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毅国委讲话看中日关系的转圜与未来（图）

3月8日上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两会”记者会。这是王毅第六次以外交部长身份出席“两会”记者会，也是他首次作为国务委员亮相这一场合。“国务委员”身份特殊，意味着王国委今天的讲话，将代表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外重要政策的宣示，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外交的走向，因而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在被问及中日关系的话题时，王国委幽默风趣地说：“中日关系在每年记者会上都会受到关注，而且问题提得很早。今天到最后才提出中日关系这个问题，说明中日关系已趋向稳定。”

的确如此，自去年以来，中日关系终于重回正轨，呈现出改善发展的良好势头，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事实表明，只要日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切实遵循迄今达成的各项政治原则，中日关系就能够排除障碍和干扰，迎来稳定和光明的前景。与此同时，中日合作的潜力也就能够得到充分发掘，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

如何理解王国委的上述讲话？如何理解中日关系自2012年跌落之后，在2018年又迅速返升，并在李克强总理的访日活动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表象背后起推动作用的是哪些力量和基本逻辑？本文试做浅析。

中日“转圜”的大背景：美国“印太”战略

2017年，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印太”概念，使这个原本被多国学者和智库讨论的概念首次进入本届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体系。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他的首次亚洲之行，并在日本、韩国、中国、越南以及APEC峰会上的一系列讲话中，对该理念做了一些仍显模糊的论述，并予以推广。

此后，随着《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重量级官方文件的出台，“印太”正式从官方话语（discourse）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国家总体安全、国防安全与核安全三个层次上确立相应政策，为“印太战略”的实施提供指导与支持。

所谓“印太战略”，其目标简而言之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强调民主价值观）、外交（加强双边同盟、离间中国与他国关系等）、军事（联合军演、加强军售）、经济（排他性的经贸制度安排）等综合手段，整合中国周边的战略力量，以削弱中国影响力，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而实现美国霸权的护持。

在“印太战略”所涉及的众多国家中，美、日、印、澳为核心四国，其中美国是当然“盟主”。从地缘上看，日本与印度如中国象棋里的“双車错”一般将中国夹在其中，而澳大利亚则奥援于东南。连接日--印--澳所形成的三角形，其中心正是南海。

理论上讲，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似乎在地缘部署上精巧得当，同时也有力地利用了中日、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中的固有矛盾，使一个“反华同盟”日渐成型。然而在经验层面，半年来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如美国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与上述诸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恰恰相反，中印、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戏剧性转圜。

中日“转圜”、“融冰”的过程与动力

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已经中断了八年。在此期间，日本“修宪”、“国有化”钓鱼岛等事件持续恶化着两国关系。此前日本也一贯追随美国，对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冷淡；相反，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则报以欢迎和追随的姿态。甚至早在美方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前，安倍就已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构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然而，最近事情却在起变化：2018年4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习近平5月4日与安倍通话，肯定了近期日方就对华关系释放积极信息并采取相应行动，强调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承前启后，时机难得。希望双方落实原则共识，管控矛盾分歧，确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有新进展。安倍呼应习主席讲话，做了积极表态。

2018年5月9日，中国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齐聚日本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一次峰会还是两年半以前，所以这次峰会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会晤后，三国发表《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造成日本对华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多种。半岛局势的突变可能是最近的诱发因素。美朝首脑行将会晤，使得半岛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而此前一直强调对朝严厉制裁的日本，面对朝韩美中等国的热络联系，也有自身被疏远、孤立的担忧，因而有必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以便在中日韩框架下取得一定协调。

从长远看，近两年来，安倍的对华政策也在由“全面防范牵制”逐步转向“有条件的选择性合作”。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因此必须放弃遏制、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选择加入、合作。这一点在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上尤为明显。

反观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强化日中矛盾为手段利用日本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对日本本身却未必有益处。正如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所观察到的，近年来日本对美外交政策正产生微妙变化，由“亦步亦趋”开始转向“主动配合”；在遵守和制定国际秩序规则上，开始由“积极参与”转为“尝试引领”。这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在增强。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的松懈，但日本政府在对美、对华外交上已经表现出更多的务实精神，即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正因如此，在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给经济增速缓慢的日本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日本开始选择参与。

中日“转圜”的原理与趋势

通过对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日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有可能低估了中日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日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这使得日本、印度等国因为并未得到实质性利益而对美国产生疏离。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的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对一“交易”方案与中国支持全球化、倡导互利共赢的方案两者间，印、日、韩等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外，特朗普的嬗变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使得日、印等国对其意图判断不明，或即便判清意图也不敢过于相信，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与之相反，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可靠性和互惠性，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话语的传播与相应行动、政策的落实，使参与国（如巴基斯坦等）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于是产生正面吸引的效应。而近年来中国在涉及领土、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果断措施，也使试图挑战中国这一底线的国家付出了一定代价，遂同时从反方向产生了吓阻的效应。这意味着任何试图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的国家，都可能为该行为面临相应的成本与风险。

因此，日本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权衡比较了“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与“团结中国互利共赢”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后，做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这或许正是中日创造性地实现“历史性转圜”的动力之所在。

当然，也正如王国委指出的，中日关系的改善还只是刚刚起步。接下来要做的应该是“知行合一”。真正做到诚实对待历史，客观认识现实，积极开创未来，以脚踏实地的行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向前走。

我们坚信，只要通过双方共同努力，铸牢政治基础，深化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好，中日关系就一定能够进入一个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期，各领域交流会越来越频繁，高层交往自然也就会水到渠成。