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过张艺谋，帮过陈凯歌，这个女人的身后是半部中国电影风流史（组图）

1988年，冯小刚的精神导师、作家王朔迎来人生第一春。那一年，《浮出海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橡皮人》《顽主》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史称“王朔年”。跟发小叶京出门吃饭的路上，王朔说：“现在中国电影界，哥们儿平蹚！”

图源自：《宿命：孤独张艺谋》长江文艺出版社

那年，本能拿到诺奖的沈从文溘然长逝，祖师奶奶张爱玲在美国躲虱子，浪漫骑士王小波带着李银河归国，耗费十年写成的《黄金时代》即将尘埃落定。正是那个时候，一个初出茅庐的军中女作家，被美国新闻文化处邀请访问。看到美国是如何培养职业作家后，她买了几本新概念英语，毅然赴美。

可以说，王朔是第一个见识到大众文化力量的作家，也是第一个有意识让作品与影视结合的作家。在影像的助力下，1992年，朔爷的四卷本文集卖到天价。策划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后，影响力达到顶峰。以至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仪式上，姜文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道：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可惜，世事沉浮，朔爷并没能够永远牛逼。世纪末，他和冯小刚的“好梦公司”遭受重挫，要么是拍不成，要么过审了，也不给你上映。1997年，朔爷拍屁股去了美国，不跟他眼里那帮孙子玩儿了。正是那一年，当初那个毅然赴美的女作家，帮助闺蜜陈冲拍出了一部日后遭禁的电影，让一个年仅17岁的少女斩获金马影后。

这个少女，名叫李小璐。

王朔从美国回来后，世界已不再是当初的世界，电影圈儿也没办法平蹚了。2000年前后，朔爷遭遇写作危机，之后他参禅悟道，只偶尔参与过几部剧的编剧，鲜有当年导演们连拍他几本书的盛况。

江山代有才人出，风骚也就七八年。

朔爷是看开了，写写剧本打牙祭。中国导演们却慌得一比。尤其第五代，从文艺转战商业后一直找不着范儿，没一个人能独立拿出一个扎实的文本。有时你都不得不怀疑：没有了中国作协，这帮人指着什么吃饭啊？

幸好多年以来，那位女作家笔耕不辍、产量巨高，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人才有小说可依，在商业片浪潮中跌跌撞撞后，交出了几部还算不错的作品。

这位作家，就是严歌苓。

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文艺之家。父亲严敦勋，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话剧演员。

严歌苓小时候，要接触文学并不容易。“文革”来袭，大部分书都遭封禁。每天给煤炉生火，祖母拿出一本书，一页页地烧。严歌苓就坐在旁边，让祖母不要烧得那么快，这样可以多读一些东西。

12岁那年，为了让哥哥留城，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时，她还没想着要当作家，脑子里全是舞蹈。然而时代的洪流究竟是滚烫的，在部队呆到第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

那一年，20岁的严歌苓怀揣着一颗英雄主义的心申请去前线。到了前线一看，才发现战争并不壮丽，只有残酷。

她原本是去当战地记者的，结果变成了护士、军医，每天看到无数战士被炸伤手脚，被战争机器阉割。

有的战士受不了，直接自杀了。

回部队后，严歌苓陷入抑郁。唯一救赎心灵的方法，就是写作。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报告文学后，严歌苓写出小说《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成了专职作家。

1988年，严歌苓受邀访美，跑了7个城市，见识了美国不少艺术院校。那之前，她曾进入鲁迅文学作家研究班，跟一个叫莫言的青年作家成了同学。但去美国一看，好像人家培养作家的方法更规范更系统。于是乎，严歌苓上街买了几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中英对照字典，开始疯狂学英语。

显然，严歌苓想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毕竟那个时候，她的同学莫言，已经写出了杰作《红高粱》。没多久，导演张艺谋靠拍这部小说，拿下柏林金熊，震惊世界。

那时，严歌苓还不知道，自己和张艺谋的合作，早就在时光深处埋下一道伏笔。1987年，还是军旅作家的严歌苓曾与前夫李克威合作，在《电影作品》第九期上发表了一个剧本，名为《避难》。

