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一个并非首要却必须解决的问题（图）

香港的事情闹得很大，全世界都在关注。当下趋势是游行逐渐被激进分子骑劫，且愈发变成年轻人周末打发时间的“光荣”方式，估计事态会持续发酵到10月1日国庆日乃至11月下旬的区议会选举。

这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和缘由起因早有各方大家评述，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只想针对一个香港长期存在，且时而被人谈及的问题：港府在以经营生意的方式治理国家，这是行不通的。

过去4年间，我有过半时间在香港渡过，对这座城市的一个观感在于，美国总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自由、最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其实香港更甚，在这一点上无愧香港连续十多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当然，这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也有着社会主义国家教科书中描述的资本主义所有的缺点，除了“中港矛盾、外部势力”之外，这些民生问题也是造成香港动荡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这与港英时代的历史以及“港人治港”理念在落实过程中走样相关。

1980年代，香港商界迎来了真正意义上拥有政治话语权的华裔商人。在那英国人即将离去的年代里，这批商人在北京的支持下，逐步从英国人手中夺得了对香港经济和各产业的掌控权。这种“政治经济皆回归”的情况，似乎为1997年之后的“港人治港”铺垫了颇好的前景。

对于港人治港，邓小平是有信心的，他曾于1984年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

因此，由这波“为香港拼出了繁荣”且爱国爱港的人来治理香港，能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还真就出了问题。

长期以来，香港都是在商言商，对英国人而言，这也是香港存在的意义，这座城市最大的价值和能力就是创造商业价值。可是事实证明，在商界取得巨大成功的香港精英群体，直到今天恐怕都还未明白治国与经商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而当新一代香港人的期望不再仅限于经济数据攀升、不再仅限于交上耀眼的企业年度报表，那么社会就有问题了。

港府执政者、立法委的议员们（包括建制和泛民）以及西环中央涉港机构的官员们都需要明白，一国两制固然承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但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元素。

要知道，“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许人们应该想想，当香港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于香港都有一些“不自由”。这些“不自由”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元素，就是政府干预。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里不是说香港就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元素的政策，公屋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只不过问题在于目前做的完全不足。便是以公屋为例，目前一个两口之家的收入需要在18,690以下才可排队轮候公屋，若是三口之家，月家庭收入则需在23,010以下，平均排队时间为5年。这个收入是怎样的水平？要知道，一个未受过任何高等教育、在街边炸鸡摊卖炸鸡的18岁少年，一个月收入大致也可拿到11,000至12,000港币，18,690港币的家庭收入仅为温饱水平。

当然了，延伸一句，2018年香港家庭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为28,000港币，其中最高的湾仔区为42,000港币，最低的观塘为22,000港币——香港有太多人真的就仅仅生活在温饱水平。

面对这样的情况，香港政府在坐拥1.83万亿港币可动用财政储备之情况下，依旧笃信“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信条，这就难免香港那么多市民骂街了。

如今的香港政府一方面大多是由公务员出身的人组成，只知按部就班完成行政事宜及上司安排的任务，真心缺乏针对问题设想解决方案、“主动给自己找活”的政治治理的思维。另一方面又与利益集团密切捆绑，形成了一个离地的重商群体，导致严重的政策倾斜。

他们不明白的是，港府的任务并非仅限于为商家提供良好而自由的经商环境，甚至应该说，这都不应该是港府主要的任务。他们本应为市民提供住房、就业、娱乐、安全等一系列服务，并富有远见地适当打压垄断，为中小企业提供机遇，为朝阳产业布局。他们真正该引以为傲的成绩，并非传统基金会每年“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评分，而是经济公平、社会安全，以及市民对政府的认可程度。

这当然只是香港问题的众多切面之一，应该也称不上是最主要的促因，但这个促因不解决，香港的问题终归无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