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计光环之下：雄安官场承压（组图）

近期中共高层接连考察雄安的举动让外界意识到在深圳、上海以及新近公布的6个自贸区有了进一步进展之际，雄安，这个被中共一号人物赋予“千年大计”的“一号工程”，却面临仍停留在规划层面的质疑。近日网上流传雄安“批量官员更换”的消息也被舆论拿来猜测与雄安新区工程推进速度有关。此种传言虽不足信，但却反映了在外界的判断里雄安新区的进程是比预期的慢了。

如果从2014年“雄安新区”在中共高层酝酿，到2017年正式公布，再到如今，长达5年多的时间内，“雄安新区”的相关动作也只是规划从中共高层辗转至河北高层，如此来说，进展着实慢了些。

舆论的质疑当然包含对雄安的期待，但更多的是不解，雄安到底怎么了，这个被中共予以重视的工程为何始终停在规划层面而难以落地？

从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作出的各项战略上来看都凸显出强烈的“规划”性，这当然一方面是中共这个政党擅于顶层设计及其能够保证政策连贯性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有习强烈的个人风格。“雄安”即是体现其这种风格的显例。“雄安”诞生之初，习即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称之，中国官媒也宣传习对雄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对于这样一个新兴城市来说，在中国全国的城市中获得这样的称号固然是一种殊荣，但同时也未尝不是一个包袱。

其次，虽然中共对雄安新区寄望很高，要求很严，但是在中共的蓝图规划与地方的执行层面仍然有衔接不到位的问题。这表现在从2014年2月到2017年4月“雄安新区”在中共高层案头4年，只限于战略决策阶段，具体到选址、工程规划等中共高层虽然给出了大方向，又没有给出明确的操作方法，从《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到《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纲领性及总体规划性文件的推出，都是需要雄安新区的主体责任人去领会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证、规划。这其中地方能不能领会中共“千年大计”所指，能不能领会高层心中绘就的“雄安蓝图”，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例如2018年2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就曾透露习近平等在中共中央常委会听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是经过反复修改完善的。可见，即使中共为雄安配备了颇有经验的官员，但要准确呈现高层心中的“雄安工程”仍不是件容易的事。

无论是雄安本身所承载的重量还是中共中央与地方执行之间的衔接问题都会给地方官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当然，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也调集了中国最优势的资源投入，包括中国城建类高校、学会的专家学者齐聚雄安研讨、论证，上海的规划设计官员到雄安新区挂职，以及在“雄安新区”诞生的同时，中共便调遣具有深圳特区经验的许勤候选河北省长，兼任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安排具有特区经验的官员不可排除有将过往经验投射到雄安新区的期待色彩，但是，这些官员的经验适用于雄安么？他们是否可以足够理解中共高层对雄安的规划和期待也是一个疑问。

再者，雄安新区之所以在外界看来进程缓慢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雄安是在整合河北容成县、雄县、安新县的基础上设立的，因此在这里建设一个“全国标杆”城市，相当于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从雄安新区的自身禀赋来看，其需要对雄安三县33个镇、637个村的一百多万人口进行迁置，还需要根据规划要求的70%的蓝绿空间，30%的建设用地的绿色标准去进行自然改造，等等此类要求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前期准备。

还有一个需要提及的因素是，雄安新区作为“钦定工程”，必然会带动中国地产市场的变动，例如在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之初，就有大批炒房者闻讯蜂拥而至。当时远在芬兰出访的习近平作出指示，“务必系好新区规划建设的第一颗扣子”，随后，雄安新区经受住了炒房、落户等种种社会冲动的考验。

在中共的规划体系里，雄安的进程有其自身的节奏与逻辑，但是再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规划也难以逃脱时代的局限性。一如习近平对规划的论述“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雄安新区的规划到底能达成最大的效益还是浪费再或是“忌讳”，是需要中共把握时机，作出准确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