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困惑的香港未来 躁动的青年世代（组图）

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政治运动就从未停歇，年轻人始终是香港街头运动的主力。（AFP）

自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政治运动就从未停歇。从起初的建制派与泛民在立法会场博弈，到反23条立法、反国民教育、占中运动，一直到今天泛滥的街头暴力乃至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挑战“一国两制”和国家权威，香港青年逐步脱离温和姿态，以愈发激烈的方式走上前台，开始影响乃至主导香港社会运动进程。

以今次持续数月的反修例运动来说，香港中文大学近日进行的民意调查颇能勾勒出这场冲突的轮廓——15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至59岁受访者及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而之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活跃人群构成也体现了这一结论。2014年占中运动后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共计约有60人，当中90%都是90后。在2016年农历春节旺角骚乱事件后因暴动罪被捕的40多名示威者中，除两人外也均为35岁的年轻人……可以说，历次政治运动中逐渐崛起的学界力量“成就”的周永康、黄之锋、朱凯迪等人更是扮演了青年“领头人”的角色。 

香港回归至今已22年，这一出生于回归前后，并成长在特区紫荆花旗帜之下的青年人何以对港府、对大陆怀有如此深刻的敌意？是什么因素让他们一步步走向街头暴力，成为一次次冲突的主体？ 当我们在斥责暴力，痛心这些年轻人的价值取向与国家认同缺失的同时，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透彻反思呢？

青年世代的“两面性”

从表面上看，香港青年人之所以成为香港历次街头运动的主力，与青年人本身由荷尔蒙决定的性格特质有关。一方面，青年人一直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因素，对社会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对社会问题的容忍度也最低，而且其本身对社会问题、对公共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参与热情可能都是最高的。

历史地讲，且不去提晚清之前，单单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便首先发端于当时的北京大学等在京高校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以及青年教师群体如陈独秀等人。彼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一本《新青年》杂志。

尔后，青年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活跃的群体，扮演着历史进程的深度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角色。比如，抗战后的国共对峙时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运动加速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崩溃，1976年的“四五运动”则预言了“文革”结束。整个1980年代，中国大陆青年最深刻地遭受到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并进而进行自我反思与适应，并最终在1989年诉诸一场备受争议的“六四事件”。

而放眼全球，大抵情形相差不多，年轻人都是运动主体。况且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互联网化，而非早年传统的大众传媒时代，对互联网新领域拥有更强接受和使用能力的青年群体，同样也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拥有深刻认知。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书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参与：形式、特征与影响》一文中称，“回归之前，在殖民统治下，香港青年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大多对政治冷感。回归以后，港人真正成为香港的主人，政治参与渠道不断完善，激发了香港青年政治参与的诉求。新媒体的崛起则为这种诉求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渠道和平台”，实现网络政治众筹、网络政治恶搞、网络政治群组和网络政治动员等，可以说，互联网的普及刺激并放大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亦有其自身的先天缺陷，青年人心智尚难言健全，价值观念不成熟，目标不恒常，易受外界影响乃至左右；过于理想主义，凡事易诉诸情绪化的宣泄，难免冲动乃至偏执，其中亦不乏迷信暴力且陷入自我感动的心理作用中。

就以香港历次政治运动青年学生所为看，其捍卫香港民主自由的呼号固然可以争取相当数量港人之同情乃至支持，然而青年人群鱼龙混杂、诉求不一，甚至不乏完全以暴力宣泄不满现状为主，毫无明确政治诉求之暴力分子，最终就使这场以反修例为初衷的公民抗议运动，变成了一场失控的、具有分离主义基调的非法暴力运动。可以说，青年群体从来不是一支高度组织化、独立且有确定诉求的成熟政治力量存在，其中内耗亦并不罕见。

其次，参与示威抗议者不仅多元，且普遍是非观、是非观不健全，始终难以前英国殖民统治与大陆中央政府治下寻找到自我定位，被视为本土意识觉醒乃至成型标志的陈云《香港城邦论》亦面世不过七八年而已，理论结构漏洞百出。2014年占中期间，一位小女孩的粤语版MV《问谁未发声》（改编自音乐剧《悲惨世界》经典名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大热，并成为示威者的战斗序曲，但无人追究背后的真相有多少自我感动和催眠的成分。

青年群体之种种群体性弱点其实早已被人们所认知。比如傅斯年在五四后选择急流勇退，并对此后学生运动保持警惕，并警告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然而，香港局面的演进却恰恰印证了傅斯年当年的担忧。前有旺角骚乱，今又“登堂入室”，公然行凶，围攻香港立法会、泼墨中联办了，甚至精神错乱地咒骂“支那猪”，这恐怕也只有这群同样身为“支那”的香港青年所能自我理解了。

2019年7月21日，香港示威者冲击中央驻港机构，香港的街头政治日渐走向暴力化。（AP）

2019年7月27日，香港光复元朗行动中的香港年轻人。（AFP）

黯淡的现实

如果说，（香港）青年人本身的双重特质只是为愈演愈烈的暴力事件提供了可能的话，那么现实中他们对香港、对个人命运的无力感与挫败感，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将其“推上”街头的头号元凶。

自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经济连续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SARS入侵、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增速持续放缓，近年更是徘徊在2%至3%的水平。香港的回归虽然顺利，但回归后所经历的过程，却如一叶扁舟般，一直在自由资本主义近年经历的浪涛中颠沛流离，相较来说，中国大陆经济虽然近年亦呈下滑姿态，但却正经历了一个快速崛起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尤其是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快速转型和狂飙突进，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及新加坡等同质国际竞争城市的持续进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优势地位。这一切对港人尤其是年轻人造成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与感官落差。

