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习时代扫黑】一场红色政权与黑社会的“基层争夺战”

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公元前200年，中国哲学家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五蠹》中写下“侠以武犯禁”这样的话，对于当时的“游侠”从法家的角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游侠”在史书上有时以“地方豪杰”的名字出现，但民国以来，人们更习惯称他们为黑社会。鉴于中国“外儒内法”的政权特征，中国历朝的中央统治者与黑社会，是天然的矛盾体。 

2018年开始，中国政府十分突然的宣布，他们将展开一场全国范围的“扫黑”运动。这被视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继“反腐败”之后，在中国掀起第二场大规模的治理运动。针对这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扫平黑社会”运动，内外观感不一，疑惑为何“太平盛世”为什么要突然“扫黑”者有之；认为扫黑正当其时，为之鼓呼者有之；有用“权力”视野观察，为扫黑加上“政治解读”者有之……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争议：重庆打黑与扫黑扩大化

2018年当中国政府首次向公众宣布“扫黑”运动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觉实际上是2009年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掀起的“打黑专项运动”的再现。2012年3月，薄熙来在“两会”后先后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因被控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于2013年9月22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后来对于薄熙来政治罪名的评判中，“打黑”被视作薄熙来的政绩工程之一。事实上在薄熙来落马之后，重庆又发生了多起平反打黑期间冤假错案的诉讼案件。 

除了容易与薄熙来“打黑”产生联想外，2018年后“扫黑”过程中扩大化的情况，也令外界担忧。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少有争议的规定，且对黑恶势力也有自己的解释。比如山东省检察院2018年“下指标”，要求当年每个基层检察院至少处理一起涉黑案件，否则年终考核一票否决。还有湖南湘潭、山西忻州以及河北井陉三地，将家中独生子女去世的“失独家庭”列入扫黑除恶“重点监察对象”，山东济南警方在界定“黑恶势力29种常见外在表现形式”时，在第一条便指出相关人员的特征包括“佩戴夸张金银饰品炫耀的人员和以凶兽文身等彪悍、跋扈人员”。 

《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刘远举在其文章《打黑扩大化背后的懒政思维》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带着长枪的警察虎视眈眈地站着，镜头一转，两个妇女被铐在一起，神情木讷的坐在麻将桌边。屋子里三桌麻将边，还坐着其他被铐着的中老年人。这就是常见的小区麻将馆，这种甚至连包房都没有的麻将局，一般来说赌资并不大，即便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几百元的上限，被视为赌博，也没有必要如临大敌。还有一则视频，则是几个穿制服的人，砸掉了两张麻将桌。据说在一些地方，麻将馆一律不准再打麻将，只能打扑克牌了，按摩、KTV也都关闭了。虽然这些行业有着各种灰色的状况，但理论上这都是合法行业，并不是恶势力。 

这种形式主义的现象并非孤例，贵阳一家幼儿园悬挂的“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标语横幅，无锡一家幼儿园出摸排扫黑除恶情况的报告。除了上述这类情况，这种扩大化的情况会被用在处理一些行业矛盾上面，比如出租车行业就有人向各地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交通领域的“扫黑除恶”不应遗漏非法网约车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简单的说，他们认为，没证的网约车就是黑车，而黑车就是黑社会。黑社会组织的认定，有着严格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294条的修改，黑社会要有组织性、暴力性和地域性，追求经济利益。这里的地域就是指的行业或地区，如托运业、建筑业、娱乐业等进行垄断。从这个角度，虽然似乎与网约车的行业沾边，但更重要的是，黑社会还必须有组织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的经济联系是单线的，没有中间组织，也不存在明确的管理机构，很松散。 

其实，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并加已制止。今年3月份，中国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海南团小组会审议“两高”报告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列席并回应一些地方对“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他说，“我们在督查和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了。比如要求这个县公安局必须要办几个案子。”孙谦说，“如果真没有黑社会，这不是把好人当成坏人给办了？对于一般犯罪，也把他当成黑社会给办了？这是不可以的。” 

他表示，对于“扫黑除恶”下指标问题，最高检去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必须严格把握逮捕和起诉。当然，现在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到逮捕这一步，但毋庸讳言，很多一般性的行业矛盾、群众矛盾，都被放入了这个话语体系之下。5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在山西省进行专题调研时也表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前要重视防止“六种苗头性问题”，其中包括“随意定性、乱贴标签、作风漂浮、工作不实”等问题。 

如果简单用“权力”去解构扫黑，或者用扫黑某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如扩大化，去否定“黑社会”的负面意义，是社会舆论也应该避免的陷阱。 

