板势力很强。” 他一直没去见他，担心会有不测。“干一杯”曾经是紫金最大的酒楼，一栋五层，灯红酒绿。紫金是一个复杂的山城，外地人少，本地人多，势力盘根错节。酒楼老板能做下这么大的生意，也是厉害人物。但他没想到自己找了这么久，费了这么多力，还是没找到孩子，最终还是要见他。

他曾经和二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一起在紫金找孩子。家长们浩浩荡荡游行在紫金的大街上。队伍最前面是一个双腿残疾的父亲，他坐在地上，一只手套一只拖鞋，不是走，而是爬。一次次脊背耸动，贴在背上的寻子启事也起起落落。这个父亲闷声爬了两公里，申军良看见他双手都在发抖，他不忍心，但家长们告诉他，就是要让这里的人看看，狗日的，连这样人的孩子，你们都要和他抢?！

申军良给我看他手写的几张名单，在紫金两年，他一共记录了五十多个疑似被拐的男孩，都和他的孩子一般大小。有的是他打听出来的，有的是好心人向他举报。他曾经带着电视台记者去找警方，电脑里这些孩子都有出生证明，但却没有诸如孕检的一系列记录，仿佛是凭空出现在户籍册上——登记在册的父母，有普通村民，也有公务员、老师、开理发店、饭店的生意人，还有的就住在派出所对面。有的是因为连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也有的抱来儿子就生了一个女儿，有的是老来失孤，也有的是离婚了想要一个孩子。

他指给我看名单上的第三个男孩，举报人告诉他，这就是他的儿子。当时举报人确定不疑，早上给他发消息，你儿子上学去了。到了下午，又给他发，你儿子回家了。

“这样的信息只要看一眼，那一天就都毁了。”申军良说。

他找来一台车，停在学校门口，举报人告诉他孩子即将放学。那是一个夏日，因为怕人生疑，车子熄了火也就开不了空调。他趴在方向盘上热汗如雨，心中说不上是期待还是害怕。学生们离开了学校，有的往这边走，有的往那边走，他在人群中一眼看见了男孩，少年穿着蓝色的校服，十五六岁的样子，瘦瘦的脸，他一个人过马路，显得安静又沉着。

像，很像，他觉得那就是他的儿子。

他看着他过马路，看着他经过车窗，又看着他回家。他家有一个小院，养了些花草，也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他想自己的儿子就该住在这样的地方。一个满头白发面容慈善的老妇人出现在院门口，她在等孩子回家。举报人告诉过他，这对老夫妇的儿子十几岁时淹死了，在他的儿子被抢走那年，他们买下了这个孩子。

那一刻，申军良想，如果这真是他的孩子，他愿意孩子以后两个家一起跑。

但这不是他的孩子。他报告给警方，警方秘密采了血，然后告诉他和他的DNA不匹配。

是不是搞错了？他怎么都不甘心，心像被万箭穿过。

警察说我们验了三次。

所有他能做的，他都做尽了，他在鸡公山找不到梅姨，在紫金也找不到孩子，两条路都碰的焦头烂额，除了酒楼老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去找谁。

四

申军良决定明天一早，去见一位当地朋友，在紫金时，一直承蒙他照顾。他想有个当地人能商量商量，他该不该去见酒楼老板，如果去见，又该怎么说。

他说起过这位神秘的当地大哥。当年他从门缝里塞寻人启事，正好塞到了他家，后者打电话过来，说在紫金有事可以找他帮忙。这是不是一句客套话很快就得到证明，有一次几个当地人对他说，他们知道他儿子的下落。他按照对方的指示去了城郊，瞬间就被围了起来。

先拿钱。

告诉我儿子在哪，我肯定给钱。

先拿钱。

申军良被逼得没法子，只好给那个当地人打电话：我这出了点事情。

不一会儿，当地大哥就带着司机来了。他下车，披一件风衣，扫一眼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车，他朝申军良摆摆手。

没有人敢拦下他。

“他在紫金的实力比酒楼老板还强。”申军良耐心的解释，“有他支持，那我们就不怕了。”

他建议第二天我们分头行动，他去见这位有实力的大哥（后者不愿意见到记者），至于我，可以去一趟黄砂村，梅姨曾经在那里生活，或许可以问问村民。

第二天一早，我便启程去往黄砂村，村子在紫金县水墩镇附近，那是紫金县16个乡镇中唯一不通城际公交的地方。随着梅姨暴得大名，几乎传遍了，梅姨曾在那和一个老头搭伴生活，但来无影去无踪，在她消失多年之后，老头对她可谓一无所知。

