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香港开始“要民主”，一些人就挑唆别人挑战警察（组图）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7月的香港仍未摆脱乱局，相反事态进一步恶化。反对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从打砸立法会到围堵中联办，乃至挖人祖坟，不断挑战香港社会法理及道德底线。

而在系列事件中，警察这一群体也遭受反对派双重攻击：示威者主动冲击、围殴警察，更有警员手指被咬断；警方维护秩序，合理回击，却被反对派传媒描述、剪辑成“施暴者”形象。

香港警察防卫回击的底线在哪？香港社会为何撕裂加剧、暴力升级？按如今发展态势，香港前途又在哪里？观察者网为此采访了在香港从警37年，现已退休的警司余先生。

“撑警”，撑的是什么？

记者：7月20日的撑警活动，听说您也去了现场？

余警司：对，不过没有讲话之类，只是过去和大家在一起。

记者：有一个疑问，所谓的“撑警”，撑的是什么？有没明确的说法？

余警司：最近香港的情况不太好，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很多人的思维出现偏差，仇视警察，而警察做不了事的话，不利于社会治安，对人们也不好。警察受了很大的委屈，作为警察，我觉得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因此和老同事过去支持他们，给他们一些鼓励。

7月20日拍摄的“守护香港”大型集会现场。（图/新华网）

记者：不少警察在维持秩序中受伤，比如有新闻报道，一名警察手指被暴徒咬断。请问香港警察防卫回击的底线在哪？在西方，如果对方有袭警动作，警察有权立即回击，甚至开枪防卫；香港警察面对暴徒冲撞，为何选择了“柔性执法”？

余警司：我从1976年开始做警察，那时警察就是一种权威，警察说什么，市民都会听入、服从。但自从香港开始“要民主”，一些人就开始教唆别人挑战我们，叫我们每样都要说明、解释。我们会为市民提供基本的资料，但是一些市民经常要警察在街道上回答他的问题，导致警察无法正常工作，后来就演变成在街道上骂警察。

回归之前，是不会出现骂警察的事的，回归之后越来越多。警察如果失去权威性，还怎么执法，怎么维持社会治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要先开始改变市民的一些观念。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工作的时候，警服就是我们身份的象征，警察肩膀都有一个编号，大家可以清楚看到。但是现在有人开始“玩嘢”（注：粤语，戏弄、找茬），就是要愚弄警察，要警察拿委任证。如果警察穿便装，要求看委任证，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一个穿警服的警务人员，为什么还要拿委任证出来？是否过分了？回归之后出现很多问题，这些需要警队高层去面对，思考如何解决。

图片来源：香港警察

元朗事件中警方的表现不应被指责

观察者网：这次元朗事件，不少泛民指责警察来迟，认为警察“纵容勾结‘黑社会’”。您怎么看他们这一说法？

余警司：首先我们要知道元朗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最近那些泛民要去不同的地方搞事，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包括搞“连侬墙”（注：又可写作“列侬墙”，在香港主要指贴满便利贴的“民主墙”）、游行、集会、示威。他们先去了大埔，又去了上水、沙田，每一次都是以暴动结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在元朗事件前一星期，有些泛民跑到元朗搞“连侬墙”。元朗的街坊担心社区安宁受到破坏，于是不准他们在那里乱摆，把他们赶走。第二天，泛民就推出海报，说要“光复元朗”、“寸土不失”，很有挑引性和攻击性。

元朗的村民当日已在WhatsApp群组里说了，如果这帮人进来，就一定要制止、教训他们。这帮年轻人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们什么都不管，说到就一定要做到，于是7月21日坐车到元朗。元朗的一些人集结在西铁元朗站的上一站——锦上路站，看到很多人在西铁上，于是通知元朗村民。元朗村民用白衣标明身份，他们就拿着藤条守在元朗站，等黑衣泛民下来。

别人已经警告你不要进来搞事，是不是最好走人？但黑衣泛民们就不走，他们就要隔着个围栏，在那里骂。一些泛民在那边喊“你够胆就过来呀，够胆就过来呀”，有些泛民甚至非法拔来消防水栓，开水喷村民。这就激怒村民咯。中国有句话叫“先撩者贱”，听到他们还在喊“够胆就过来”，那村民就过去咯……泛民们害怕了，要走了，但走的过程中一些就打起来了。