惊人的数字背后——社会治安形势严峻

中国当下黑社会的现状是一种“进化状态”，正处在从松散组织向高级社团转变的过程。 

“大陆黑社会”的真实一面是——1949年中国建政没有“黑社会”。从现有中国媒体报道或官方文件中，你会发现，凡是提到大陆的“黑社会”，完整表述都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前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曾如此解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经具备了黑社会犯罪的部分特征，但是尚未达到黑社会的程度，是一种向黑社会过渡的雏形状态。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的黑社会是高级阶段，那么国内的组织犯罪行为顶多是初级阶段。因为相比国外那些耳熟能详的黑社会，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意大利的黑手党，学界研究认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不可能公开操作的黑社会传统行业，比如贩毒、卖淫、赌博，在中国大陆并不能存在，所以他们无法形成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境外多党制形成的政治缝隙，使得国外黑社会可以很方便地向政治领域渗透，这在大陆也不可能。 

那么，这个尚未成长起来的“黑社会”，规模有多大？有人说是 100 万人。这是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的个人推测。2000 年，研究黑社会问题的蔡少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时仅在河南益阳地区就有 250 个黑社会团伙，人数达到 3,120 人。这个庞大的估算，在 2004 年时被官方否认——公安部刑侦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像他说的现在还有 100 万黑社会成员在那儿活动，那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也有数据显示，有案可查的黑社会在一万人以上。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06 年至 2009 年，一共有 12,644 人被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一审审结。这些模糊的人群，根据司法文件的披露，几乎遍及全国各个地区。北京大学研究黑社会的教授康树华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及，势力最大的有东北的“真龙帮”，上海的“震中帮”，山东的“海泉帮”，江西的“卧虎帮”，河北的“改口会”，邵阳的“阴阳帮”、“江湖会”等。不过，这些帮会，至今未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或官方司法文件之中。 

最新的数字则显示，自去年1月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组织1,292个、恶势力犯罪集团5,59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79,270起，缴获各种枪支851支，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621亿元，中国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7.7%，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13.8%。根据中国司法对恶势力集团一般不少于3人的规定，这半年时间中国就有不少于2万名黑社会组织成员被查。鉴于公开报道中的黑社会组织通常在20人左右，尤其有一些黑社会成员是游离在“黑”与“民”中间的灰色地带，如此估算下来，中国“黑社会”的人数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基层政权遭腐蚀

比惊人数字更严峻的形势是，中国基层的政权，事实上正在被黑社会所侵蚀。 

习近平“扫黑战争”的根本用意，在于将黑社会势力从基层政权挤压出去，重建中共这个“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任务，也是中共为什么倾举国国家机器之力打击黑社会的原因。 

6月份，有一个被外界忽略的重要信息，2019年6月24日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其中要求，“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而现行中国法律的规定是 “村民委员会主任……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简单的说，以后，中国行政村将“党政合一”，村主任和党支书两个职位将由一人担任，保证中共掌握基层政权。 

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芝麻官”，中国691,510个行政村的村主任，基本都是村民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 

而“党支书”则有党员选出并经上级中共党组织认定方可担任。 

也就是说，中国基层政权很多时候是被“村主任”所把控，而“贿选”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一张选票的价格从2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有财力购买选票担任村主任，并凭借这个职位获得更多不正当收益的人，也通常为当地的“黑社会”。因为在基层，通常只有“亦黑亦商”的人，才能够在改革开放早期完成原始财富积累。

在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黑龙江等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实证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黑社会的势力范围很少跨出一个市，所谓的“大陆黑社会”，更准确的形容应该是村霸、乡霸、县霸，即便是跨地区流动的组织，也只活动在异乡一角。根据刊载在 2011 年《山东警察学院学报》的调查报告《浙江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实证调查》显示，活动范围在本市（地）区的黑社会比例最大，为60%，浙江省内跨市区的为 10%，跨省的为 30%。 

但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基层黑社会”，让中共对于基层政权的掌控进入“失控状态”。政令出了中南海，也难以到达农村。更况且这种“黑”、“腐”结合，更构成中国基层民众反感官员，反感中共的主因，北京常年聚集的上访民众中，绝大部分来源于被基层村霸欺压的经历。 

正如多维新闻此前在多篇文章中所分析，本届中共领导层，保证“政权安全”是一根红线。政权安全不只是例如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一类，活跃在高层“反党集团”。那些侵蚀基层，让基层失控，让中共丧失民心的“亦黑亦官亦商”才是本文开始韩非子所说的“蠹”。所以，正是基于与黑社会争夺基层，达到本届领导层“政权安全”“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所以才会出现运动上的扫黑，制度上调整村干部任命模式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