从水墩镇尾，盘着山脚走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黄砂村。村子坐落在山谷，四周是青翠的桉树林，两三层不等的房子错落分布在一条小溪左右。

老头的房子就在路边不远。已经有一拨拨记者来拜访过他了，网络上还能搜到拍摄的视频：一个瘦削的老人脸上打着马赛克，操着一口听不懂的客家话，勉力回答关于梅姨的提问。

我告诉过她害人的事情不能做，老头对着镜头激动地说。

很难不对这样一个老人产生一点同情。他只不过想老了后有个伴，找了个外地女人，可女人三天两头闹失踪，他想和她结婚，她非但不同意还一走了之。然后过了这么多年，新老伴都有了，忽然人们告诉你，跟你一起生活过的是一个超级罪犯。所有人都来向你打听罪犯的事，觉得你肯定知道点什么。我还看见有的报道上，将他家称为梅姨选择的“据点”。

一个妇人在院子里晾起衣服。不等走近堆上笑脸，她就扭头瞪来。

到这里没用啊，她不在这十多年了。

你们去派出所问啊。

老头都气病了。

说来惭愧，连院门都没进得去。

村民们拼凑了一些关于“梅姨”的信息：她姓潘，他们叫她“潘妈”。他们说潘妈很勤快，会上山砍柴，还会炸些小吃在村小门口卖。她曾经带来过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听说在外地帮人娶老婆。至于画像，鼻子最像，她的鼻子老大了——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这村也没多少人吧？”我有些无奈。

“就算没多少人，你搞个杀人犯住在山里面老屋子里，我们也不知道，死了都有可能。”

申军良曾在这问了几个月，也一无所获。他说过抓“假梅姨”的事，也是一个举报人向他举报，说有一个神婆长得像梅姨。申军良专门组建了一个抓捕小队：来帮忙的寻子家长缠住老头，怕他通风报信，他和另一位家长去找神婆。神婆是算姻缘的，一炷香十块钱。他们交了十块钱让她算，偷偷拍照，发给警方让监狱里的人贩辨认。一炷香过了，辨认结果还没来，他们便又扔十块，让她再算一次。神婆受宠若惊，不知道申军良已经计划好了，如果辨认通过，就和另一个身强体壮的家长把她扔进车里去。情节惊险，痛快恩仇——但当人们真正到了黄砂村，就明白，这样戏剧性的事不会发生在这里。

回城时，一个黑车司机说他也向申军良举报过，有一个搭车的女人形迹可疑，他还偷偷拍过照。

“其他的搞不清楚，但你要说突然哪家多了一个孩子，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情况有。”

从黄沙村回到县城，申军良已经回来了。

“他不赞成我去找酒楼老板。”他听起来有些泄气，“他说你去碰他，对你有百害而无一益。”大哥觉得酒楼老板肯定有问题。但警察都撬不开他的嘴，你去有什么用？

这是我的一个心结，申军良告诉大哥。

你说了和没说一样。你想和他说什么？大哥也问他。

我一直想着能不能从他口里得到一点什么。我就想着，把谅解这一块儿说给他，说我就找孩子，不带回去。

你谅解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大哥分析老板肯定这么说。

“你可以说去请求他帮助。”听到这，我想了想说，虽然你心里认定他有问题，但还是要动之以情。

“你找到他门口，找到他店里面，人家做生意的，他不会对你反感吗。”申军良忧心忡忡。

大哥告诉他，现在孩子还没找到，你不是这次来一趟紫金就不来了。你以后还在紫金找孩子不找？

“这种情况您来之前没有想到吗？”这次来紫金，我们既没找到孩子的线索，也没有梅姨的线索，对于记者可谓是完全失败的采访，察觉到他有些退缩，我忍不住问他。

“你们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外面多么难，好多次别人把我逼得一点办法没有。”申军良突然升高了音量，“这么多年，我被别人欺负的时间太多了，有一个人靠着，心里踏实很多。不是说我原来想好了现在又不敢去。你换位想一想，我在外面要靠人，当这个人不支持，不让你去弄，你偏去了，以后再出什么事，他还能帮你吗？”

他看着我，脸都涨红了，“我不是不敢，我可以去试，哪怕他下次报复我，我觉得我也死不了这里。但我孩子还没有找到。”

