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领袖劝诫香港激进示威者：自轻自贱没资格谈尊严（组图）

香港由反修例引发的暴力示威活动仍在继续，甚至部分媒体工作者也与警方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对立情绪。香港警方28日举行记者会期间，被称为“自由工作记者”的叶家文等两人现场高声抗议警方“粗暴对待传媒”，并持强光电筒照射打断警方发言，记者会一度被迫暂停。两人号召在场媒体一同抵制记者会，但未获大多数记者响应。

而此前一天的示威者“集会”再一次演变为全港多区的暴力冲突之后，不仅出现35人受伤、多名路人因拍摄示威者而遭围殴的局面，一些记者也因为不满警方要求其拿掉面罩而与警方产生冲突。

香港持续不断的混乱与冲突所引发的关注已经不止国际舆论层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近期已经多次就香港问题发声，表示示威者的“五大诉求”意图在于“羞辱”香港特区政府，同意这些诉求并不能解决香港目前的问题。李显龙夫人何晶26日在脸书贴出长文，反驳了“新加坡在香港乱局中受益”的报道，同时呼吁香港人要找准自己在中国的定位。

拥有相当数量华人的东南亚国家作为大陆与香港之外的第三方，为观察香港问题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领袖之一，马来西亚原交通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日前就香港问题接受多维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住房等民生问题，政治问题才是香港的关键问题，缺乏政治历练、政党的不成熟性让香港特区政府在管治方面一直存在严重不足。他认为，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香港发生的事情属于“动乱”，完全背离了示威者所标榜的“民主”、“自由”，继续这样乱下去，即便不是“自毁长城”，也会元气大伤。

一些香港媒体工作者对警方有情绪，但这并不构成杯葛警方记者会的理由。（新华社）

记者：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至今仍没有休止的迹象，从第三方的视角观察，你认为香港问题症结在哪里？

翁诗杰：香港的关键问题是政治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在说香港的民生问题才是香港乱局的深层原因，我不否认民生问题的存在，但是住房等民生问题只是香港问题的冰山一角，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催化剂，并不是真正的主因。

政治问题才是香港乱局的主要原因。在政治问题里面，外部势力对香港的影响与干预绝对是存在的，与阿拉伯之春、东欧颜色革命相比，香港也体现出相似相近的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但更不能忘了香港政治问题的“远因”。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的“逃港潮”，更早的1949年中国政权易主时从上海、珠三角等内地不同地方涌入香港的人群，都埋下了香港社会的恐共心理基因。此外，上世纪70年代越南统一，南越阮文绍政权倒台，很多亲美的前南越官僚外逃，“投奔怒海”。其中有不少人滞留在香港，并随着时间推移取得了香港身份。今天香港激进示威者的代表人物当中，不乏越南人的后裔。

几股势力综合起来，构成了香港一直潜伏存在的政治问题。不管以哪个国家的维稳治安标准来衡量，近几个月来香港乱局的性质，就是不折不扣的“动乱”，不容任何的否认或美化。

记者：这些潜伏因素，应该说在香港一直都存在，回归以后本应是一个让香港逐渐融入整个中国国家发展的过程，经济上或许可以说卓有成效，但你所提及的政治问题为什么始终得不到解决？

翁诗杰：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可香港历任特首以及港府的各级要员，普遍上都没有足够的政治历练，能罩得住多方势力博弈的香港政局。他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介高级公务员，肩负管治的重担。

再者，香港的政治起步较晚。政党政治形成生态圈，还只是近年的发展，距离成熟的政党政治，尚嫌甚远。

信手拈来，不乏现实的例子，譬如：一个成熟政党提出的诉求，首先要思考能不能够做的到，比如当政者最大让步能够让到什么程度；第二要换位思考，如果你来执政、你来行使管治权，你会按你提的诉求来做吗？

但时下的香港政客提出诉求，却是志在开出“高球”给执政当局，刻意要让对方接不了。而港府的管治体系，沿袭港英时代的固有架构与思维。在“50年不变”的承诺下，（香港执政者）习惯了“萧规曹随”，完全没有政治博弈的历练。

