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死，就住进了‘棺材’”实拍香港穷人住所，蜗居的生活有多心酸？（组图）

香港，一个遍地繁华的都市，据2018年度胡润财富报告，香港作为高净值人群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亿万富豪数量高达21100，差不多每350人当中，就有一个身价过亿。

与此同时，它也是贫富悬殊最显著的地区。香港特区政府于2018年11月公布了贫困人口数据——138万人，年增长3万，再创九年以来新高，也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二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一句话开始在坊间流传：“You are where you live.”

图片来源于RTHK纪录片《活在劏房》

从一个人所住的地方，可以轻易地看出其社会经济地位。富人坐拥海景或半山豪宅，穷人的居住环境，则是难以想象地糟。

棺材屋、天台屋、劏房…… 极端恶劣的居住环境，映射出贫苦大众的心酸日常。

图片来源于网易看客，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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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所盼望的，无非是有个有尊严的住所、一个称得上“家”的归宿，只是就连这样的小小心愿，在这里都成了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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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我的上铺死在床上”

如果你经常关心香港资讯，一定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词——“棺材屋”。但当活人所住的地方与“棺材”发生联系，这常常让人费解。

但对于六十岁的香港老伯达叔来说，也是在亲眼目睹上铺室友半夜猝死在床上之后，才对“棺材屋”这个词汇，有了更深的理解。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达叔所住的，是一间用木板和铁丝间隔开的小屋，当然，与其说是小屋，还不如说是床位。这里比较典型的景观是床位连着床位，几十个人像住大通铺似的挤在一个空间里。

一个面积不足两平米的床位，里里外外堆了衣服、杂物、生活用品，床尾还有个小电视。达叔示范般地窝了进去，刚好够躺下。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目前这个床位的月租是1700港币一个月，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二十多年。

上铺的床位租金为1500，还要便宜200块。

对于没有经济收入、只能靠着政府补贴度日的达叔来说，这个床位是他唯一的选择。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达叔的“室友”们，大多都是和他年龄相仿的老人——没有收入或收入有限，孤身一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只租得起一个小小的床位。

突然死在这里，政府会把尸体拖走，然后床位便空了出来，等待下一位租客的入住。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那天夜里，达叔的上铺喝了点酒便上床睡觉，半夜达叔感到有异样，便起身查看。

他推了推上铺，没有回应，一摸已无呼吸。

“我迟早有一天也会这样的。” 达叔不无伤感地说，他知道原来外界对自己所住的床位有很多称呼——“板屋”或“笼屋”，分别得名于将不同床位分割开来的木板或铁丝。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但现在他知道，再没有什么比“棺材屋”这个名称更贴切的了。在城市霓虹灯也无法照亮的角落，无数如达叔一般的老人正在“等死”。

图片来源于网易看客，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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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平姨也是“棺材屋”的住客，她在邻居们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年纪最大的居住者，已逾八十高龄，大家时常互相开玩笑：

要珍惜“棺材屋”，死后“住”的空间，不过一个小小的骨灰盒，还未必有这么大。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平姨育有两个儿子，自从几年前老伴因肾病而去世，她就独自一人搬了进了“棺材屋”。

她从没想过和儿子一起住，因为大儿子要养五个孩子，小儿子也要养四个，他们光是照顾自己的家庭已是焦头烂额。作为母亲，她实在不忍心再给孩子们添麻烦了。

但住在月租两千港币不到的“棺材屋”，自己遭遇的麻烦却是一个接着一个。蟑螂老鼠出没倒是其次，最让她感到不安的是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和摇摇欲坠的天花板。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平姨坦言，自己半夜就被掉落的屋顶石块砸到过，但除了忍耐，别无他法。

适合养老的环境，安度晚年的居所，就像虚无缥缈的泡沫。如果说起源于80年代的“板屋”或“笼屋”，曾承载着当年入住基层劳工的香港梦，那么如今它的“升级版”，则是一张冷冰冰的床，一个仅供栖身的地方。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在这里，只有生存，不谈生活。

10万家庭蜗居在

一个只能转身的空间

“你有没有试过在厕所里吃饭？”

发出这句“灵魂拷问”的，是30岁的越南籍女工阿娥，她在20岁那年来了香港，嫁了一个男人，生下一个女儿。可后来那个男人不要她们母女了，所以她就自己带着女儿生活。

图片来源于【香港不少劏房家庭】開飯難

由于带着孩子，仅租住一个小小床位总归不太现实。于是，她们选择了月租大约四千港币的“劏房”，面积大概七平方米。

所谓“劏房”，在广东话中意指“剖开房间”，也就是将一间从50平方米至100平方米不等的住宅，分隔成一个个细小房间，分别收租。

有的房间带独立卫浴，租金贵些；有的房间则需要共用厕所与厨房，也相对便宜。

图片来源于【香港不少劏房家庭】開飯難

用阿娥的话来说，“劏房”并不是理想的居住环境，这里太窄太挤，冰箱挨着衣柜，床连着厕所，吃饭时只能展开一张小桌板。

有时，阿娥不得不在厕所里给女儿做饭，她总感觉做饭时“细菌在到处飞”，更气馁地说自己和女儿根本就是住在“老鼠洞”里。

图片来源于【香港不少劏房家庭】開飯難

身为母亲，她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在一间像样的厨房，给女儿好好地做一顿饭。

但日渐飙升的楼价和租金，恐怕只会让母女俩离理想中的居住环境越来越远。

据香港房屋署统计，孤寡老人、低收入劳工、长期病患以及贫穷的妇女儿童是“劏房”的租住主力军，租金大约占到这些人月均收入的41.1%。但和普通房间相比，“劏房”租金上涨速度是它们的2.1倍。