五

我们放弃了去见酒楼老板。第二天，我们决定去蓝塘镇，这是紫金最富有的一个镇，有“小香港”之称。申军良说，这也是紫金买孩子最多的一个镇，他曾经在蓝塘接到过九个举报。而且，他还有一条之前没说的线索，有人告诉他，梅姨结过婚，原先的老公就是蓝塘人，她还有一个儿子在当地搞装修——他一直没说，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但他也承认，这是所有关于梅姨的谣言中最具体的一条。

我们在一个大中午到达蓝塘，烈日当空，浑如夏日。

申军良决定先去见一位医生，请他帮忙。后者组建了蓝塘的正能量协会，喜欢从事公益事业，所谓的“蓝塘好人”。

“你这个事，找我没用，你找了我三次了，我真的帮不了，听懂没有？”申军良刚想说话，“蓝塘好人”按下了他。

申军良拿出寻人启事，上面有梅姨的画像。

“你拿一个画像去问人，兴师动众，遭人讨厌嘛。”“蓝塘好人”摆摆手，“都15年了，我妈妈我都不认识了，别说别人。这个画像，诱导很多人，有些人是正能量的心态恨死梅姨，有些人是不懂事。那他看到谁像就举报，拿个手机拍，然后发朋友圈，说这就是梅姨，梅姨到我们小区啦。搞得人心惶惶，听懂没有？”

“我就怕他不知道父母在找他，以为是我们不要他了。”申军良垂下头。

“你要调整一下，我不想看到你在这耗死。”“蓝塘好人”接着说，“等你儿子18岁，28岁了，他会来找你的。按照紫金的风俗，抱小孩的家里条件都不错的。讲真的，你就祝福他。他现在知道你是生父，但他养父做官的，开宝马，那他鸟你哦。听懂没有？”

我们逃跑似的离开了“蓝塘好人”。

也不是没有过“惊喜”，在我们午餐的李记肉丸店，李老板告诉我们，他想到一个人，和梅姨很像。当时，我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叫麦婆，这里全部人都是这么叫她。她也是个子矮矮的，也是做媒人，听说从广州上来的。”

“从广州那边来的？！”申军良的背立马就绷直了。

“她胖不胖？”

“胖。”

“她有个女儿，听说嫁到惠州去了。”

在黄砂村，我们就听说梅姨有个女儿。除了紫金，梅姨对惠州也很熟悉，九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就被卖到了惠州。

一切发展的太快了，李老板休了工，套上象征正能量的红马甲，开车带我们向麦婆居住的石城村进发。他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她家附近，问他再清楚不过。车声轰鸣，我看见申军良握紧了拳头。在村头的理发店，李老板口中的朋友正在理发。

我们耐心得等他剪完，吹干，然后急不可耐的把画像凑到他面前。

“不是她，不是她。”他不耐烦的猛摇头，“麦婆早死了，她要是活着，都快九十了。”

返回的时候，李老板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提议申军良可以把寻人启事放大成海报，他贴在车上，下乡的时候就能做宣传。

申军良没有说话，他的脸色苍白。所有的疲惫在那一刻如巨石坠地，他缩着头蜷成一团，像要从座位上滑下去了。

六

申军良现在的家在济南，但这些年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单单今年，他已经南下七次广东。老父亲七十多了，种着六亩地还在打零工，小个子的母亲身体不好，但也在济南城里捡废品，都是为了给他们补贴家用。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儿子，他偶尔回去，偶尔又走了，他们和他不算亲近，他说他们很安静，不吵不闹，总在他回家时趴着做作业。兄弟俩知道自己有一个未谋面的哥哥，但他每次外出寻找，他们也没有说过“爸，这次一定把哥哥带回来。”这样的话。

申军良说自己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几把缠着绷带的破椅子，一台烂电视，还是捡来的，还坏了。在外面寻子时发愁，回家了更发愁，在外面时度日如年，回家了却更觉凄凉，只想离开。

还有他的妻子，他说妻子疯疯癫癫好些年，现在好些了。我看见过他写给人贩子的信，记述着他们给一个女人造成的伤害，“你们往我妻子嘴里和眼睛里抹药，又捆绑她，又用塑料袋套住她的头，我的妻子差一点窒息而死。”他说他们年轻时候，邻居们都能听见妻子的大笑声，现在家里只要人一多，她就躲在卧室里揪手指。

