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示威到“恐怖主义”回溯香港反修例四阶段（组图）

2019-08-15 来源：多维新闻原文链接评论3条

当地时间8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香港国际机场的两场反修例暴力激进分子殴打大陆人士的事件再将绵延了两个多月的香港局势推向一个拐点，当晚，一名据称来自大陆的记者在机场遭到示威者搜查个人物品，并遭受索带绑手、殴打，在此之前已有一名男子因被示威者怀疑身份遭围堵、暴力攻击，据报道该男子一度晕厥其后被救护员戴上氧气罩。如果说之前示威者与香港警察的冲突是港府系统内的对话机制问题，那么此番的机场打人事件则将局势带向另一个层面，这或许意味着“8•11”深夜香港示威者动用大杀伤力、美式疑似仿制M320榴弹发射器的气枪而被港澳办称为“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的定性正在被坐实，甚至令人担忧这会不会是点燃北京实质性动作的“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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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运动的最初阶段规模虽大，但整体仍是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范畴下进行的示威行动。图为当地时间6月9日的反修例大游行。（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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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香港立法会的行动升级了此前出现的暴力行径，发泄对港府的不满。图为当地时间7月1日，暴力人士砸碎香港立法会玻璃大门。（Getty）

从喊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集会至今开始无差别对民众暴力相向，被北京斥为出现“恐怖主义苗头”，2个月间，这场惊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反修例运动到底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参与游行的示威群体，承压各方的港府以及被各界聚焦的北京，又在这场演变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的矛盾与诉求又是否真如不断升级的局势一样失控与失焦。从今天的香港乱局回溯反修例运动大概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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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宪制功能的中联办进行冲击已经将对港府的对抗转向对中国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图为当地时间7月21日，一些反修例示威人士冲击中联办。（H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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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运动发展到后来内部群体分离，但暴力行动却逐渐升级。图为当地时间8月11日晚的反修例示威行动中出现汽油弹，当时有警员因此烧伤。（HK01）

反修例事件的四个阶段

完整来看，反修例运动在3月底以后就陆续有包括民众、律师界在内的人士以步行推进、单车环行等方式上街表达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及至6月9日那场规模百万的维园游行为这场激荡已久的运动推来第一个高峰，乃至在往后的近1个月的时间内，高峰时规模达两百多万人，几乎占据了香港居民三分之一人口游行群体走上街头，喊出“林郑下台”“撤回恶法”乃至引起警民冲突，暴力行动等，但整个示威游行大体上仍是在“和理非”的范畴内行动。且在这个时期，当时的主流民意仍是围绕完全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而进行的持续示威。根据一份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在反修例运动现场的调查显示，“全面撤回逃犯条例”和“表达对警方处理示威手法的不满”一直是示威者参与运动的最主要原因，相比之下，“要求主要官员下台”并非他们的主要诉求，关于“双普选”的政治诉求是直到7月才开始成为参与反修例示威的一项原因。且警权问题与港府未完全撤回修例始终是示威者持续参与的主因。且他们使用“暴力手段”主要是因为“激进的手段可以令政府聆听民意”。因此说，在这个香港各界民众参与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阶段，港府因并事先有效掌握到示威主要群体的精准诉求而错过沟通时机，以及在处理撤回修例事件上的不决绝致使局势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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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直传递支持林郑的声音，其本人也开始展现积极挽救局面的姿态。图为香港回归22周年的祝酒会，会上，林郑称将改变施政作风。（HK01）

到7月1日，反修例运动开始出现一个拐点，当天激进分子围攻冲击香港立法会，以铁枝、铁笼车等物品将立法会玻璃幕场砸碎，毁坏会场设备，涂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至此，示威行动进入对港府权威对抗的一个阶段，包括其后的示威者向警员投掷石头、铁马、咬断警员手指，港警施放催泪弹与示威者等对峙行为。不过，随后局势又从对港府的对抗转向开始转向，由反修例、对林郑的控诉，港府的不满开始在行动上指向中国中央政府。7月21日晚，示威行动一度失控到攻击中联办，有激进人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投掷墨水弹，涂污国徽，港府怒指“公然挑战国家主权。” 据报道，当晚参与“7•21”大游行的达40余万人，虽然在此之后参与游行的队伍规模不再如前一个阶段动辄上百万，但暴力事件开始频频出现。就在暴力激进人士攻击中联办当晚，元朗地区出现白衣人与黑衣人对打事件，随后，示威行动开始围堵地铁，围堵机场，发起所谓“不合作运动”，影响早高峰，无差别要求市民接受其派发的传单，在尖沙咀三天之内激进人士两度爬上海港城外旗杆将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扔入海中。在这个时期，《逃犯条例》早已被明确反复强调“寿终正寝”，但暴力持续升级可以看出，针对修例而起的反修例运动虽然仍打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号，但其不仅行动失控，诉求也开始转变。藏在“反修例”背后的民生议题，始终在香港政治议题中的“双普选”议题开始被摆在明面上。而相比之前大规模的举牌游行，更多的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是戴口罩、头盔全副武装，手持砖头、弹弓、铁马及不明液体与警员对峙乃至冲击香港办公领域的暴力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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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月5日，示威行动启动“七区三罢”，呼吁市民在港九新界七区同时举行集会，进行罢工、罢市、罢课示威，期间机场服务受阻，数百班次航班取消，港铁服务几近瘫痪，受罢市潮影响，部分商铺歇业。期间，参与反修例的暴力人士被爆出对港警使用镭射笔，且藏有攻击性武器。由于每年7月至8月是香港的旅游旺季，受反修例事件影响，香港商铺营收、酒店入住等大大缩水。8月9日，林郑联同香港财政、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商界代表召开记者会，称香港目前经济下行得很快，情况比金融危机和非典（SARS）时期都更严峻，期间，有商界代表称，部分中小企业营业额急跌30%，担心出现“裁员及倒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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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发起的“三罢”行动对当地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也造成了其内部群体的分裂。（HK01）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三罢”对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的影响在反修例示威群体中产生分歧，温和主张的示威者与激进人士开始分道扬镳，可以观察到的是，参与游行的规模呈现缩减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在后期暴力频发且快速升级的原因。

