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爹逼我整容搬家,长大我才知道他是FBI通缉逃犯...”(组图)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玛蒂尔达抱着一堆东西走在回家的路上,目睹了父亲的尸体和一家人的灭门。
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四岁的Margo Perin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从幼儿园回到家,像往常一样打开他们家在曼哈顿公寓的门,却发现里面空得仿佛没人住一样,也确实没人住,她的家人们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都搬走了。
小时候的Margo Perin
屋子里只有一个彪形大汉,背对着她坐着,Margo四岁的小脑瓜瞬间想到妈妈曾经警告过她的那个怪物,难道怪物把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都杀掉了,现在要来吃我了吗?
她尖叫着跑下楼,那个男人赶忙转过身来追她,她看到男人的脸之后才放下心来,他是爸爸的朋友Wally,她不但认识他,而且还很喜欢他。
Wally叔叔牵着她的手,温和地问她,
“妈咪没有告诉你,今天要搬家吗?你不知道屋子里那个人是我吗?”
她摇摇头。
“那大概是妈咪忘记告诉你了。”
四岁的Margo想不到,家人为什么这么仓促地搬家,她更想不到的是,这只是个开始,在她成长的过程里,还会有更多次父母“忘记”告诉她的举家搬迁。
少女时期的Margo
在Margo的记忆里,父母一直都是体面人,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光鲜亮丽,总是衣冠楚楚的父亲Arden,胸前口袋里揣着手帕,皮鞋锃亮,指甲修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永远是一丝不苟的样子。
而母亲Lilyan作为女士,就更精致了,从妆容到服饰都美得惊艳,看上去就像是一位貌美的电影明星或者上流社会的名媛。
他们几乎每晚都会出去看歌剧或者电影,让Margo的姐姐在家负责照顾弟弟妹妹。
这样体面的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一套顶层公寓里,在Margo人生的前七年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非常优渥幸福的家庭。
虽然在这样光鲜亮丽的体面下,有着那么一点点违和,昭示着危险的暗流涌动。
孩子们一直被父母灌输着一个观念,那就是:
他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关于他们家庭生活的事情,至少不能透露太多。
父亲甚至教给了他们一个小技巧来对付任何不必要的窥探:
如果有人问了一个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就给他们另一个答案。
父亲和Margo
这七个孩子虽然平静地生活着,但脑子里却像是被父母装了发条一样,时刻都绷紧了弦,充满危机感,让他们感觉有坏人在盯着他们,随时都准备逃。
在Margo七岁那年,他们的生活终于发生巨变,就像父母一直让他们在心理上做的准备一样。
一夕之间,他们迅速搬出了熟悉的纽约公寓,搬到了墨西哥,甚至用了新的姓氏。
年幼的孩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段时间的《华尔街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关于抢劫案的报道:
父亲Arden Perin的名字赫然就在其中,多次入狱的他将因参与这桩投资抢劫案而接受调查。
这就是他举家逃亡的原因,时髦体面的父亲,私底下其实是一个违法犯罪赚脏钱的在逃犯人,而知晓一切的母亲也是从犯。
从那时起,一家人的生活开始从“稳稳的幸福”跌落到动荡漂泊,并且是以一种极其快速的频率辗转在各国各地之间。
纽约,
墨西哥的Cuernavaca,
巴哈马群岛的拿索,
杰克逊维尔,
迈阿密海滩,
再次回到纽约,
苏格兰的海伦斯堡、格拉斯哥,
伦敦……
孩子们简直懵逼,完全没办法适应这种剧变,更糟糕的是,父母从来没有向他们解释过,这种仿佛被人追赶、颠沛流离的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未知的紧张和恐惧里,今天在这个地方,可能明天就已经身处不同国家了。
《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玛蒂尔达漂泊的路上,有里昂的爱和保护,但对于Marco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来说,最应该保护他们的人——他们的亲生父母却视他们于无物。
不与他们交流、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隐瞒一切,让孩子们永远活在茫然的恐惧当中。
如果他们问的问题太多,父亲就会说谎,或者干脆打他们,让他们闭嘴。
但就像Margo说的,
“被欺骗的孩子几乎都会变成侦探。”
他们开始对父母的谈话异常留心,但唯一的线索就是偶然听到的,他们在谈论和争吵时的片段。
在这些片段里,有三个字母经常出现,那就是“FBI”。
FBI是什么?跟一直以来追着他们的“坏人”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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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时,有一次有人闯进了他们住的地方,整个房子都被翻了个底朝天,但似乎又什么东西都没被拿走。
Margo听到母亲声音的哭腔和惊惶,“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不应该有人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在那之后很快一家人就挤进了出租车,再次踏上了颠簸的路,去往巴哈马群岛。
他们在迈阿密海滩的时候,一天,Margo从学校回来,发现她偶然听到父母提及的那些“坏人”似乎已经追上了她的父亲。
一个姐姐偷偷摸摸地问她,“你看见爸爸了吗?”