他说妻子没反对他出来找孩子，但也说不上会不会怨恨，他一个人在外不管不顾，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她身上。病好了些后，妻子在酒店打扫卫生，第一个月就把腿摔伤了。他说现在回家，两个人说不上十句话。妻子变得沉默寡言，他又找不到孩子，话就无从说起。就像这次，他做好了第二天出门的准备，想和她说一声，等他忙完，她已经戴着耳塞睡着了。那时已经夜深，他一个人在小区里转圈，愁闷难解。第二天一早，妻子就去上班，他只好在上火车前发了一条信息，“昨天晚上想和你说的，但一直忙，没说，我今天去广州。”她没有回他。

纵观申军良寻子的十四年，他克服过许多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解决过许多看似不可解决的难题。就像肩顶巨石登山，那是他灰暗十四年中少有的高光时刻。我曾经听他说起过，他是如何硬生生从几千人份的工厂人事档案里，查到了人贩子的同乡，打听到人贩子的名字，获得破案最重要的线索；又是如何在十年后打通公安部领导的电话，听他亲自下达侦破的指令。知道人贩子被抓了，他辗转难寐，人贩子不肯交代，他写信录视频，恳求也罢威胁也有（你不要逼我去找你的孩子），终于知道了孩子被卖去哪——从南中国，到广东，再到紫金，范围不断缩小，他起码可以让自己和孩子身处同一个城市。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努力都得到了微小的回报，让他对最终的重逢满怀期待。

直到梅姨出现，他对这个神秘的敌人投射了各种想象，他觉得对方有着极强的反侦察能力，手摸到凳子都要用纸擦擦那种。但我也知道有人理性的分析，“她厉害什么？她要厉害去拐孩子？她就是一个村妇。”我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他会不会更难过。

申军良的手机里有全国各地发来的疑似梅姨照片，有的是偷拍，有的又像自拍，有的是在街上一瘸一拐乞讨的女人，有的是夜宵摊上卖花、炸小串的白发小贩，还有的照片上，背着大包小包的女人正回头对着镜头笑——都是捕风捉影，都是毫无意义。

最大的进展发生在今年，九个被拐孩子里有两个找到了，据说是运用的人脸识别技术，但警方拒绝向他透露任何细节。这又像在嘲笑他做的都是无用功，九个家庭里，只有他一个人放弃所有找了十四年，人贩子落网的时候，他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打电话，劝他们和他一起找。但现在找到的却不是他的孩子——这个消息，他没敢给家里任何一个人说。

谁都会承认，最近十年，所谓拐卖儿童，已经越来越少了。就连深圳，曾经的重灾区，寻子家长也会说，这些年丢失的孩子没有不找回的。像申军良这样的故事，就像上一个时代的遗痕。但对于他，过去永远变成了现在，找不到孩子，他就走不出去。

申军良写给儿子的一封信 图 | 申军良微博

七

后来我还见过几位活在过去的父亲。有的时间更长久，一位父亲失掉他的两个儿子，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开着饭馆，两个孩子只不过结伴在门口，一转眼就消失无踪；有的更绝望，读小学的女儿去上补习班，都已经进了小区，却再没敲响家门，等父亲出门寻找，只看见女儿挣扎后遗落雪地的红帽子。

也是在济南，在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的家里，这些父亲去请后者画下孩子长大后的样子。

林宇辉已经退休了，他说为寻子家长画模拟画像，就是从申军良开始，他不仅给他画下了小孩长大后的样子，还为梅姨画了模拟画像。

关于梅姨的模拟画像，一共有两幅，第一幅是警方依照落网人贩的描述所绘，另一幅则是林宇辉根据黄砂村的老头记忆还原。如果说梅姨过分神秘，某种程度也源于画像。

“两幅画像截然不同，可以说就不是一个人。”这种情况林宇辉也头一次碰到。当时警方邀请他去为梅姨画像，告诉他老头不会撒谎，老头也很配合，回忆的很仔细。

“他给我讲完之后，我脑海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妇女的形象。”在林宇辉的办公室，他指给我看身边挂着的梅姨画像的原稿：南方妇女鼻子比较短，鼻头比较大，鼻孔外露，嘴大，颧骨又略高一些。

他说画完后自己也很惊讶，为什么和原来的画像相差这么多？但老头告诉他，新画像和梅姨相似度在九成以上。当时他兴奋的给申军良打了电话，你们找了梅姨这么久找不到，用我这一幅，很快就找着啦。

没想到后来，当这幅画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警方却公布消息，经过落网的人贩辨认，他的画像和梅姨相似度不到百分之五十——这等于彻底否定了画像的价值，相似度低不仅没有指导破案的意义，还要误导人，弄得他心情非常不好。