《避难》的故事，最早构思来自李克威的父亲，作家李准。它讲述了在日寇占领南京时，一群妓女逃到天主教堂避难，遭到日本人突袭，为救一群国民党伤兵，危难之际，妓女们站了出来，用肉体拯救了那些伤兵。

多年后，经过岁月淘洗的严歌苓，再次回望那个故事，对人心和人性有了更深的洞察，随即写出小说，《金陵十三钗》。

那时，已有“国师”美誉加身的老谋子，陷在商业片的泥石流里出不来。甚至在2009年拍出《三枪》这样倒胃口的垃圾，《山楂树之恋》又未能及时替他挽回名声，大有才尽之感。幸好，严歌苓出现了。在看到《金陵十三钗》之后，张艺谋仿佛看到了商业和文艺之间的完美平衡，赶紧买下小说版权。

随后，《金陵十三钗》冲奥，铩羽而归。

1988年擦身而过的两个人，就这样站在了同一个历史舞台上。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1988年，张艺谋风光无限。

《红高粱》柏林摘熊，让他成为第五代导演里最亮的那一颗星。

那时，严歌苓的同学莫言还是个愣头青。张艺谋本来在拍《老井》，读完《红高粱》，为了抢小说版权，直接从山西坐火车去山东找莫言。急得胶皮凉鞋在公交车上被人踩断，脚趾头也破了，流了一路的血。

因为张晒得像个农民，莫言看到他，想起了高密乡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很亲切，就以800元的价格，把小说卖给了老谋子。

拍《红高粱》间隙，莫言曾招呼姜文、巩俐、老谋子去自己家吃饼。姜文哐当一脚，把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给踢爆了。莫言情商很高，笑着说：“这电影肯定会爆！”那天，几个男人光着膀子合影。照片在2012年被人翻了出来时，老谋子感叹：“那时我哪想到莫言得诺贝尔啊？”

当时合照中，巩俐、莫言、谋子都算半个新人。唯独姜文，虽然还不到30岁，已经成了当之无愧的戏骨。张艺谋曾说：“如果没有姜文，《红高粱》就不会有那股狂野的气息。”而看到张艺谋拿奖后，姜文心里琢磨：哦，原来拍电影拿奖这么简单啊，那等兄弟我有时间了，也去拍一个。

1992年，从美国做人才访问回来后，姜文真打算干了。一开始，他想拍作家苏童的《红粉》，结果被李少红抢了版权。直到年底，住他家马路对面的王朔丢给他一本《动物凶猛》，他才找到了那片灿烂的阳光。

从此，中国多了个新人导演，叫姜文。

1988年，听闻张艺谋拿奖，陈凯歌不知作何感想。那一年，他拿着自己的电影《孩子王》跑去法国戛纳参展，正好遇到了一个叫徐枫的女人。此人是谁呢？是大导演胡金铨拍《侠女》时的女主角。徐枫当时看《孩子王》，差点儿就睡着了。等影片结束，她问陈凯歌：“我手上有个本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拍一拍？”

陈凯歌问：“什么本子，谁写的啊？”徐枫说：“作者叫李碧华。”陈凯歌一听这名儿，还以为是个三流作家呢。在他看来，港台流行文学都不入流，那能跟咱们大陆的“寻根”“伤痕”“先锋”比吗？

结果本子拿来一看，嗯，真香。

5年后，《霸王别姬》摘下戛纳金棕榈。

很不幸，看到张艺谋拍出《英雄》后，陈凯歌也魔怔了。必须拍大片，一路钻进《无极》的无聊中就出不来了。看到观众们骂声一片，甚至有人说《霸王别姬》是父亲帮忙拍的，凯哥很愤怒，必须证明自己。真以为我不会拍梨园故事吗？哥们儿我立马给你拍一个《梅兰芳》看看。

《梅兰芳》立项时，陈凯歌想物色个好编剧，找来找去，找到了严歌苓。

严歌苓说：“我写小说还可以，写剧本真不行。”陈凯歌就把《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几部电影丢给她：“没事儿，你先琢磨琢磨。”