元朗冲突现场（图/港媒）

我觉得，宣扬政治不是你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的理由，你不能骚扰别人社区的安宁。别人都过来了，泛民们可以走了算了，为什么不走，一定要做别人不喜欢的事？站在这样的角度看，我不觉得村民有什么错。后来出现比较严重的暴力事件，事态变得难以控制，大家无法收尾，那是因为很多村民都是粗人，你激怒他们，他们什么都“够胆”做的。

现在香港的传媒绝大部分单方面指向元朗的村民，说是村民的错。其实大家要是看整件事，就能发现是谁的错。这事跟黑社会也扯不上关系，个别村民有没有黑社会背景，我不敢肯定，但这次事件的行动者是元朗村民，他们不都跟黑社会有牵扯。

而香港传媒中，除了《大公报》《文汇报》，其他全都攻击警察，说警察为什么这么迟到场。其实，警察这么迟到场，也不是警察的错。

泛民们本来说要在香港岛进行和平集会，事先说好游行到湾仔卢押道就停止，结果负责人跟那些人说，可以继续向前走，前面有地铁站坐车。那些人不懂路也不问警察，就接着走，一直走到西环中联办，最后发生暴动。这事警察是有预见的，所以提前在港岛安排了很多兵马——港岛警察数量不足，所以从九龙、新界抽了不少人过去，抽完之后，元朗警区的警力自然是不够的。

泛民们在明知警察不够的情况下，还要在7月21日“光复元朗”，另起战场，这样一来，大家在互斗的时候，哪有那么多警察在现场？只能派寥寥两位警察到场，结果发现根本没可能控制住场面，那只能先撤退了——如果不走，恐怕连警察都打。而等其他警察来抓人处理，是要时间的。所以，就这样迟了。

因此，泛民对警察的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记者：香港警队被要求在执法过程中保持政治中立。请问该如何理解“政治中立”这要求？

余警司：香港是法治社会，警察执法，要求尊重法律条文，不应涉及任何政治因素。

但是回归之前，法庭受各方面影响，放入政治元素，导致警察执法时都不清楚自己工作的界限。比如有人“阻街”（注：粤语，阻碍街道），妨碍了公众地方秩序，警方可以起诉；但是如果他们是政治团体，东西摆在街道上，导致街道无法行走，警察执法告上法庭后，法院宣判无罪，这里面就混入了政治因素。究竟什么情况下是政治，什么情况下不是？混淆严重，使得警察根本无所适从。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警察按法律条文执法，把政治的东西扔到一边，如果我们起诉后法庭认为那边享有自由，是政治事件，那就法庭去处理，不应让警察执法。

记者：以前香港警察被誉为“亚洲最佳”警队，您认为现在还是吗？

余警司：不讲政治因素，如果只说扑灭罪行、维护社会安宁，理论上香港警察仍是亚洲最出色的；但如果把政治因素放进来，很多事情我们就都没法做了。现在香港警察为对付暴动，疲于奔命，在社会治安等其他方面事情上，人手真的不够。好在香港现在的治安算好的，起码没人出来抢东西，没有“省港旗兵”趁机打劫金铺和银行，这点是我庆幸的地方。

警方遭网络暴力，但暂无保护措施

记者：现在一些香港警察及其家人应该正承受非常大的压力，除了泛民指责，有些甚至遭遇网络“起底”，一些还收到死亡威胁。请问您了解这些同仁及其家属的现状么？

余警司：近日香港发生那么多事，警察的士气怎么样，各有各的看法，有些说警察士气低落，有些就认为未必。

以我自身来讲，我退休前当了37年警察，我不会觉得这种情况会令我的士气低落，因为我是警察，我要做警察该做的事，我不会就这样被人打败。而现在年轻一辈警察有没有这样的思维，我就不知道了。我的儿子也是警察，他也是年轻的一辈，但他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确实有泛民要起警察的底，至于是不是很多人很担心，我也不确定。起码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顾虑过，我觉得我的朋友也都不会，而其他不认识的警察，我就不清楚了。

记者：平日里警队发生过被网络“起底”、收到死亡威胁的事吗？

余警司：从前从未有过，都是最近才开始的。

记者：那据您了解，警方有没有采取措施来提前保障他们的安全等权益？

余警司：坦白说，我相信是没有的。这几个礼拜，我的儿子天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事发生。我们警队有个词——“stand by”，要在某个地方就近候命，一有事情发生，就马上出去应变。人手已经很紧张了，警务处哪来多余的人手去保护家人？