他有些不服气，“我当时画完了就和警方提过，听说有一个人贩子也见过梅姨，是不是让他看看。但警方说人贩子因为知道自己判了死刑，情绪各方面都不稳定，让他看没什么意义。”

申军良进退两难。我们在鸡公山寻找梅姨时，总得给同一个人看两幅完全不同的画像。

网络上传播的不同版本梅姨肖像

在林宇辉的办公室，有整整一面墙都挂着被拐孩子的模拟画像。从申军良开始，他已经为六十多位寻子的家长画过。最让他感到工作的意义，是当他把模拟画像第一次交给父母们的时候，那是多年后他们第一次看见孩子长大后的样子，场面不必形容，他说自己心脏不好就有些受不了。

林宇辉的计划是画够一百个。妻子侯庆瑛是他的助手，她曾经因为见义勇为获得过1989年度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她说当你看到这样的父母，就没法不帮助他们。她有一种朴素的正义感，反过来也促成了丈夫林宇辉作画的原则，免费帮助这些不幸的失掉孩子的家长，但如果是当年自己卖了孩子，现在又想回头找，那绝对不画，“谁让你卖掉的？”——曾经有一个母亲三番两次来找他们，当年她卖掉了三个女儿，如今感到后悔，侯庆瑛恨不得把她赶出家去。

现在，通过画像已经找回来四个孩子，但林宇辉觉得比例不高，也会有些怀疑画像的意义。

“我后来问他们，还有必要来吗？”

但没有一个家长不想来。他理解他们的想法，即使找不到孩子，能看到他们长大后的样子，也是一种慰藉。大多数这样的父母（就像我前文提到的两位父亲），不知道孩子被拐去了哪，也不知道是谁拐走了他们，不知道该去哪，又向谁寻找，在不幸中寸步难行。他们并不像申军良，早早就知道了人贩的线索，知道了孩子在哪个城市，即使艰难，但也有了寻找的可能。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不幸中的“幸运”，虽然这种“幸运”折磨了他十四年。

八

那一天，当我们从蓝塘回到紫金，申军良决定去见酒楼老板。

当时天色已晚，夜色昏蒙。我们经过紫金客运站，经过曾经的“干一杯”酒楼，一路往下，转弯，绕过十字路口、派出所、菜市场，直到来到一处背街处。

申军良站在街拐角，他说对面亮灯处就是酒楼老板的饭店。一栋三层高的白房子，楼上似乎是住家所用，楼下两个并排的店面，一个门口摆着灶台，另一个能看见三张低矮的圆桌——申军良说，听说这个老板爱赌，赌光了家产。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人骑着电瓶车停在了店门前，拎着一桶自酿酒走进店里。申军良说，他就是老板。

他穿过马路向店里走去。我也随之看清了老板的样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看见我们迎了出来。

“您之前是开了一家干一杯酒楼？”申军良问。

“是啊。”老板扫了眼我们，面露惊讶。

“我是找小孩的，我儿子叫申聪，听说买我小孩的人，在你饭店吃了饭。”申军良一口气说出来。

“那吃了饭我也不知道。”

“2005年初，当时在饭店，还在楼上。”

“我04年8月份就搬走了。”老板打断了他，“那时候我合同还不满，我也做不起了，那时候我绝对没有在那里了。搬走之后‘干一杯’一直没有开。”

“那地方还有别的酒楼吗？”

“很少。”

马路对面是申军良孩子曾经的交易地点 图 | 张瑞

申军良设想过许多老板的回答，他以为他会说记不得，会说只是普通顾客他没在意，甚至会说他没和他们喝过酒，他以为会被挑衅，会闹个面红耳赤，已经决定孤注一掷不死不休，但突然都落空了，似乎再问什么都显得可笑——如果那时根本就没有一家“干一杯”酒楼，老板又怎么会和买家同席？是人贩子说了假话？还是他在说谎？

“我在新闻上看到过，我知道。”老板面露惋惜，是极诚恳的表情，还给我们敬烟，“我要是知道我肯定说啊，这个骗不了人的，我一开饭店的。公安局找我谈过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哦。我知道肯定告诉你啦。”

申军良曾经告诉我，他知道家里现在这样不正常，他想着要和妻子长谈一次，要多关心关心小儿子们。他说只要找到孩子，他立马回归家庭，出去工作，一切就会变好，所有的困难都会烟消云散。但现在，他垂着头离开，一步快似一步，只想马上离开这里。但他也知道，他很快又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