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香港教育界专家：地产霸权“紧箍咒”怎么摘（图）

暴力袭警、冲击立法会、污损北京驻港机构悬挂国徽……由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示威游行，正在走向扩大化和暴力化。而且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一些国家已经发出旅游警告，昔日的东方明珠俨然成了让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暴力之都"。

一方是北京的言辞谴责，另一方却是香港连续不断的暴力抗争，究竟该如何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多维新闻就相关问题日前在香港专访了多位学界、法律界与政界人士。

记者：大家通常说香港问题的时候更容易说地产霸权，几个地产大佬绑架了整个香港的经济，你觉得地产霸权的紧箍咒能摘掉吗？能破了这个局吗？

邓飞：本来就可以破，明日大屿计划其实背后的算计就是破，明日大屿计划就是迅速能让特区政府掌握足够多的土地储备，因为现在的土地储备是地产商比政府还要多，所以造成寡头垄断，如果特区政府掌握更多的土地储备的话，就等于逼迫地产商不能做土地的囤积，要尽快把土地拿出来开发，不开发的话，那政府来开发，政府来储备，地产商手上土地储备的那些东西就不值钱了。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赶在政府开发之前要把那些土地囤积都拿出来开发。

记者：香港现在的土地相关政策，毕竟还是有限空间内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但内地很广阔，比如说像大湾区，某种程度上也为香港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机会。

邓飞：不容易，如果十来二十年前还可以，现在的话，比如你是内地的国企或者内地的民企，你有多大的意愿、兴趣去聘请香港人？你有什么竞争力？凭什么要我聘你？你不能把内地作为一个解决香港就业或者向上流动一个地方，香港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具备20年前、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时候那种独有的竞争力了，这些东西还必须按经济规律和商业规律办事，内地无论是国企老板还是民企老板，请香港人干嘛？他们不可能比内地大学毕业生更了解内地了，你说有国际化，有什么国际化？英语，现在随便找个都有，你也不能强迫内地的老板去请他们，你说国际化英文好，不一定比现在内地的大学毕业生更好，你说熟悉国际规则，问题是刚毕业出来懂什么国际规则？现在能够去内地发展的，基本上在香港已经有相当基础，回内地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

记者：我认识的一些香港的年轻人确实是这样，缺乏竞争力。按照我们之前理解，香港的高等教育都比内地感觉上要高很多，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邓飞：香港人有种很强的怀旧的意识。现在高考最好的学生在香港，不说内地高考，99%的人都是奔着第一是医生，第二是律师，第三是所谓国际金融，但是医生是压倒性的。无论他学习的是文科还是理科，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像内地同龄的年轻人，比如要搞一个科创项目，或者搞一个文创的项目，没有。最传统的高端中产专业是最有保障的，什么创新，一概不讲，成绩最好的10个高考状元，9个都是奔医学院去的，不是对医疗卫生特别感兴趣，纯粹是第一社会地位高，第二经济有保障。其次是律师，也是传统的专业，没有任何创新的东西在里面。

这跟同龄的内地人完全不一样，同龄的内地人不可能把医生看成第一，甚至法律也不见得是第一，理科可能搞科创，文科可能是文创，反而比较多元，没有特别集中在某一个专业上面。但是香港不是，基本上是最传统的专业。这种在职业发展上的保守性，当然这个保守性背后有很多原因造成，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是存在的，所以造成性你让他回到内地，根本就拿不出东西可以跟内地同龄的大学毕业生做一个竞争，拿不出手。

记者：所以你对大湾区也不太看好？

邓飞：不是我不看好，而是现在所有迹象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不是说大湾区项目不好，而是项目再怎么好，不一定能够解决香港的就业问题或者社会向上流动的问题。