目前香港特区政府本身显然没有明确的思路，既没有战略部署，也没有所谓的应对战术，见一事抓一事，完全处于被动。面对当前的乱局考验, 身居火线的保安局与新闻处，尤其显得被动。

翁诗杰认为港府缺乏政治力量、主要执政者缺乏政治历练是香港政治的最大问题。（AP）

记者：然而即便是香港的普通市民，也存在相当普遍的一种迷思：这些示威者终究是为了香港好，目前造成的混乱还可以忍受一下。

翁诗杰：这正是香港当前堪虑之处。示威与打砸抢暴行，到底为谁而战，自有公论。再这么闹下去，操纵示威活动的“操盘手”还有多少资源，可以撑多久？那些激进示威者，大都是年轻人，他们也有父母，即便他们自己无需上班，他们的父母也都不用上班吗？等到经济趋于瘫痪的时候，难道大家都指望“操盘手”会持续发薪给他们吗？最终当这些人也成为受害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应对？

目前祸乱香港者似乎因为国际社会一些所谓的“舆论支持”，而显得很有底气。那些有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一律把香港的反对势力贴上“民主”的标签，根本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管以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准来看，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些西方国家，我倒要看看，他们的执政当局到底会如何应对？

记者：香港的激进示威已经影响到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智利等地。

翁诗杰：（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已经完全背离了他们所标榜的民主、自由价值。香港的公共设施被毁，持异见者被打，殴打游客等个案已多如牛毛。肆意瘫痪公共交通更是明目张胆的妨害他人自由。

口口声声说自由, 你当然可以行使你的自由、发出你的声音，但自由不是绝对的，你没有妨害别人自由的自由。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抗争模式都是暴民政治。哪个国家可以容许香港这样的状况发生？

英国、美国等国家不是呼吁香港冲突的双方要谈判、协商吗？可那些激进示威者所坚持的“缺一不可”的诉求，又何来协商的余地？世界上没有“我要的就必须得到”式的协商。

看了香港的大专生公然对师长进行侮辱甚至采取暴力，我只觉得“可悲复可笑”。看来，过去我是过于高估了香港学子的水平与素质。

记者：香港反修例示威的导火索是陈同佳在台湾犯下杀人案，日前陈同佳已经在香港出狱并表示愿意去台湾自首，但台港两地就是否允许陈同佳来台、以怎样的方式来台先后产生争执，其中的政治操弄让人大跌眼镜。

翁诗杰：陈同佳的问题考验着一个社会的良心，考验着社会的道德标准。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民意崇尚“只问立场、不问是非” 的时候，我们还能期望这个社会有什么公义可言吗？

台湾方面对于陈同佳前来投案的态度仿佛通篇都写满了“政治”两个字。（Reuters）

记者：除了政治方面，你认为香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说是教育，有人说是去殖民化。

翁诗杰：我认为是教育，教育的问题更大。

去殖民化没有错，去殖民化也不意味着非搞民粹不可。依我看来, 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搞去殖民化必须要有基本的国家和民族认同，香港缺乏这一块，问题根源就是在教育。

现在可以听到很多荒谬的论述，甚至称不上是论述，只能算是一种说法，动辄祭出“香港民族”、“台湾民族”的概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错误，居住地的地域属性，跟民族认同根本就是两回事。这类脑筋不清的口号尚有市场，正是香港回归22年来教育失败的集中体现。

记者：在这股“本土”思潮中，香港学者陈云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算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与标识。

翁诗杰：他是不是学者，见仁见智，并无定论。口里嚷嚷要“独立”，要抵制，还用粤语、中文干吗？要与内地切割, 为何还要喝东江水？（记者注：为香港供水的大型调水工程“东深供水工程”，其水源取自主要流经广东省的东江）

如果说“抗争”，普天之下，哪有人在“抗争”的时候，是举着另一个国家的国旗的？那是典型的自轻自贱，我认为根本没有资格谈尊严。

香港闹到现在，经济已经岌岌可危，即便不是自毁长城，也是元气大伤。原本中国中央政府关于“大湾区”的规划里，香港有一定的优势，可现在是变数频现。香港日后的盛衰荣枯，完全操诸港人之手。

我愿与港人共勉的，不外是四字而已：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