进入8月以后，反修例运动已经完全偏离最初撤回修例的诉求，以致外界很难真正明白其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而只能从其不断升级的暴力行动中以及“搞乱他们”的怂恿口号里看到他们的失控行为而一步步堕入到北京口中的“恐怖主义”苗头。

8月11日晚在香港湾仔、尖沙咀、深水埗等多个地区未经香港警方通过的集会申请中，激进暴力行动再次升级，此番示威行动虽规模不大，但采取与警方打游击的方式在多区闪现，且出现汽油弹烧伤警员，美式疑似仿制M320榴弹发射器的气枪等武器装备。示威群体中出现具备杀伤力大的武器装备令港府及北京都极为紧张。港府当晚回应“无法无天”，北京提前于8月12日的港澳办记者会上称“香港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同时大陆曝光深圳公安集结的画面，反映中共政治风向的央视节目《新闻联播》主播在节目中称“你们（暴力激进人士）离凉凉也不远了”。而就在这样的紧绷状态之下，8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在香港国际机场再次发生打人事件。

随着修例运动的不断演变，可以发现，局势的演变在后期节奏明显加快，从持续1个多月的抗议示威，到半个月的暴力对峙再到1个星期，甚至时隔2天就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说明到后期香港的激进暴力行为开始越来越失控，冲突开始越来越频繁。而同时，参与游行示威的群体内部分化也越来越快，从早期超百万规模的游行到后来逐渐有几十万规模再到近日的几千人，1万人不等。这并不一定说明上街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可以明显反映出温和主张与激进暴力的派别在执行层面出现分裂，示威群体的诉求多样化，主张也不同。当然，温和派与激进派也就更容易被区分。在上述提到的那份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反修例运动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一个主要的口号，意指支持温和和激进抗争手段的示威者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

港府与北京的应对态度

从上述几个阶段反修例事件的演变看出，在最初阶段的确是由于林郑的傲慢，港府处理事件的犹豫不决丧失对话的良好时机，加上香港本身的经济发展问题，港民耿耿于怀的政治诉求，使得失去管治威信的政府在处理事件上陷入被动，局势开始失控。这当中，港府尤其是林郑在展现强硬态度造成被动处境后，开始频频透过媒体展现更多妥协。从7月在香港回归22周年的祝酒会上宣布会改变施政风格，接而宣布修订《逃犯条例》议案“寿终正寝”，进入8月，抗过“辞职”压力，林郑表现的更加积极，接连视察天水围、黄大仙，探访当地驻守警员，关注当地民生工程。同时，会见香港工会代表，承诺重新检视公务员福利，会见商界人士呼吁重整经济。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稳住香港重点业界局势，避免示威行动延烧系统内部。在回应示威行动上，8月7日在深圳的香港局势座谈会，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先行透风林郑会在10月施政报告中推“大手笔”政策，能解决多年积聚下来的民生问题，试图为局势降温，且称为应对当前香港经济下行及后续或会引发的“骨牌效应”已提前在8月13日恢复行政会议。

虽然林郑试图挽救局势，但其处理突发事件的政治智慧及政治能力能否助她渡过这个关头还很难说，就在几日前，北京一再喊话“外部势力不要插手中国内政”之时，林郑还接听了英国外长谈香港反修例事件的电话。且在8月13日的记者会上，林郑竟一度被传媒问到哽咽。

而一开始被指藏在港府身后的中国中央政府近来趋向活跃。相比此前，在港府对《逃犯条例》推进与撤回的摇摆态度中，北京一直重复的就是那句“表示尊重、理解、支持”，尽量表现出与港府的距离感，恐怕被人指摘僭越“一国两制”，但是局势的演变已经让北京不能再如此“旁观”，英国、美国甚至台湾都想顺势打打“香港牌”或是借势找点存在感，而在示威运动的冲击之下，林郑管治威信尽失，港警也备受压力，香港局势日趋严峻，外界等待北京如何“出手”。

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北京一直向外界传递的态度就是“支持林郑”，事实上，无论这是北京的政治信任还是战略选择，“撑林郑”都是北京当前的第一选择。且不说采取激进手段在中美博弈的档口会引起怎样的国际关系变动，就过往的历史教训来说，这也绝不是一个好的选项。而北京当前能够做的就是“撑港警，撑林郑”，并尽量为其提供辅助作用。这也是北京接连召开3次港澳办记者会，并行召开香港局势座谈会不断强调支持林郑、支持港警的原因，是北京不断加大宣传喊话香港暴力激进行为的原因，是喊话香港内部人士不要做“沉默大多数”的原因，也是制造“武警深圳集结”声势，暗示北京有动武可能的原因。

理论上说，解决反修例事件，北京给港府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但就此次反修例运动思考调整陆港关系一时之间或不会有大的举措，因此，北京的应急方案与长远方案的关键还要看林郑能不能撑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