记者：有一组数据，说是现在香港移民去台湾的人数再不断的上升。

邓飞：对，但是那个绝对数还是比较少的，移民到台湾是相对休闲的，台湾本身也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而且台湾现在，在研究要修改法律去堵塞这方面的移民，台湾的政府危机感比特区政府强的多。台湾现在修订法律，就希望如果你真的要移民到台湾，包括投资移民，最好跟科创有关的，纯粹是买个房子在那儿住的话，他不想你去，害怕你这样一来把台湾房价推高了，现在台湾在修正法律，而且香港人去到那里，尤其是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发展空间，台湾的年轻人自己都没有出路了，何况外来的？

早年香港去台湾读书的那些孩子后来都后悔了，就觉得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开头觉得很温馨，很受《那些年》电影的影响。

记者：小资，小确幸的感觉。

邓飞：对，还没到大学毕业就受不了了，觉得不行，一潭死水的地方。

记者：特区政府经过这一次，管治威信基本上没有了，接下来要怎么走？

邓飞：没有了，熬不下去了。

记者：这次林郑最大的问题，是用技术性手段处理了政治性的问题。

邓飞：我觉得也不一定，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政治性的问题，在殖民性时代一直是这样子的，政府故意不承认这些政治东西，不跟你较量政治性的，故意把它技术化处理掉。如果大家都是政治化处理，还是那句话，继续辩论一千年都没有结果。

记者：她如果用技术性的手段解决政治性的问题，前提是她明白这是个很政治性的东西，她再技术性处理，她的手法和整个推动的过程就不会是今天这么糟糕的情况。

邓飞：从头到尾，包括北京在内都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的局面，什么政治性、技术性那都是后来反对派再加上外国过度的反映，把本来真的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变成了政治性的问题，就算是不用技术性的手法来应对，用政治性的手法处理，怎么个处理法？具体什么叫用政治性的手法来处理？不知道怎么操作。

记者：至少应变很糟糕。

邓飞：如果真的要显示出她的笨拙、愚蠢的话，并不在于她的预测失算了，这可以谅解，真的是她的应变很差。

记者：北京这次也很克制，没有特别过渡的介入。

邓飞：对，北京才是真正的冤大头，什么事最后的责任都往那边推，无论是建制、官方还是反对派，总是说它是最后的幕后黑手，反对派说它是最后的幕后黑手，但明明它没有伸手，建制的话，就是搞不定，最后把这个球往北京那边推。

记者：那些走上街头的人，虽然喊的口号都是对着特区政府，但其实他们也是把那个声音喊向北京。

邓飞：对，因为现在有一些学者，不一定是内地，包括本地的学者会说，每一次政治激进的事件，都没有很明显反内地，更多是反本地的特首，所以就觉得其实这还是不幸中的万幸，还没有完全反中央的态度。

但是我的意见不是这样，我的意见刚好相反，所有掀起轩然大波的政治事件都不单纯是香港的事件，肯定跟内地是相关的，即使国教课，也是国民教育，不是港民教育。占中，831在，白皮书在，今天是“反送中”，“中”是中国。其实是什么？香港的反对派，反本地是反具体某个官员不是特首，梁振英、林郑，反某个官员，反内地不是反具体哪个官员，是反整个制度、社会、文化。

他们不反对内地具体的官员，一方面不敢，另一方面觉得没必要，因为觉得不是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他反的都是内地一党专政、司法制度，那是更加根本性的问题。

记者：那就很奇怪，一方面觉得最好离我远远的，不要打扰我，另一方面这些诉求的背后是在反这些东西。

邓飞：因为他们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觉得内地一直在冲击我，一直都在改变我，通过中联办或者其他机构和方法，一直在改变我。

