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男移民遇“黑中介”人财两失，被迫成“黑民”，8万刀血汗钱被坑，走投无路欲轻生！“我想捐献器官留在这里...”
在布里斯班南区Sunnybank Hills购物中心的长凳上，记者如约见到了受访人。
一个青年男子，朴实的穿着打扮，短袖衬衣的领角已经开线了不少；身材虽然壮硕，精气神却有些萎靡，脸颊和下巴上的胡茬像是很多天没有打理过。
当记者望着他做自我介绍时，他眼神有些闪躲，只是自顾地盯着手里的手机。
“大哥，上次提到的那笔钱要回来了吗？”记者开口问。
大哥摇摇头苦笑一声，叹气说，自从对方上次发了一个假的银行转账截图后，再也没了回信。
“我每天都给他拨语音电话，我知道他不会接，但这已经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了。”
一阵沉默过后，记者又问，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我不知道，我觉得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死亡才是我最好的归宿。如果可以，我愿意做器官捐献，这样就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留在澳洲。”大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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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大哥的故事都要从他的求助开始。
3月初的某天，一个头像是一头雄狮的男子找到今日昆士兰，说他找中介做雇主担保移民，结果苦等2年后被拒签，而原本约定好的如果“事情未成”就会如数退还的8万澳元也没了下落。
最让他气愤的是，自己原本合法的签证身份竟“毫不知情”地落成了黑民，不久之后就要被强制离境。
当采访电话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憔悴但又急促的声音，颤微重复着：“我现在很急，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如果现在回国的话，一无是处…”
记者安慰他不要着急，从头开始慢慢讲述自己的遭遇。
大哥稍作停顿叹气后，说他今年32岁，辽宁人，来布里斯班已经有5个年头了。
接着，大哥非常直白的说出了他出国的原因和目的——在国内“混”的不好，想来澳洲从新开始。
大哥回忆说，他当年大学毕业后，国内激烈的竞争残酷的现实，让刚步入社会的他着实被泼了一盆冷水。求职应聘的旅途屡遭冷眼，接纳他的工作除了简单重复劳动力类之外，便是一些传销诈骗类的工作。
“零底薪，没有业绩和提成你活不下去，到时自然而然会辞职走人。”
在不同岗位挣扎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大哥得到了一个可以外派非洲坦桑尼亚的工作。“我当时就和我的老板说，把我派到那去，2年我绝对不会吵着回来。”
外驻期间，大哥从一位朋友那里了解到移居澳大利亚后“平等自由”的生活和“稳定的福利保障”。2年外驻合同到期后，靠着积攒下来的积蓄和对澳洲移民的憧憬，踏上了这片陌生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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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读书的2年里，大哥说他一直把移民当“第一要务”。
他不断的跟同学中介打听了解和移民有关的事项，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通过学校老师介绍推荐，大哥参加过几轮当地公司的面试。但他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成功入职的机会。
“和那些当地人相比，不要说语言优势了，别人看我亚洲人的长相都不愿再联系我了。”
日益枯竭的银行账户，花一分少一分的经济状况，迫使他不得不重蹈覆辙从前在国内的工作生活。大哥说，这是他“没得选的选择”。
“我白天会去按摩店上班，周末会去搬集装箱，有时候也会在餐馆打零工，帮人清杂草…”
这类工作虽然苦，但大哥认为，工作完能立马见到收入，至少保证自己不会饿死。
但相较于这类体力工作的艰辛，“坑”和“黑”是让他最难以忍受和煎熬的。
大哥是持牌有资质的按摩技师。
为了成为一名有“资质”的按摩技师，他专门投入了一笔开销去学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能让自己更专业，收入更稳定，另一个目标是则是希望通过按摩技师这条路拿到PR。但在拿到按摩师职业评估这条路上，大哥也有些“不顺”。
“一个移民律师说帮我过按摩师的职业评估，我给了她2000多澳币，一直没有结果，让我再多等等。”大哥打听到，一些同事只花了1000刀左右很快就办理了下来。
大哥持有澳洲的O牌驾照，但他却从未在澳洲开过车。
“那时候我在仓库上班，老板说希望能招到一个长期开车拉货的。”但等他考过驾照，却被仓库老板告知：这份工作已经被“关系户”顶掉了。
中餐馆的“黑工”工作，大哥说是所有做过的工作里，最不想回忆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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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他们干着脏活累活，拿不到合法薪资，最后还要交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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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转变不代表大哥打消了移民的梦想。
硕士毕业后，大哥依旧在找寻途径移民澳洲。
通过介绍引荐，一名声称可以通过雇主担保，实现移民梦的中介“走入了大哥的视线”。
回忆当时的场景，大哥说，对方叫Ej，称认识的雇主能提供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为其担保拿到PR。在过去的几年间已经帮助不少人，通过雇主担保这条路径成功移民；按照这些成功案例的审批速度，最快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大哥就能成功移民。
“我一开始对这条路是非常犹豫的，毕竟这些花费，几乎是我所有的积蓄。”
似乎是看出了他心中的疑虑，EJ给出了一项“承诺”：如果被拒申请失败，退还除律师咨询费外的所有费用。