与之相对的是，则香港青年尤其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对自己未来前景的迷惘与困顿。数据显示，20世纪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GDP增速维持在6%以上，而过去5年里这一指标仅为3%。要注意这还是“人均”数字，它意味着还有很多人可能连3%也没有。劳动阶层和年青人的就业机会也很有限。香港统计处公布最新的4至6月的失业率数字显示，虽然整体失业率继续维持近20年的低位，但当中青年失业率的问题不跌反升。而事实，香港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双位数字之上。即便青年人实现就业，收入也鲜见增长。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时，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生收入的平均数只由14,250元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因素，近二十年的增幅只有7.5%。

相对于“四大家族”在房地产领域赚取巨额财富，并助力香港成为世界上房价最为昂贵的城市，香港普通人糟糕的居住条件早已成为社会共识，对于初入社会的青年人来说，房屋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房租的压力早已不堪重负。

美国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Demographia一年一度的《全球房价负担能力调查2019》数据显示，香港连续第九年排在全球最贵的房价榜首，属于“极度负担不起”之列，房价收入比达到20.9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如果不贷款，香港人买房需要不吃不喝20.9年。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只有49.2%的香港本地家庭拥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比例在2004年时曾经达到54.3%。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后誓言要解决竹屋问题，但香港房价却仍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出租公屋的轮候年期屡屡创下历史新高，居于不适切居所者不计其数。

香港的房屋的高租金和高楼价，除了给年青人生活带来相当大的生活和精神负担外，也扼杀了他们很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有不少有能力之人于是纷纷到深圳等地寻求发展。而那些处在香港社会最底层的、没有办法走出去的年青人自然安居无望，成为香港年青人对港府产生不满和抗拒的重要源头。

以上只是香港年青人所面对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切面，但它们盘根错节、不断累积，所衍生出的是一个日渐分化、充满隔阂的香港社会，早已使香港社会成为一个一触即发地火药桶。

沦陷在“殖民时代”

7月初，面对反修例示威愈演愈烈，乃至演变为失控的街头暴力，警民对峙，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曾痛心疾首地反思过去香港通识教育的缺失。此一结论当时虽触发争议，不过它的确引人思考这22年来香港在“去殖民地化”教育上的失败。 

事实上，纵贯中外，去殖民地化与重塑国家民族认同的转型正义进程都是各国普遍存在的，这是对被殖民文化的复苏与重建和对殖民文化的反叛与拨乱。过去一二十年成长起来的年青人，与老一辈人相比，香港年青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香港回归以后，英国的殖民统治虽然宣告终结，但是其学校通识教育等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英治时期的教育模式甚至教育内容。这是一种以殖民宗主国教育为模板并加以本土化改造的教育模式，而其本质则是殖民地教育，以贯穿其殖民统治精神。

一方面，它“塑造”了香港人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既有英治臣民的成分，又有中国人身份认同的特征，近年亦产生不断被强化的本土派意识，“错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碰撞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设定不可避免地跨过1997年，在当代青年群体身上打下清晰的烙印，而更甚者因为“一国两制”这一道最后的藩篱的存在，更容易刺激其对中国大陆的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痛点。在此背景下，香港年轻人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最忠实信徒，用自由主义的温度计来测量内地制度变化的体温，放大了两地之间的制度张力。而中国大陆政体中专制文化的普遍存在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缺失，尤其是一些中央治港部门的官僚主义行为，也强化了他们的反感情绪。

在教育问题上，港府在回归之后也曾经做出过努力。如2012年，梁振英政府就试图在小学一年级至中学六年级推行新独立学科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使学生对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快速的发展引以自豪感及建立国民身份认同……确立个人于家庭、社群、国家及世界范畴的身份认同”，但最终因为遭遇抵制无果而终。实事求是的说，这种抵制既有现存西方价值体系对新价值体系建构的抗拒，又有精神殖民遗留对母国身份认同排斥的成分，但国民教育学科内容设置偏颇，梁振英政府推动手法粗糙，忽略了港人对教育的一贯认知，也是推行失败的重要原因。

而如果说国民教育内容的设置有失“左”的偏颇的话，2009年正式在香港高中推行必考的通识教育科，则向另一个方向偏离。如，由龄记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初中新思维通识单元2：今日香港》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时，援引表情愤怒的“律师”的意见，以及愁容满面的“市民”的说法，唱衰“一国两制”。这样的教材对青少年在政治倾向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一些通识课教师，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宣扬“仇警”的偏激情绪，宣扬如何规避使用暴力所带来法律风险——比如戴上帽子和口罩，这次反修例示威中一些激进示威者的装扮，就直接体现了这种教育错位的恶性后果。

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香港在九七年已经回归了，但回归后未加革除的后殖民地教育体系，却像生产线一样，在日夜不息地以殖民地标准生产着臣服于殖民地价值体系的臣民。将这些批量生产、且高度活跃的殖民地精神臣民，置于回归后正艰难融入母体中国的香港，可想而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产生多么激烈的矛盾冲突。

香港回归之后未进行去殖民化的转型正义和国民教育的缺失，让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缺乏基本国家认同。在此背景下，一旦香港经济发展低落、社会发展失衡，受激于特定的事件，势必借机向港府发难、向北京示威，拿“一国两制”做突破口，甚至通过一些破坏性非法暴力行为来宣泄情绪。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香港年青固然有其不成熟之处，他们中有些以一叶障目之促狭心态，不愿看更不愿接受陆港政经格局的变化，一味自怨自艾、诉诸暴力，这确实可悲、可叹，也应依法规范。但面对失去香港年轻时代普遍存在的生活和心理问题，港府和北京更应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认识到回归后治理的缺失，不应将青年暴力视为一般犯罪，要拿出诚意和办法从根源上化解矛盾，建立共识，最终才能寻求到香港永续平稳发展的最优解，避免混乱局面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