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台湾学者：2020绝非统与独的抉择（图）

从取消自由行到拒绝金马奖，如果说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还将武统当做一个不得已的选项，那么当台湾深度卷入香港风波中并不惜扮演幕后操作者的角色时，这一选项的可能性已经急速飙升，不再只是纸上谈兵。围绕目前的两岸局势，多维新闻采访了两岸三地知名学者，由他们来深度解读。访谈对象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此为上篇。

1983年6月25日，时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所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即邓六条。其方针思想大致与一国两制构想相同。（Getty）

记者：香港反修例以来，台湾在其中一直扮演着角色，大陆也直言不讳指出台湾是幕后操纵者之一。虽然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但经过香港今次的风波，“一国两制”在台湾已然没了基础。对此，你怎么看？

吴启讷：我觉得这个现象，或许可以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一点观察。从大陆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当然是一个面对1980年代中国的现实，面对历史的使命，负责任的、体谅性质的设计。但一国两制的背后的前提，是大陆觉得自己的制度和文明对台湾没有吸引力，因而承诺让台湾人过他们原来的生活。在大陆承认自己不如人这个前提下，很多台湾人就更容易在直觉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们觉得如果实行一国两制，就要跟“下等华人”贴相同的标签，很没面子。这样，一国两制这种带有安抚性质的宣示，反倒不容易被台湾人接受。

在很多台湾人看来，台湾的制度和价值比大陆优越，从理智的角度，也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台湾方案。前面提到一国两制方案背后的前提和大陆的让步心态，更坐实了一些台湾人这种制度和价值上的优越感。

香港的例子也是一样。如果当时中国大陆不是采取与英国谈判，而是用解放军推进的形式实现香港回归，香港大概不会有现在这样诸多的扭曲和乱局。当然，解放军推进未必意味着不会实行一国两制，只是“两制”不会构成对“一国”的挑战。

确定香港回归后，大陆对自身的状况还没有自信，仍然以“一国两制”作为政治方案，不敢直接统治英国长期殖民下的香港，以致于让回归后的香港人维持“高等华人”的感觉。很多人觉得自己有权力向“见识不广”、“水平不高”、“制度不佳”的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索要英国人从未赋予港人的权利，之后又将因经济成长逐渐失色产生的失落感非理性地发泄在大陆身上。

我们看到，要求大陆“尊重人权”，给予与香港有关联的大陆人居港权的人，也是厌恶和拒斥大陆游客，要求港府限制大陆游客购买婴儿奶粉的人；要求大陆遣返香港罪嫌的人，也是反对向大陆移交逃犯的人；要求大陆文明、法制的人，也是在香港抗议活动中诉诸暴力，破坏文明、法制的人。这类双重标准下的任性行为，未必一定可以找到背后合理的、理性的动机。很多专家为近来香港的局面寻找“深层原因”，固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低估心理方面、人性方面的动因，很多事情都无法解释。

记者：如你所说，很大一部分台湾人和很大一部分香港人心理上的优越感，以及对丧失优越感的焦虑，才是他们不愿接受“一国两制”的心理动因。

吴启衲：没错。所以就我的观察，台湾人其实在心理上比较能够接受的宣示，不是大陆说“我一定会对台湾很好”，反而是大陆说“一定要解放台湾”，“因为大陆制度具有优越性，国家有前途，人民的幸福感比台湾高。”

毛泽东时代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虽然当时台湾的反共宣传非常激烈，但当时的台湾人却很相信毛泽东讲的这句话。

今天大陆如果改为诉求“一定要解放台湾”，背后的正当性不见得不如“一国两制”。从现实角度看，台湾在经济上衰退，政治上附庸美国，人民焦虑增加，幸福感降低，这种情况下台湾执政者的施政不见得有充足的正当性，这样，大陆诉诸“解放”的话语，对台湾反倒有说服力。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曾经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摆脱殖民，但内心仍存在“畏威而不怀德”的心态。

所以，台湾不会接受招安，因为觉得“不甘心”；反而对强硬宣示和强力措施的心理接受度比较高，因为这样会比较“甘心”。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后来被称为“叶九条”）。（VCG）