最后，《梅兰芳》打破了当年中国文艺片的票房纪录。

这个纪录最后一次被刷新，是在2017年。刷新纪录的电影，名叫《芳华》。它的编剧，依然是严歌苓。

第一次让严歌苓赴美后的文学作品与电影发生关系的，不是张艺谋，不是陈凯歌，更不是冯小刚。那个人，比这三个牛多了。

去美国之前，严歌苓好歹是个名作家。等到了美国，她什么也不是。克服语言障碍后，只能打工维持生计。在一个雇主家，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她把玻璃清洁剂当成了地板的打蜡液，雇主回家一看，指着她鼻子破口大骂。在餐厅打工，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她当即就被解雇。这段时期，她和所有外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一样，讨生活、挣饭钱。

能成事儿的人，都对自己有一股狠劲。严歌苓也不例外。抛下名作家的身份，在国外看人脸色生活，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但为了提高写作，严歌苓根本不在乎这些。考上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写作系后，她成为该系一百多年来历史上唯一一个外国学生，并且拿到一个全额奖学金。

1992年，听同学讲完一个华人移民少女的故事，严歌苓写下小说《少女小渔》，一出来，就拿了台湾文学一等奖。不久，一个陌生电话打到她跟前。来人说：“你好，我想要这篇小说的版权。”

严问：“您哪位？”

对方说：“《喜宴》看过吗？我叫李安。”

最终，李安给了她一大笔钱，足以让她安心写作，不再打工。从此，严歌苓得到了一个崭新的身份：编剧。

严歌苓写了一稿剧本后，李安拿去改，但没有拍，转手给了张艾嘉。张艾嘉何等人物？情史赫赫，滚石三教父里面，李宗盛、罗大佑两人都跟她有过勾连。不过《少女小渔》最终捧红的，是奶茶刘若英。刘若英拿下亚太影展影后，从此事业一飞冲天。

多年后，李安拍《色·戒》，严歌苓跑去探班。李安有点遗憾，说：“可惜我没拍，要是我拍的话，故事就是另一番味道了。”

虽然不能说是严歌苓改变了刘若英的命运轨迹，但至少可以说，没有严歌苓的创作，就不会有李小璐17岁拿到金马影后这回事。

1988年，演员陈冲的声誉也迎来春天。她参演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横扫奥斯卡，拿到9个大奖。陈冲从此走向国际。而早在19岁出演《小花》时，严歌苓就跟她认识了。

1991年，严歌苓搬到旧金山，天天去陈冲家里玩。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闺蜜，可谓无话不谈。连陈冲的独家传记《本色陈冲》，都是严歌苓操刀。《少女小渔》出来后，1995年，正柏林影展当评委的陈冲突然给闺蜜打了个电话说：“我决定自己导片子，就拍你的小说《天浴》。”

严歌苓问：“怎么想起要拍这个？”

陈冲说：“我在柏林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现代人猥琐、变态，没有一部使人感到心灵升华。《天浴》我超喜欢，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有这样神圣的东西。”

为了《天浴》，陈冲推掉一切角色，专心致志地打磨剧本，连伍迪·艾伦的邀请都给拒绝了。最终，电影不负众望，拿下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在柏林获金熊奖提名，还被《时代周刊》选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

然而，出道即巅峰的李小璐，始终对这部电影耿耿于怀，甚至不想再和陈冲合作。陈冲思想开放，拍了无数暴露镜头。当时还未成年的李小璐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体，不拍裸戏。陈冲胆子大啊，带着剧本，找了个替身，把裸戏重拍了一遍。

气得李小璐说：“不明真相的观众以为那是我，我感觉我受到了伤害。”

这件事，陈冲的确不够厚道，但话说回来，李小璐自己也没想成为陈冲那样有艺术追求的演员。回头接戏，一部比一部烂，活生生把艺术生涯打成一把浆糊。

到了2002年，她只能拍《十三格格》这种豆瓣高达5.5分的电视剧，还通过此剧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晨的男演员。想想命运真难料，1998年，李小璐都影后了，范冰冰还在《还珠格格》里演丫鬟。2002年，范冰冰才初登大银幕。短短几年，金锁就在资本路上一路狂奔，李小璐则在自拍路上夜不归宿。