“他们当时还拍胸脯说，失败了就是卖儿子也会把这钱退我。”大哥摇摇头说道。
就这样，大哥先后分两次交付了3万和5万澳元现金，约定事成后再补交剩下的5万澳元，全部总花费是13万澳元。
2016年10月，大哥满怀期待地、激动地递交了移民申请。
但22个月后，他用 “人生最大的危机”来形容自己收到拒签信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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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移民局向大哥发来了拒签信。
即使距离被拒已经过去半年之久，大哥说起这件事时，话语里依旧充斥着不甘与难以平歇的遗憾。
“我不敢相信，我被拒了......我符合要求，我为什么会被拒？”
伴随拒签信而来的，还有一份感情的结束。
大哥谈到，曾经有一位北京女孩和自己在一起，虽然从没有表达过任何想要移民的想法及意愿，但在知晓他的PR申请遭拒后，两人就断了联系。
“她再没有理过我。”大哥缓缓说道。
拒签信收到后， 大哥被邀前往一间位于Logan的律师事务所。
大哥称，当时在场的除了Ej外，还有一名澳洲西人女律师和一位台湾裔律师。三人除了说明了签证被拒一事，还向他提出看能否另寻出路，通过别的途径拿到PR。
“先是说帮我提出上诉，要求重新审核移民签证；然后说让我去考PTE四个8，给我好处费再带一个女孩配偶移民，但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2019年2月，在“上诉”5个月后的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哥发现在政府官方系统里查不到他任何有效的签证信息。
“我当时知道查不到我的签证记录时就很慌，没有签证信息那不就等于黑民吗？”
结果印证了大哥的想法——大哥的有效签证实际上很早就过期了。
“Ej和负责我事务的移民律师根本没有帮我，也没有告知我要在拒签后的21天内上诉，否则就要离境；我就这样不知情的黑了5个月，这是一个移民律师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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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被”黑民后，大哥迅速联系新的律师帮自己补办了过桥签证，政府要求其尽快离境。
大哥迫切地问记者：“你说，如果我就这么走了，那我的钱是不是再也要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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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留在澳洲，讨要这笔钱对大哥来说依旧举步维艰，“犹如登天”。
在知晓中介和律师把他“搞黑”了后，大哥便拼命地打电话联系二人。
“律师说他已经回台湾了，EJ一直说会还我钱。”
大哥告诉记者，申请187的2年时间里，他除了在签合同交定金和拒签后见过Ej两次，剩下的都是通过微信语音联系，连对方的电话号码都没有一个。
“一开始他还会接我微信语音，让我不要急，客气的答应会还我钱，但渐渐地他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也不再主动接我电话了。”
记者得知，当初的8万澳元是通过现金的方式交付给对方，且没有收到任何的收据；此外，对方也没有任何实体办公地址。
大哥说他感到十分害怕，并在不断地猜想：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对方设好的“骗局”？
“我前段时间认识一个女生，她也曾通过Ej花费数万澳元办雇主担保移民，结果失败。”
大哥表示，这个女孩似乎被“伤的非常深”，带着巨大的伤痛离开了澳洲，“她怎样都不愿开口再提起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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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没有在过桥签证到期前离境，而是继续以“黑民”的身份留在了布里斯班。
“黑民的日子很难熬，不敢去打工，走哪里都担惊受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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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这样，大哥说他还是经常会出去走走。
“在密闭狭小的房间里呆久了，我会胡思乱想，精神更痛苦。”
拨打语音电话联系Ej成了大哥周而复始必做的一件事，尽管每一次拨打电话的结果都是“无人应答”。
“我每天早上起来了就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给他拨语音电话，然后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维权在大哥看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不仅因为身份，更多的是“不知道该相信谁”。
身份落黑后，大哥称前后共计花费近5000澳元，通过律师重新申请过桥签证和上诉法院，寻求“洗白”的出路。但花出去的钱，就如同泼出去的水，只换回的两次申请提交，无关成功与否。
“律师都只是在收了我钱后，草草帮我递交了签证申请。我这次发现要求提交的材料我都没有提供，结果律师告诉我申请已经递交，叫我等结果就好。”大哥苦笑道，“我都这么惨了，这些人却根本一点不在乎。”
大哥还告诉记者，自己手里的资金所剩无几。“现在不能打工，手里剩的钱估计也就够再撑个几周，在之后恐怕要流落街头了。”
对于离开澳洲，返回中国这条路，大哥始终不愿去想，并且表示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回去。
“我和父母早已断绝关系，亲戚朋友更没有联系。像我这种穷鬼屌丝，谁会在意我的死活呢？”
“也许真的，死亡才是我现在最好的解脱方式。如果可以，我愿意在澳洲捐献我的器官，以另一种方式留在这片土地上，也算是完成了我留在澳洲的心愿......”
出于对受访者隐私的保护
在征得大哥的同意之后
记者只留下一张他离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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