他被狠揍了一顿,脸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父母都没有跟孩子们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被揍,被谁揍的,也没有提到从那时起,就一直坐在他们家客厅里的陌生人其实是一名保镖。
他们不说,孩子们也不问,因为他们知道,不该问,也不能问。
孩子们对父亲的恐惧,不止源于不明白真相,关键在于父亲本身的冷酷无情,父母两个人都从未对他们表现出爱或者关心。
不仅会忘记他们的生日,而且还会打他们,下班回到家,他会轮流把孩子放在膝盖上,用乒乓球拍打他们,因为他们做错的任何事情。
而这时,母亲就会站在一旁看着,脸上是和父亲如出一辙的冷酷。
在压抑的恐慌中,所有的孩子都屏息等待着一个逃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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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许以为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不会比打人更过分,但Margo之后才见识到了父亲的丧心病狂。
在Margo十三岁那年,他们一家跑到了格拉斯加,有一天,爸爸突然把她叫到了客厅里,问她,
“你想不想变得更漂亮啊?”
不等Margo回答,他就紧接着说,自己从繁忙的行程里抽出时间去伦敦看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也同意Margo在停止发育前做整形手术,缩小鼻子的尺寸。
他甚至已经预约好了手术。
Margo像被雷劈了一样发懵,整形手术?鼻子整形?对于1967年的一个13岁女孩来说,整形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Margo当然不愿意,这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做鼻子整形,至于父亲为什么要求,他一如既往地没有解释,Margo也不敢问。
但她还是大着胆子拒绝了,直到她最亲近的姐姐来到她的房间,不安地绞着双手,哭着哀求她说,“求求你去做鼻子整形吧,要是你不做的话,爸爸就不会让我离开家了。”
每一个孩子都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家,Margo不想挡了姐姐的路。
她明白了,父亲不是在询问,而是在命令她,而她出于对姐姐的保护,也认了命。
Margo在鼻子整形前
鼻子整形手术后不久,父亲就宣布一家人要再次搬家了,他告诉孩子们,伦敦能够更好地扩展业务。
Margo的弟弟问“什么业务”时,父亲的回答是“别忘了带上你的毛衣”。
“如果有人问了一个你不想回答的问题,你就给他们另一个答案。”
答非所问,他是这么教孩子们的,也是这么敷衍孩子们的。Margo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家里又留了三年,三年后,也就是16岁那年,她终于成功地离开了。
但十几年原生家庭的高压、恐惧和迷茫终于找到出口之后,她迎来的不是积极的自由,而是失控的灾难。
Margo开始自我毁灭,从一个男朋友到另一个男朋友,住着简陋的床位,还有,吸毒。
她的人生从一个沉闷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个放纵自己不断沉沦的极端。
这样自我毁灭不人不鬼的生活她过了整整三年,直到19岁那年,她被诊断出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命悬一线时才幡然醒悟,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
“我想活下去,我真的想让自己能有所成就。”
等她康复之后,她开始开始自我救赎,切实地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时候她跟父母的联系已经很少了。
对她来说,自然是离父母越远越好。
尽管她渐渐开始构筑起自己的生活,但奇怪的成长经历仍然像雾一样罩在她心里,她想不明白,她说不出来,直到她的一个姐妹给纽约时报寄了一封信,想要看看有没有人知道关于父亲的背景。
这封信被刊登了出来,父亲的神秘背景由此才渐渐被揭开。
这封信被Margo父亲的嫂子看到了,她联系到了Margo的兄弟姐妹们,直到这时,这些孩子们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父亲Arden曾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在FBI追查Arden时,询问过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他的父母,兄弟,当然也包括这个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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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就在这一点一滴的线索里抽丝剥茧般显露出来,2007年,Margo的嫂子设法找到了Arden的死亡证明。
三年前,他在英国苏塞克斯郡去世,死因是中风,他被记录的职业是“已退休的经济学家。”
Margo把这些信息都寄给了FBI,并且要求提供他的记录,FBI给她回了一份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详细记录了她父亲最远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犯罪生涯。
在隐隐知道一些真相的时候,她已经有心理预期,自己的父亲是一个骗子了,但亲手拿到100多页详细犯罪记录的时候,她还是被父亲欺骗他们的程度震惊到了。
他们几乎是活在一个父母构建的谎言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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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en曾经跟纽约黑手党有牵连,并且因为涉嫌破产诈骗而被FBI通缉,案金额高达14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约716万人民币)。
他精通骗术,擅长说服人们投资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在苏格兰,他卖掉了一家威士忌公司的股票,但实际上,那家公司的仓库里连一滴威士忌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国际逃犯,几乎一生都在逃亡,而他的家人,尤其是对此一无所知的孩子们,只能在不知情的恐惧当中,跟随着他颠沛流离。
中年时的Margo
但他又为什么要强迫Margo做鼻子整形呢?
根据Margo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因为父亲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担心她的鼻子会出卖他。
因为人们总是会跟Margo说,“你看起来很像犹太人”,但其实Margo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种族的,这个家庭来自哪里这样的话题,就是父母经常会回避的话题之一。
所以Margo觉得,父亲编造的假身份不是犹太人,担心她的鼻子会出卖他,才会逼迫她去做整形手术。
这些迟来的真相解释了她曾经历的一切,她的一生都被原生家庭影响着,她没有自己的孩子,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行心理治疗。
一切都真相大白之后,她为父亲骗子、逃犯的身份感到恶心,但这一切都不再能深刻地影响到她。
现在的她是一名知名作家,并且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学院和学校里担任创意写作教师。
就像她的心理医生不断告诉她的那样,她完全不像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两个人。
她的父亲是个反社会者,她不像他,也不像她的母亲那么“扭曲”。
她就是她自己,哪怕没有别人的拯救,她依然坚持着、挣扎着一点点摆脱了梦魇般的原生家庭,实现了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