不过都作凉了，这一点倒是殊途同归。

唯独叫人感到可惜的，是刘若英。

2010年一天夜里，刘若英跟周迅说自己在构思一个故事，讲两个年轻人从相知相恋到分手的悲剧。周迅听完，眼泪婆娑地说：“写下来啊！拍电影！”

随后，刘若英写下《过年，回家》，篇幅很短。导演张一白看了，就让刘若英做导演，片名用五月天的一首歌，叫做《后来的我们》。影片反复打磨，到今年才上映，短短10天，票房横扫13亿。结果，票房注水的丑闻曝光，气得网友说：“刘若英连张艾嘉的皮毛都没学到。”

有些东西烂掉了，不是一个严歌苓能拯救的。中国电影晃范儿，也不能全怪编剧。

当初的我们，还有《天浴》。

后来的我们，学会了给票房注水。

1988年，冯小刚还在电视剧《便衣警察》里做美工呢，整天跟在《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屁股后面转。85年的时候，两人在海南拍戏。休息期间，郑晓龙读一篇小说，边笑边骂：“真他妈孙子！”

冯问谁呀，郑说：“王朔，我一哥们儿。”

冯小刚从此搭上了王老师这条线。

2000年，有部纪录片叫《冯小刚导演的一天》。冯导在片中说：“我们这些市井家的孩子，跟那些文艺家庭有背景的人不同，必须心里装着别人，把别人哄高兴了，自己才能高兴。”遵照这个原则，他一路王老师长王老师短，先从美工混成了编剧，又跟着郑晓龙混成了《北京人在纽约》的联合导演。

1993年前后，王老师写了大量的剧本，把自己写恶心了，索性开个公司，找编剧来写吧。“好梦公司”应运而生。然而公司的梦，一点也不好做，当时文艺界、评论界对王朔打压。《过着狼狈不堪的日子》还没来得及拍，棚子就撤了。《我是你爸爸》张艺谋想拍，姜文不愿意演，王朔拉着冯小刚拍成了《冤家父子》，跑去国外拿了奖，照样不让播。作家王刚的小说《月亮背面》拍出来也没了下文。王朔心灰意冷，对冯说：“咱别一起死，你自己找活路吧。”

临走前，王把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给了冯小刚。不想一事无成的冯小刚找到葛大爷，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拍出了1997年的《甲方乙方》。当时给各大院线经理看样片时，声画居然不同步，冯小刚在影院过道里哭着大骂：“我他妈怎么这么背啊！”

多年后，宣传另一部电影时，冯又哭了。那部戏，就是严歌苓写的《芳华》。

严歌苓对人性的洞察，是从童年开始的。

文革时作协大院里，有一位女作家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拉到医院抢救，赤裸着身体被人放在楼道里，有好心人走上去，为她盖了一床被褥。偏偏有一个电工走过，故意将烟头掉在被褥上，若无其事地把被褥拎起来抖，为的是偷窥女作家的裸体。

那时，严歌苓就意识到了人性的黑洞。成长过程中，她脑子里攒下来无数故事，唯一的生命出口，就是写作。而在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冯小刚认识了才华过盛的姜文，着实见识到姜文的实力。后来姜文对他说：“电影应该是酒，而不是鲜榨葡萄汁，你不能只满足于做一杯杯的葡萄汁。”

姜老师的话，是冯小刚一个心结。在商业电影风生水起后，他始终想拍具备艺术追求的电影，敞开了玩儿一把，像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讲述大院青春一样，讲述一下自己在文工团的青春。听说严歌苓曾经在文工团跳舞，他希望对方能写五个女兵和一个男兵的故事：“在一次雪崩中，五个女兵都牺牲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写。”

严歌苓说：“我只能写我自己的故事，要不然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回望岁月芳华，严歌苓想起当初的人和事，也是万般感概。想当年，她爱上了一位大自己7岁的排长。写了160封情书。部队禁止恋爱，两人只能眉目传情。没想到的是，恋爱一事被上级发现，男方居然主动检举揭发严歌苓。很快，严歌苓就被叫去，一遍又一遍地写检查，身心倍遭侮辱。

