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当“真普选”成为港人眼中的灵丹妙药（图）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就《逃犯条例》的修订做出让步，暂缓了修例事宜，但走上街头的香港人似乎并不买账。围绕今次修例风波，多维新闻记者专访了北京港澳学人研究中心理事林朝晖。在林朝晖看来，虽然“真普选”并不真的是灵丹妙药，但至少在不少港人看来，只有有了“真普选”，很多问题才有解决的机会。以下为访谈实录。 

记者：虽然年轻人走上街头的由头是反修例，但其实我们知道，背后是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怨气和怒气。这里的怨气和怒气，有对港府不作为的不满，有对中央干预相关事务的反感，也有来自住房、就业压力等。身为香港年轻人，也经常走动于陆港两地，在你看来这股怨气和怒气究竟是怎么一步步积累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林朝晖：整个事情，当然可以说大背景是因为大家对经济、民生很多问题有怨气，但我觉得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两届政府彻底失望。无论是梁振英政府还是林郑政府，都让香港市民看到，一开始打着要民生的口号，要给香港人解决问题，特别是要挑战“地产霸权”，挑战整个政经结构、土地问题，可结果是承诺的什么都没做；反过来在“大湾区规划”等等陆港融合红利未见前，就率先挑起了港人长期以来对两地法制不同的恐惧。简言之，港人未见其利，先见其弊。 

具体到《逃犯条例》，只是一个触发点，但可以明显感觉到港人的恐惧。泛民主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如果想拒绝快速融合，就得支持反修例，给出了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了这样的二元选择，特区政府的技术解释根本不重要，都诉诸了纯粹的恐惧和恐慌。这种恐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回归第一天就有。不过回归至今也不是没有好转过，2005年中央很多惠港政策，民生也能看到变化，港人感觉与中央是同心同德，民意自然跟着涨上去了。但后来民生状况转坏了，而且民众感觉到的是“一国两制”下越来越强化“一国”，甚至提出所谓全面管治权，生活上的压力带来的排拒和恐慌不断累积就到了今天这地步。我们研究也发现，港人不少都感到在现时强调“一国”的框架之下，香港自身的角色和位置在哪里，越来越模糊和看不清，产生强烈焦虑。 

记者：香港今天面临的结构性难题和治理困局北京难辞其咎，但一味地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北京，会不会有点盲目和偏颇？而且这种盲目的归因，容易将更本质的原因忽略掉。 

林朝晖：修例虽然不是中央推动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特区政府推任何与两制相关的事情，都必然会被香港市民将事件与中央扣连在一起。特区政府这次估计也没有想到，会让中央陷入如此尴尬和骑虎难下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中央在这个事情上能否有角色？我觉得应该有的。中央政府作为“一国两制”里面最重要的主体，也是特区政府的监督者，如果认为这个方案是影响整个大战略和大方向的，就应当出手阻止。这个阻止不是说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而是作为监督者很重要的职责，确保“一国两制”按照既定大方向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中说的，我们先民生，先放下政治。既然大方向定好了，香港也期待更好的民生，那是否有必要在这个时候重启政治性的议题？战术若然有错误，是不是应该适时调整？总归一句话，特区政府把中央绑上了“战车”，结果各方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机制去处理。 

记者：你提到了一句话很关键，“我们要民生，先放下政治”，但走上街头的年轻人的诉求和口号，都是政治性的，实际的民生问题并没有直接喊出来。就像《逃犯条例》一样，针对的对象是“逃犯”，而今却成为港人同仇敌忾的催化剂。 

林朝晖：为什么大家不会喊那么实际的要求？喊了又怎样？现在香港的自我修正的机制都很有限，大家也不会指望这一届特区政府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框架里面可以做出什么改变。所以香港市民才会多年来很急切希望要普选，因为他们相信只有特首是通过普选的方式选出来的时候，才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声音才会被听到。所以你说为什么不喊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是因为香港年轻人觉得整个政权或者整个香港特区政府的结构是有问题的，这个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喊再多实际政策诉求也是无济于事。 

记者：有了港人要求的普选，这些问题就能顺利解决吗？ 

林朝晖：大概民主不是能够能治百病，但至少会逼着候选人要获得你的支持，就要替你做实事。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不管哪个候选人敢出来跟地产商敌对吗？没有人会敢。而且立法会里面功能组别占了一半，当你所有的方案都需要商界支持通过的时候，你会做跟他们利益有冲突的法案吗？比如这次修例，商界代表很不满意，结果林郑只能寻求中央的帮助，要不然中联办怎么约见那么多的政协、人大、商界代表，通过北京来捆绑那些票，用中央的权力来压这些人。这导致局面是，要不取悦商界及建制派来确保法案通过；要通过一些逆着商界利益的法案，就不得不寻求中央出手Whip the vote。 

记者：北京不是没有给香港普选的机会，而是被香港自己否决了。因为不信任，所以不断恶性循环。 

林朝晖：当时香港有很一大部份市民希望一步到位，希望中央政府撤走所谓的提名委员会，但是我相信当前整个利益结构里面会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所以保留提名委员会然后再普选，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却也是折中且可行的方案。中央政府也给了很明确的承诺，当时三位对港部门的主官都出来用粤语说“袋住先”，这个话已经说很明白，就是以后会更好，我觉得不用去怀疑中央政府给普选的诚意。至于现在的恶性循环局面，也很难要求香港市民去理解。

记者：有没有觉得香港有点被“宠坏”了？ 

林朝晖：其实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每次只要香港出现什么事件，内地网络总有声音说“香港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之类的，我觉得与其说陆港关系是母子关系；我有时开玩笑会说倒不如看成夫妻关系会更好去理解，当然这个说法可能不太合适和好听。当时“一国两制”的协议更像是夫妻契约。回归前，就像一个凤凰男突然娶了个白富美，承诺婚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井水不犯河水”，还有“马照跑、舞照跳”；这关系里也促成了早年不少制度技术经验资金转移；可是娶了回来之后，有钱有底气了，就开始强调全面管治权，当初的承诺也放一边了。而且“夫妻”之间本该有的沟通机制廿一年也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硬用母子角度去看待陆港关系，有时其实会很难理解香港市民方面的心理落差；而所谓人心回归也一样，纯粹的金钱是买不了的爱情、爱国也一样；也只有足够的包容和沟通才会好。我经常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必须有战略定力，而且必须依法治港，根据《基本法》办事，尊重香港社会里面资本主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