记者：内地的变化他们看不到吗？

邓飞：不重要，反正一句话“一党专政”，就够了。

记者：内地的司法、法治，包括方方面面的社会治理都有很多问题，但确实是在变化。

邓飞：这个客观现实就是，这里的人不是这样看，我相信即使西方的民众也不是这样看，客观事实是一方面，观念是另一方面，我现在描述的是观念上的事实，不是讲客观事实。

举个例子，中国驻美国一个总领事，有一次在美国研讨会上讨论，他说怎么去做好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工作，他说中国做的还是非常不足，中国制度上面改进和有约性没有办法向西方社会宣传出来，而西方社会本身有许多国家是走到一个瓶颈了，反过来中国民众也不一定深切了解到。当时这个研讨会只有他一个是中国官员，其实都是美国学者，没有美国官方，很多美国学者笑得整个失态，没礼貌了，他觉得我们制度这么优越，你的制度这么差劲，凭什么这样说我？那反映什么？反映了观念的落后，观念对客观现实认知上的落后，观念对于既定的一些成见是很固化的，我们要面对就是这么一个世界，别说美国，香港就是这样。

记者：中国内地有时候很多事情做的蛮好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最后通过传媒讲出来之后就变的很糟糕了，产生了很负面的东西。

邓飞：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反而很容易理解，比如说内地人所谓的“铁公鸡”，搞许多基建，据说有一半尤其是三线城市都成为“鬼城”，成为一个大笑话了，也别说在境外，在香港有许多讽刺的声音，即使在国内都有很多不认同的声音。但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搞这些基建有一半成功都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从商业的标准上你已经成功了，反而商界，尤其是大商业集团，大财团那些高管他们觉得是很容易理解的。包头整个城市成了“鬼城”，那又如何？问题是整个对蒙古都激活了，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有一半的三线城市都垮掉了，都成了“鬼城”，那“鬼城”就“鬼城”吧，问题是一线、二线城市都搞起来了，人家从商业的角度、专家的角度看完全是成功的，没有问题。

记者：你怎么看反修例风波中香港建制媒体的表现，有种“全线沦陷”的感觉。

邓飞：不是文汇、大公的编采人员的问题，“六七”暴动后，文大的名气基本上垮了，在“六七”暴动前尤其《大公报》在香港的公信力是很高的，但是“六七”暴动中《文汇报》一边倒支持所谓的那个时候的“左派”，形象开始变得很糟糕。

面对反修例的问题，文汇、大公无法脱离官媒的印象，尽管文汇、大公客观来讲，其实做的相当不错，即使是非政治性的新闻，做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市民大众对它的印象真的扭不过来。

记者：文大其实相对容易理解，那TVB的事情呢？

邓飞：其实香港人挺顽固的，不轻易改变一些既定的看法，或者说改变既定看法的人早就不在香港住了。如果是长时间定居在内地的香港人，相对来说比较开明一点，没有那么固化，因为他看着内地在转变，这些人是相对比较客观。但是留在香港或者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的那些人特别顽固，其实香港人很保守一个群体，他保守就等于不变，他巴不得整个香港就冻结在当年80年代经济最繁荣，社会最和谐的那个时代，为什么唱来唱去都是《狮子山下》，因为那个歌是70年代，当时一个电视集，一集一个故事，反映不同阶层人的生活状况，很感人很人性化。但是造成了香港人老是冻结在那个时空环境里，不愿变，香港人的意识形态，香港人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方式的那种保守性远远超过内地。

在内地，同样都是都是80后，85后和85前都已经不同了，90后和00后又不同了，70后是最尴尬的，60后有之前文革的包袱，不容易摆脱这个包袱，70后是最尴尬的，他没什么文革包袱，但是什么制度的更新都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的，说得好听叫改革开放，说得不好听叫福利分房没你事，工作分配没你事，计划生育有你事。

记者：每一代都有自己的问题。

邓飞：所以每一代人都会有他的成长记忆中的包袱，但是他的多元性和对于迎接未来的期望肯定比香港强的多，再加上内地够大，你在北上广找不到工作，在一线城市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往其他地方挪，地方的广大性提供了你事业发展的多元性。但是香港你在天水围到港岛南区去有什么区别？现在有了大湾区，这是个很理想的选择，但又回到我刚才说的问题，凭什么要国企老板请你，凭什么要民企老板请你？你有什么特别之处？现在能够回去都是锦上添花的人，都是在香港已经有相当基础的人，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回去是找不到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