最大的伤害，来自最喜欢的人。这一点，和《芳华》里的好人刘峰很像。

在文工团，还有一个女孩儿。每天一大早，起来就带上帽子，晚上黑了灯才摘下。宿舍里的女孩儿都以为她是秃头。趁其不备，摘下帽子一看，原来不秃，只是头发比正常人多三倍。大家觉得她性格懦弱，从此就经常欺负她。严歌苓从女孩儿身上拎出一缕魂儿，把她写成了电影里的何小曼。

最开始，电影叫《你触摸了我》，冯小刚害怕通不过，给改成了《芳华》。

无论李安、张艺谋、陈凯歌还是冯小刚，都要找严歌苓，这不是偶然。从毅然赴美就能看出来，她是真的对写作怀着巨大热望。

严歌苓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当初在文工团跳舞，她天赋并不高。每天早上4点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地架在窗棂上，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在美国读写作班时，老师要求写3页内容，她就一定要写到6页，一个接一个学生退课，她却毫不动摇。成为专业作家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雷打不动地写。

这种高度的自律和内驱力，令旁人瑟瑟发抖。以至于主编《读库》的张立宪说：“每一次严歌苓回国，都空运回来一记记耳光，重重地打在我们脸上。”

为了写出好作品，她也是下足了血本。

《寄居者》写上世纪犹太人在上海的事，她翻遍了资料，连香水牌子、裁缝店构造、舞厅位置都查了一遍；写《妈阁是座城》，去了澳门赌场4次；写《第九个寡妇》，直接去乡下体验生活，跟河南农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种番薯；写《小姨多鹤》，早年没钱支持调查，等了20年，有钱后，去了三趟日本，翻译150美金一天，最后出书赚来的钱，一多半与调查费用相当。

严歌苓常说：“聪明人，都是会下笨功夫。”

1993年的一天，在中国移民博物馆，严歌苓看到一幅巨大画像，其中焦点是个身穿华服的中国妓女，被称为“东方一代名妓”。她记住了这个形象，特别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看了无数资料，在摸清了中国移民史后，写下巨著《扶桑》，一举夺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高晓松读罢，热泪盈眶：“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

所以，那句话又是怎么说来着？

您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累。

人呐，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要是叉少我没记错，当初在鲁迅文学院，严歌苓有一个牛逼哄哄的同学，是当年河南省高考的文科状元，名字叫刘震云。

刘震云和冯小刚的事，今天就按下不表。毕竟这半年的瓜，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吃得够饱了。单说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作为特邀嘉宾，校友刘震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

最缺的就是笨人。

虽然刘震云也常说一些不靠谱的话，但这句话还是很靠谱的。那次演讲，刘震云把调子拔得很高，提到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说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但要考虑过去和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他们的眼睛，要像探照灯一样，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如果灯全灭了，前方会是黑暗。

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事，往小了说，这也是一个创作者和一群创作者的事。老想着捞钱，不往远处看，灯要灭了，腐烂而不自知，什么圈儿都得完蛋。想当初，写完《金陵十三钗》，严歌苓非常不愿再做编剧，有钱不赚，跑去写了个《陆犯焉识》，就是为了避免被导演们看中。

张艺谋还是很牛的，赶在最后一刻拿到小说版权，截出一小段，拍了《归来》。

从“霸王”到“妖猫”，从《活着》到《归来》，在审查和资本的夹缝中，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生涯确实坎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看到他们努着劲儿想留下一些东西，开拓一片景象，叉少内心还是尊敬的。但有时候，你又不得不怀疑这帮人，到底是被时势扼杀了才华，还是真已经江郎才尽。

从1988年到2018年，三十年间，严歌苓的朋友圈，从莫言、余华、刘震云拓展到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他们的佳作和烂片，背后承载着时光河流中的期待与失望，也从侧面反映了人心在名利场的变化。感谢一部部好电影，承载过中国电影的风流。

但愿风流，不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