记者：这个观点与大多数两岸学者的观点很不同，不过从取消自由行到拒绝金马奖，大陆明显有强硬宣誓的意味在里面，武统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吴启讷：我当然希望两岸间的历史和政治争端全都可以和平化解。毫无疑问，我并不希望，也并不认为一定要选择武统这一最后选项。然而，中国大陆如果不明确宣示“解放台湾”的目标，反而会最终被迫选择武统。换句话说，明确宣示并展示大陆的目标在于“解放台湾”，是避免被迫走向武统的前提。

从心理层面看，大陆需要面对台湾的独立主张者、维持现状主张者和数量不多的统一主张者，明确宣示自己的目标，让各种主张的人明确了解大陆的意图，避免留下过多的解释空间，减少误判的可能。要知道，不断累积的误判，反而会激化情势，导致武力冲突。

从现实层面看，台湾目前的实力是无法对抗大陆的，大陆在万不得已的情形之外，大可不必使用武力。只要不刻意“惠台”，就会对台湾造成政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以及道德的压力。这类压力的总和，足以超过敌视大陆的台湾执政当局可以承受的极限。

这里所说的经济压力，不是在经济上一味让利，而是让两岸经贸回归常态，适用通行全球的贸易规则，公平交易，公平竞争，改变台湾单向赚大陆钱，却为大陆货品输台设置不公平的障碍这种状态。

道德压力方面则可以体现在，大陆在改善民生上不遗余力，政府遵守对劳动者的信赖保护原则，人民对未来比较有信心；而台湾的经济下滑，民生痛苦指数上升，人民对未来有很强烈的焦虑。

我觉得，大陆现在倡导四个自信，但社会上还缺乏真正的自信。如果有真正的自信，就不会像如今这样用笼络甚至略显“哀求”的口吻对台宣传，一直想彰显大陆在政策上又给了台湾多少优惠等等。其实，台湾青年向大陆的流动，是真实地受到吸引，并不需要诱以“超国民待遇”。

记者：目前正值台湾大选，民进党一直在通过吃香港的“豆腐”来聚拢民意，喊出的口号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以台湾的前途为代价。目前来看，不仅两岸可能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也连带搅动着香港。

吴启讷：讲到香港和台湾一些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我觉得恰好相反。不是香港回归后的情形导致台湾人不愿意统一，而是台湾的不统一让一些香港人有恃无恐。香港部分人认为，大陆希望用香港的一国两制来垂范台湾，因而必须容忍香港一些人以“两制”对抗“一国”的行动，这样的想法才导致香港情势的失控。

台湾，不论是哪种名义的台独，都是认为自己仍然拥有谈判的筹码，所以才会漫天要价。如果中国大陆把话讲得更清楚，就是前面讲的，明确宣示解放台湾的目标，台湾政界和民间自然不会夸大自己的筹码，不至于继续无谓地消耗台湾的资源，增加两岸间动武的风险。

面对台湾，大陆多数人的认知存在着一个重大盲点，即认为台湾人还有中国人的情感。这是误判。经过日本殖民，台湾本地多数接受日本教育的上层菁英已没有了中国人的情感；台湾基层民众也没有建立中华民族意识，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塑造中华民族的几个大的历史过程，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国民党撤到台湾后，在蒋介石时代是借着声称拥有中国正统来维持对台湾的统治，蒋经国时代以后，已经将政权利益放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之前，以国民党和政权的台湾化，甚至对台独的鼓励，来对抗统一的压力。当代国民党的中国情感至多局限在文化层面，与政治的中华民族已经失去连结。

很多大陆人士将台湾的“蓝绿”等同于“统独”，这是上面提到的误判的另一种形式，其实绿固然主张台独，蓝也不主张统一。台湾的拒统势力拥有两个招牌：认同日本殖民者的台独人士，想将“国号”变更为台湾；未必认同日本殖民者，但反对共产党，拒绝与大陆统一的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则想续挂“中华民国”的招牌。