图片来源于星期日档案•香港的房屋问题

为了攫取利润，房东只会变着花样地隔出更多房间——阳台可以变成房间，厕所可以变成房间，一个普通卧室可以被分割成两间……

房东的有恃无恐，来源于“劏房”市场巨大的需求量。据统计，全港的730万人口中，有10万家庭蜗居在劏房，这意味着走在香港街头，每二十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就有一个住在这种连转身都困难的地方。

图片来源于网易看客，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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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劏房、和母亲弟弟同住的香港男孩Billy从不敢告诉同学自己“家”是什么样子。他怕别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更怕有人来做客。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有时间的时候，他更愿意到公共场合坐着，或去公园走走，离开那个逼仄的空间，整个人都会感觉开朗些。

Billy即将大学毕业，他希望可以早点出去找一份工作，帮助仍在做清洁工的母亲，也好继续供养弟弟上学。更重要的，是确保在新一轮加租之前，准备好足够的存款。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目前，母子三人租住的11平米劏房租金为六千港币，但谁也不知道租期结束时，房东会提出怎样的要求。他们没有与之抗衡的筹码，要么接受加租，要么搬去更小的地方。

在小小的劏房里，Billy拉起了年幼时学到一半、却因为学费不得不放弃的小提琴。

悠扬的琴声飘荡在劏房里，仿佛承载了许多希冀，却永远不会飘到更远的地方去。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住在天台：幸福与流离

同样是面对着恶劣的居住环境，租住在天台的人们，却好似表现出积极乐观的一面。

“我们在这里住得挺好的，面积又大，租金却比外面便宜。” 来香港11年的广东女人刘菲这样描绘她的家——一个位于高楼屋顶，用铁皮和纸板搭建起来的“天台屋”。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刘菲的女儿在香港出生，如今也在香港上学。母女俩交着每月两千多港币的租金，却“坐拥”着有着双层阁楼结构的住处。

刘菲住一楼，有独卫厨房；女儿住二楼，从一楼的小梯子攀爬上去，便是个卧房。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除了蟑螂老鼠众多、台风来袭时屡遭危险以及夏天烈日直晒让人倍感窒息以外，刘菲和她的孩子倒没觉得这里的日子有何不妥。

在刘菲看来，能在香港有个住处，能让女儿享受到这里的教育资源，已是莫大的幸福。

而在香港，类似刘菲所住的“天台屋”群落，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5000多处。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香港的蜗居生活

从理论上来说，将天台改造成民用住宅并出租的行为并不合法，政府对此也一直采取清拆的措施。但也一分为二——凡是在80年代以前建造并注册的大厦，在清拆其“天台屋”时，会承诺帮租客居民安置住处；

对于80年代之后的“天台屋”，则一律赶人清拆，不对后续的安置负责。

刘菲还算幸运，当接到政府清拆通知时便被告知已帮她找好下一处住所；而老李和他的30多户邻居则被勒令搬离，不容置疑。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老李在天台住了十几年，对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已产生了感情。这是一种归属感，更何况，外头早已无法用相同的租金，租到带有三个独立房间、独卫、厨房的居所。

太太在做保安、儿子失业的老李，直言和“劏房”、“棺材房”等相比，能住天台屋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这样的幸福并不会持续多久，政府的清拆，将会使他们流离失所。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不是没有过抗议和斗争，但自知不受法律保护的老李一家，深感无力扭转结局的无奈。

当被问及理想中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老李伸手指了指远处隐约可以看清的楼宇——“公屋”，更宽敞的居住面积、更低廉的租金，那才更接近一个像样的家，会还给他们尊严。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像老李一样千千万万的贫民，在居所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时，几乎都会提到“公屋”。作为政府福利性的安置住房，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的“公屋”成了很多穷人最后一道希望。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蜗居在香港 - 地球那一边

然而，“公屋”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已供不应求到了十分极端的程度——全香港有将近30万人在轮候公屋，在每年开放的名额只有2万，不是政府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建造公屋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申请人数的增幅。

于是，有人轮候了三四年才入住，也有人等了十几年，“居者有其家”，成了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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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条件不佳的人们，或许现在是或曾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保安、服务员……带着满腔迎来更好明天的希望在此扎根，在偌大的繁华都市里贡献着自己小小的力量。

但城市难以还他们一片安身的乐土，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可能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