而且现在不同以前。港英年代有很多警察宿舍，警察差不多集中住在宿舍里，那时要保护这些警察家属不是太困难，把那几个宿舍包围起来就可以了。现在宿舍少了，很多警察及其家属住廉租屋或居屋，且住得分散，这样一来，警务处怎么保护他们？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香港现有警察宿舍分布（图/谷歌地图）

香港社会为何撕裂加剧、暴力升级？

记者：您有没留意过，现今的游行示威活动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一样？

余警司：香港历史上有过几场暴动，比如1966年有天星码头骚动，1967年左派发动“六七暴动”，街头还出现过炸弹，1984年出现的士罢驶引发的骚乱，这场我也有参与出警。的士骚乱，是有些的士开到街道上，一些匪徒趁机撬店铺抢东西，与“六七暴动”性质不同；而现今暴动中激进派泛民攻击警方，在某种意义上跟“六七暴动”是有些相似的。

“占中”可以说是现今一连串暴动的“前哨战”。当年“占中”运动比现在的几次暴动要平和些，他们试探出香港警察和政府会反应到什么地步，发觉原来可以更激进些，所以这次他们的行动就升级了。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现在这些游行，对您和家人及周围友邻的日常生活有没什么影响？

余警司：这段时间来香港的内地人都少了，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很乱；我在国外的每年回来过暑假的朋友都打电话问：“香港是不是很乱？会不会有危险的事？我是不是应该暂时不回来？”

外面的人之所以对香港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因为香港传媒和外国媒体曲解香港问题，将香港讲得很差，导致外面的人对香港完全没有信心。其实香港仍是十分安全的城市，那些所谓的暴动影响不到游客。所以，我都会跟朋友说，“香港没问题，你可以放心回来。”

记者：像外出吃饭、出行交通，这些秩序都还正常吗？

余警司：各方面都没问题，除了有游行集会的时候。警察会提前封一些主要干道，供他们游行。如果是和平游行，就没有问题，游完之后，交通恢复正常；但现在他们游行完会升级行动，开始冲击立法会、包围警察总部，有几天还去搞中联办。这情况就很难讲了，因为可以拖得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有时能搞一整天。

除去这些，香港交通日常都没问题。你现在来香港走一走，就会发现一切如常。

记者：现在香港主流社会开始呼吁“反撕裂”“反暴力”。请问您认为是什么导致香港社会撕裂、暴力升级？

余警司：我跟我的朋友聊天时分析过这个问题。在我这一辈，很多人的思维都很正确，大家不会诉诸暴力。我们有任何不满的事情，会发言说明——我们都很珍惜言论自由。社会上不会样样平等，不是每件事情都有公平的结果的，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有时候一些事应该做、可以做，但都会选择不做。我们相信政府是平衡各种因素后才做出决定的，所以即使事情未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走，我们这一辈也都会接受。

香港回归之前，教育制度中的一些元素开始发生改变，年轻一辈受教育的熏陶，想法跟我们这一代已完全不同。一些人觉得他们就是不喜欢香港受中央政府管治，希望重返港英年代，他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

这一次修订《逃犯条例》，我跟很多人聊过天，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很多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的，单纯为了反对而反对。待我解释完，他们再没任何理由同我争执，最后只有一句话，“我不喜欢共产党管治，我不想被人拉回大陆”。香港老一辈有些人仇视共产党，年轻一代有些人恐惧共产党，这主要是香港的教育问题。

其实香港回归之后，自由度比回归之前更高了。在港英政府统治年代，我们哪里有那么多发言权，哪里有那么多游行示威？现在如果自由度不高，政府也不会天天被骂，也不会个个礼拜都能游行示威。正是因为自由度高了，一些有心机的人士就煽动已被洗脑的年轻人反政府，反对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已过了近22年，还剩二十多年，这帮年轻一代出来搞这么多事，那未来二十多年该如何？如果“一国两制”维持不下去了，必然是“一国一制”，到时他们又该怎么应对？二十多年之后，我已八十来岁，怎么都无所谓，他们现在还年轻，搞乱香港，那未来生活会怎样？可能到时想离开香港，但没能力离开。他们完全没思考过这些问题，别人叫他冲就冲。

