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如何变好事 大游行倒逼港府丢掉幻想（组图）

当一张张警察投放催泪弹以平息反修例示威游行的照片经由网络传遍世界各地，恐怕很多人都会心头一震，这还是那个秩序井然、视民主法治为核心价值的自由港吗？香港究竟怎么了？当很多人都以为占中之后香港已经慢慢走出泛政治化泥潭的时候，一场场规模空前的白衣与黑衣游行，几乎一夜之间将所有幻象打破。围绕今次的反修例风波，多维新闻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记者：很多人习惯于从香港看香港，永远只看到对内地的冲突和对中共的不满，甚至于“一国两制”之下的各种矛盾，但其实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香港很需要从世界来看香港，在这个大变局的周期里，认识到香港的独特性和角色以及不可替代性。 

刘兆佳：问题是你要很多人从宏观、长远、世界的角度看问题，对年轻人来说要求太高，他们怎么会想得那么多呢？ 

记者：对年轻人来说确实很难，但对港府来说，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战略判断。事实上我们看到，一带一路的时候，港府表现得不是那么积极，大湾区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主动。 

刘兆佳：所以这次大游行，反过来说可能对香港有好处。为什么呢？香港政府缺乏宏观战略思维，很多人还是很关注西方对香港的态度。但是我刚才说了，客观发展上，西方和我们会越来越疏远，香港会越来越发现自己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这次游行有什么好处？就是特区政府不能有幻想，会能够赢取到反对派和他们的支持者，特别是这些年轻人的支持。以前特区政府，老是对建制派有意见，很多政府官员觉得建制派亲共、亲中，对中央也有意见。现在经过一场战斗之后会发现，究竟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以后就不要依靠民主派了，什么大和解不要再提了。 

此外，西方把香港当成对付中国的棋子，将来对香港肯定也会制裁。对此特区政府也可以清醒一下。 

记者：你觉得这场冲突之后，特区政府会清醒过来吗？ 

刘兆佳：已经不能再在建制派和反对派之间游走。现在中央和反对派已经决裂了，反对派已经把外部势力引进来了，勾结外部势力，做外部势力的帮手，危害国家安全。所以整个局面现在很清楚，两大不同的阵营，政府只能投靠建制派、投靠中央。这种情况下，在西方对香港越来越不友善的情况下，要解决香港一些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不靠中国不靠亚洲，靠什么？这是被迫的。 

记者：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十分模糊了。香港一直在“一国两制”之下，对于社会主义的想象始终是中国、朝鲜、苏联那样的，就是落后的、不文明、专制的。以至于香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一个很固化的观点。 

刘兆佳：我想，香港人很少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去看问题的。 

记者：但是不跳出来自由资本主义的迷思来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大的周期性变化的话，怎么能看得清楚香港在这个大局中的位置？ 

刘兆佳：对香港不是大问题，就是说，其实香港人越来越希望特区政府多做点事情。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对香港人而言，不会因为大陆搞社会主义而对共产党不满，而不满是来自于独裁、反民主、内地的人权自由等等。很少人都说它的社会主义，内地的社会主义和以前的社会主义也差很远。 

你看报纸上，有多少文章会拿这两个主义来说话。 香港这种资本主义，自由社会，大市场小政府不能改，现在还在这么想的越来越少，觉得这样搞下去没有出路。所以他们需要政府做更多的事情，而不是人为政府做得太多，要政府收手。所以，香港没有太多意识形态把自己绑起来的。 

记者：反而从我的视角来看，它反倒是有太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把自己给包裹起来了。 

刘兆佳：是一种处于对过去的事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对应该走什么路不清楚，有一种彷徨的状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好像有点不太适用。要和大陆政治整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某种政治恐惧，这就阻碍了香港灵活应对的能力。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一种政治恐惧。使得理性、务实的精神，在香港被压抑。现在西方自己遇到很多麻烦，我还要靠他，这是不能的。而内地有很多机会，大湾区为什么不去？他们会说大陆的法制、人权不健全，害怕去。所以就造成这种情况。 

穷则变，变则通，到某一个地步，可能会出现突破性发展，现在香港需要有更多人，在大湾区能够发展起来，产生某种示范效应。如果有好几万人在大湾区真的发展起来了，回到香港，还要炫耀一下，让一些香港年轻人觉得到内地不需要做太大的适应，唯一要适应的就是不能到内地骂共产党，有些信息可能会看不到（互联网封锁）。 

记者：大湾区可能会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规划，不会单纯按照香港这一套，或者单纯内地那一套。 

刘兆佳：大湾区应该可以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得远一点，方便几个地方的要素流动。在制度和法律上，肯定比现在更多一些。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有多少人要去大湾区搞革命，利用大湾区去对付中国共产党。再比如现在很多人去新加坡，在新加坡政治自由有很多，你会示威吗？首先你要向新加坡政府申请，一般不会批准，根本就没有机会示威权利。问题就是去新加坡也可以，香港去到新加坡的人也不太适应，也觉得政治自由不多。问题是你去不是追求政治自由，你也不是利用大湾区作为基地，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普通人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只是有发展需要，就没问题。 

坦白说，香港作为殖民地那么多年，以前有什么政治自由？在政府做高官，做到署长已经高得不得了了，要做司长，不可能，要骂港英政府，他会收拾你，你只能骂中国政府。所以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很多人以为自己从来都享有和共产党过不去的权利，他以为这个权利还能延伸到97年之后，所以麻烦来了。 

记者：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对中共不满，开始怀念港英时期。

刘兆佳：其实很多年轻人没有在殖民地下生活过，回归马上22年了，他们经历过什么殖民地管理？缅怀港英的只是一些老一辈，不可能是年轻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看，离开越远，越容易忘记那些不好的东西。而且很多时候，有一些缅怀只是因为殖民地时期政治稳定，没有那么多冲突，政府没有受到那么多压力。从那个角度来看，殖民地好还是现在好呢？殖民地政府当时一权独大，不允许你反对他，你没有什么政治自由，当然你没有什么冲突，政治稳定。现在很多乱，所以有些人要缅怀，以前政府一言九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现在是代表进步还是代表退步，这就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了。 

所以香港要“一国两制”成功，需要回归一种现实感、理性，要承担一些对国家的责任，对政权的责任，虽然你不喜欢，你不能不维护它的利益，还要恢复某一种自我约束，毕竟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一国两制”不仅要得到香港认同，还要得到中央政府认同、内地同胞认可，才有它的生命力。毕竟我们是香港，不是另外的国家。即使是一些小国，靠在大国旁边，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肯定不可以。老是利用中央对香港的特殊待遇来挑战他的权威，能够持续多久？这是大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