台湾2020年大选，统独牌是各方角逐的重点。（多维：杨腾凯／摄）

记者：所以2020其实是独与不独的抉择。

吴启衲：对，台湾究竟有多少支持统一的人呢？有很多次比较可靠的民调，结果都差不多，在5%左右。近年来，台湾有一两个特定的民调机构，发布过很多次民调，称主张统一的人有30%以上。这一两个特定的民调机构在调查和统计方法上有很大的缺陷，他们的民调结果并不可靠。大陆某些媒体喜欢引用这类民调，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

但是，如果依5%这样的数字，将“不赞成统一”解读成为“主流民意”，打算向其妥协，也不是一种不符合政治常识的想法。在政治现实中，民意是需要引导的。政治人物放弃引领民意，等于在政治上还没入门。

记者：在革命年代提武力解放台湾，可能还比较好实现，但在今天再提，或许与中共现代化有悖。

吴启讷：当然，我相信，中共需要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执政党转变；我也觉得“解放”未必等同于武力。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基于使命感而建立的政治团体，中共也需要恢复它的理想信念。

以香港和台湾来说，这两地并未在完整的意义上的回归到中国。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一国两制必然只能是权宜的、阶段性的政治设计，未来，国家如不能有统一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则其解体的风险将始终存在。即便是当今世界上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权力也远比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力要大。而今，面对尚未在行政上或政治上统一的地区，长期任其维持过渡状态，会让国家和地方同时承受政治动荡的风险。我想，这个阶段恐怕还不能高枕无忧地做执政党。

退一步讲，中共革命阶段的使命，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党内，是不是已经真正达成了，是有疑问的。就党内而言，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当然会损害它的执政质量；就国家而言，未能切断19世纪以来的殖民余绪，当然会让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挑战。所以我觉得，如果换一种心态和思维想一下，香港和台湾议题的性质，究竟首先是统一，还是首先是解放，或许可以解开一些疑惑。基于此，浅见以为，之前将台湾和香港议题简化为“统一”，中间存在一些盲点。

大陆对外宣示，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但如果只讲寄望，抽离自身的角色，恐怕谁都没办法寄望。1949年之后，北京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但前提是这些人和土地都不能脱离国家，政权掌握在国家和国家培植的少数民族干部手中，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上层在政权中担任咨询性质的角色，并不拥有决策权。这样，与汉人聚居区域的差异大于港台与内陆差异的边疆，在政治上并不能挑战中央政府。今天的香港，英国留下来的政治、行政和司法遗产依然左右着香港政治；统一后的台湾，如果被设计成完全由岛上原本的菁英执政，那么台湾不可避免会变成今日的香港，情形甚至会更棘手。

记者：所以按照你的说法，这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了之后给予台湾的启示。

吴启讷：是的。一国两制设计之初是有道理的。但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一国两制的重点在于“一国”，这是基础。

香港在1997年时，还存在很多长期对抗港英政府，维护香港民众权益的反殖民势力，也有一些爱国商人，这些本应该是大陆需要依靠的力量，“港人治港”的结构和内容，应该以此为本进行设计。然而大陆当时缺乏经验，不知道如何管理前殖民地，于是信、用了很多一夜间改变颜色的商人，一些港人讽刺他们是“忽然爱国”。大陆透过这些商人开始了对香港的统治，也试图透过他们去与香港基层接触。只是没想到，其中一些商人多年来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斗。可以说，中国大陆政府在香港回归这些年，很难真正接触到香港的政治脉动。

在香港，特区政府是爱国的，但曾作为过去殖民体系一环的整个公务员体系，其中多数的人并未建立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国大陆这些年也没有对香港公务员体系进行重整，在此体系下，录取的仍然是英国价值体系乃至利益体系笼罩之下的公务员，他们在执行特区政府政策时大打折扣，也就不足为怪。在法律体系方面，回归后的香港承袭了英国人留下的法律体系，很多法官都是英国人，是他们在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判决时不仅呈现西方价值，甚至偏袒西方利益。

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和非洲，在解殖过程中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但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至少在制度上是朝去殖民化的方向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