激进反对派围殴警察现场（图/港媒）

记者：关于教育问题，其实中央及香港政府也曾试过补救，但改革提案都被香港社会拒绝了。您认为这教育问题可以怎么改？

余警司：这是一个死胡同来着，我真的想不到该怎么解决。现在香港年轻一代普遍已“中毒”，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学校老师入手，而现在很多学校老师也都是这个思维。要改变他们的思维，要从大学入手，但那些大学教授可能还都是这思维。所以这真的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香港很多人很有知识，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我想可能也因为他们对内地没有信心。比如当年毒奶粉事件，毒奶粉害了很多宝宝，我们香港把这看作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不少人觉得一些涉事人员应该拉去枪毙。结果，没有枪毙，只是受处分。这事对香港人的思维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记者：回归这么些年，您怎么看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彼此竞争，还是可以合作互补，又或者其他？

余警司：以前香港人认为内地人的知识水平不够、文明程度不高，所以看不起内地人，会叫内地人“阿灿”。我想当年承诺“一国两制”方针“五十年不变”的思考之一是让内地用五十年的时间提高水平，与香港看齐，到时大家再融合成“一国一制”或再作考虑。但内地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的速度快到无法想象，知识水平和文明素质也有极大提升，相比之下，香港人就变差了。

很多香港人只会想当年，不思进取，一直停留在某一阶段。跟别人一比，之前的优越感没有了，自卑了。没人家厉害，那能怎样？可以去内地工作。然而香港很多年轻人思想受荼毒，从心里害怕或看不起内地，死都不愿去内地，这样怎么会有进步？

香港前途在哪里？

记者：对于未来香港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您有没有自己的期望？

余警司：目前我看不到香港的前途在哪里。

最近出来游行示威的人数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有消息指接近200万人，其实我觉得100万都算多的了。就当100来万，占全港人口的1/7。）这帮人一定会参与今年年尾区议会选举和明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香港人“政治冷感”，对投票兴趣不大，每年投票率都不高，所以我认为虽然他们只占人口的1/7，但至少会占投票人口的一半。换而言之，如无意外，泛民会赢得未来区议会、立法会的选举。

香港立法会

如果立法会受泛民控制，那所有立法都要跟着泛民的思维走，然而泛民的思维和中央并不一致，你认为中央会怎么看香港？香港要做一个“坏孩子”，你认为中央会怎么处理？若问我，我认为只有两种处置方式。

第一，结束“一国两制”，走向“一国一制”，到时要走的人走，不走的继续留下发展香港。不过我对这一方案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央要顾虑国际形象，现在“一国两制”还未推行过半，这么快取消不是好事。

如果继续施行“一国两制”，那就是另一个方案——港人治港，具体来讲，是泛民治港。泛民治港，中央政府会喜欢、满意吗？最后极有可能是中央握紧主权，其他不管，香港爱怎么玩怎么玩。

如果中央政府放弃香港，那香港人的生活就惨了。当年SARS过后，要不是中央政府让内地人来访香港，帮助香港恢复经济，香港早就已经倒下了。渡过难关之后，香港人就骂内地人是“蝗虫”，令香港受损——香港人希望来香港的内地人都是有钱人，过来高消费，穷人不要来，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以后香港再出现任何事故或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可以甩手，让香港自救，到时香港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是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已经62岁了，退休了，生活基本无忧。我有空也会去内地，看哪些地方可以买间房，必要时将香港的东西收拾好，去内地住。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无所谓的。但年轻的一代又能怎么样？年轻一代自己现在种了恶因，恐怕未来得受回恶果。

记者：有没可能鼓励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多出来投票？这样就能避免香港往您担忧的方向发展。

余警司：现在建制派还有时间鼓励那些市民多出来投票。但是香港人是很奇怪的，很多懒得去投票。“占中”事件中，我们警察受到那么多委屈、伤害，理论上警察及家属都应该出来投票，支持警察。但看“占中”后的投票，有警察宿舍的选区的投票情况并未如想象中那般改善。

没投票前，很多香港人坐在家里说，“那帮人不行，我们要撑警察、撑政府”，但到投票的时候，他们不会出来。这一次会不会有所改善？我不知道，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