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从中国“推特外交官”看外交“韬光养晦”的结束（组图）

最近，中国驻巴基斯坦外交官赵立坚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社交网站“推特”上的交锋引起全世界关注。面对赖斯对中国新疆政策的指责以及对他个人的污蔑，赵立坚用推特进行了批评与反击。

无独有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也在近期就香港修例问题接受了BBC的访问，面对主持人充满偏见和敌意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就香港的真实情况与中央政府对港政策进行了清晰明了的解释。

赵立坚大使与赖斯

赖斯在推特中称赵立坚是“种族主义耻辱”

近年来，中国外交官在媒体上日渐活跃，越来越善于利用中外媒体发声，也越来越个性化。不仅让国内民众对中国外交官“耳目一新”，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针对这一现象，观察者网采访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请他谈一谈外交战线上的新变化。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记者：金老师您好。近来中国外交官越来越多地直面外媒，主动出击，与国际上诋毁和误读中国的声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人说，中国外交已经改变了过去“韬光养晦”的政策，您怎么看“韬光养晦”？中国外交是否已经走过了“韬光养晦”的时代？

金灿荣：首先，韬光养晦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国家战略，而外交风格的变化主要还是一种外交能力的提升，这两个东西不能直接联系。韬光养晦是一个阶段性的国家战略，是小平同志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非常艰难的外交处境提出来的，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成为我们总的指导思想。

小平同志认为，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讲，最重要的是内部发展要好，内部发展的核心是要搞好经济。所以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国内优先，在国际上不要主动卷入矛盾，即使有时候你不卷入矛盾矛盾来找你时，我们也要很克制地使用力量。

我个人认为韬光养晦是一个很好的、很复杂的思维系统，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韬光养晦”这个词一出来就被外国人误读了，美国人白邦瑞在一开始就把这个成语翻译成“Hide one’s capability and bide one’s time”——直译过来就是“隐藏力量，等待时机”。这个翻译相当不好，我们是真心地“韬光养晦”，外国人却认为我们在“卧薪尝胆”，以至于有美国朋友开玩笑问我，你们在等待啥时机啊？这也是挺尴尬的，我们没有等待什么时机，就是想好好发展。

长期担任“中国事务顾问”的白邦瑞

第二，不管美国人怎么翻译，怎么理解，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确实是很认真地执行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不惹事儿，很克制地反击，但是韬光养晦一直在民间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基层民众认为，韬光养晦在战术层面牺牲很多利益，这些利益最终是牺牲在老百姓这里，而让我们老百姓承担损失就是为了你们精英层工作容易一些，所以说他们也非常的不满意。

习主席执政以前，有一个说法传得挺广泛的，说是世界大国里面美国人最爽“老子想打谁打谁”，俄国人凑活，“谁打我我打谁”，中国人最惨，“谁打我我骂谁”。其实韬光养晦就是精英层很喜欢，但民间逐渐有不赞同的声音。

我们韬光养晦搞了几十年以后，总体来说是有它的正面性的，避免了很多矛盾，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确实得变了：

一个是中国块头大了，物理上再继续韬光养晦已经做不到了；第二，现在国内老百姓的心气儿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再韬晦，老百姓也不干了；第三，还有客观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利益多了，如果我们不去保护，那谁去？另外国际上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大了，这个时候如果还躲着，人家要骂我们的。

所以韬光养晦是小平提的，涵义是对的，不管美国人怎么解释，我们都认真做了，我个人认为效果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做也是做不到了。

记者：我们看到像赵立坚大使那样，拥有个人风格的外交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善于运用国内外媒体，最近也有一系列的对外发声。您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上级的统一部署还是外交官个人风格的体现？

金灿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一些变化。总体来说，中国外交变得积极进取了，积极进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交官变得比较自信，活泼。整个战略宽松了一些以后，战术层面必然也活泼一些，现在我们的发言人，比如陆慷、华春莹这一批人，讲话的幽默程度就比以前高了。至于你说的赵大使，开始用西方的媒体来发声，这是战术层面的变化，它反映了我们气氛的宽松，也反映了能力的提升。

外交部各位发言人鲜明的个人风格使他们成为了网络上的“明星”

以前我们的外交干部给人感觉胆子挺小，怕出事儿，另外也不太会用社交网络这些东西，现在新的一代外交官对于这些社交媒体会比较熟悉，也具有了一定的个人风格，在和西方对话、掌握西方人媒体使用习惯方面要更加适应、娴熟一点。

至于你说的是否是上级的统一部署，我觉得这个是两面的，现在这批外交官训练的都很好，对西方也很了解，也比较自信，一方面他们愿意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也鼓励他们做，两个一结合，我们在与西方对话方面，形势就有所变化。包括刘欣和翠西的对话，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形式和发展，总体来说就是中国比原来更现代化、更自信一些，所以这种新的对话形式以后都会增加。

记者：在我们外交官的培养中是否有这样专门的课程，比如说操作手册之类的来统一培训他们的媒体素养和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克服怕说错话、怕犯错误的心理，更加积极主动地在对外舆论战中发声？

金灿荣：你说得“培训手册”是没有的，大家还是平时各自积累经验，遇到具体的情况，临场应变比较多。

任何国家对于外交官都有很严格的要求，都有一些口径，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而且美国人执行统一口径执行得还挺好的。和过去相比，我们对于外交官的授权，自由度要比以前宽松一点，至于说培训，现在应该有一些，但是我的印象中不是很密集，一个优秀外交官、外交发言人的一系列活动更多还是靠平时的积累。

随着外交官的代际转换，年轻外交官总体来讲开放度要好一些，所以无论从体制还是个人，都比以前要宽松一些，这样的话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外交官就可以脱颖而出。其实，很多尺度是外交官们自己闯出来的，而不是被规定出来的。这是一个过程，外交上一开始特别紧，后来慢慢说一说觉得也没什么事儿，氛围也就逐渐宽松了。所以说，给中国外交官一点理解一点时间，我相信中国外交会更加灵活，更加活泼。

赵立坚对赖斯针锋相对的回应

记者：从这一轮外交官发声的效果来看，国外很多普通网友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但是西方媒体和官员们却不那么舒服，甚至发文嘲讽中国外交“战狼化”？您对此怎么看，我们的外交官如何做到进退有度，既据理力争又避免掉进对方的套路？

金灿荣：因为我不是在一线的，所以对于一线的难处，我未必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有点儿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外交官在一线，很多事儿是突发的，很多信息第一时间是不完全掌握的，所以一线的外交官他们有时候的说话和表态是很难的。我只能说，社会、政府、民间和官方要对我们的外交官多一点理解，多一点支持，鼓励他们发声，即使有的时候发错了，也应该容忍，不要过于上纲上线，这样我们一线外交官的工作才可以越做越好。如果不给他们机会，他们怎么锻炼呢？

至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必太在意，这就是叶公好龙，中国如果在国际上不发声，不去做事儿，他们就怪你，说我们的不是；但当我们主动表达自己的立场，主动在国际舆论场宣扬我们的方案，他们又受不了，所以西方现在心态很矛盾，对于西方的态度我们也不用太在意。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过于自信的，他批评你叫做言论自由，而你反过来批评他叫做压制自由，自由变成了他的专利，这个就是一种“独裁的自由主义”，所谓才会有“闭嘴，我正在讨论言论自由”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